毛泽东和斯大林，同为二十世纪世界伟人星空中的两颗璀璨巨星，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位卓越领袖。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本来是国际共运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但近年来，这些领域又被一些自由派学者、“冷战史专家”等散布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谣言，搞得混乱不堪，因此也有略加澄清的必要。
毛泽东和斯大林共同特点是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是各自国家的伟大爱国者。这两个身份在毛泽东主席身上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只有通过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才能使国家民族获得解放。对毛泽东主席而言，推动人民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救国的过程，正如毛泽东主席言简意赅地指出过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这两种身份在斯大林身上却表现的比较复杂，一开始两者也是一致的。因为俄国之所以爆发十月革命，其基础性的原因是因为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战败而陷入严重危机，甚至有可能沦为德国殖民地。十月革命的性质既是社会主义的，也带有挽救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性质。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差不多整个二十年代，斯大林的两种身份基本也是和谐的。斯大林和苏联做了很多支援世界革命的工作，包括通过共产国际帮助建立中共，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等等。这些活动一方面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另一方面也打破，至少是扰乱了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围堵，对中国的进步具有很大积极意义。
但到了三十年代，苏联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远东，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苏日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西伯利亚有遭到日本直接入侵的危险;在欧洲，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战争威胁日趋严峻。在这种形势下，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看，保卫苏联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逐渐开始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国际共运利益之上，共产国际也开始逐渐从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沦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斯大林的后一种身份则逐渐压倒了前一种身份。
当然，斯大林后期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本来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随着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完成，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之后，这一大国沙文主义的“基因”也开始复苏。斯大林去世之后，虽然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但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认真清理，反而变本加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更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
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当斯大林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还只不过是湖南一师一位“资质俊秀”（杨昌济教授的评价）的学生。此后，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席漫长革命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大林都是世界上唯一社会主义国家里毋庸置疑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中心中最具威望的领袖，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话语权是非常不平衡的。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尤其是斯大林的双重身份，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态度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毛泽东始终是尊重的、维护的；另一方面，当斯大林身上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试图把苏联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中国国家利益之上，毛泽东也进行了温和（有时也不是很温和）而坚定的抵制，有效维护了中国利益。
在毛泽东主席之前的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对斯大林都只有尊重和服从的一面，而对斯大林的错误干预，从来都不能有效抵制，至于王明、博古等，更完全是斯大林意志的执行者。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不仅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决定自己内外政策的开始，待到延安整风之后，王明集团在中共党内彻底边缘化了，斯大林就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斯大林早期对中共干预、指导中的错误，主要还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是认识和经验问题的话，那么后期的“错误”，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对中共“下指导棋”，这些错误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坚决抵制。
1937年11月，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的政策主张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和蒋介石，这不仅会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也可能会使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突然事变时猝不及防。
斯大林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他担心苏联陷入德日夹击的境地，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但他又不相信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主要寄希望于蒋介石。这反映出斯大林思维方式中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成长壮大才能抑制蒋介石的投降倾向，并最有效的抗拒日本。
王明带回的政策主张，由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抵制，没有能够在全党贯彻，但在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却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其惨烈后果就是“皖南事变”。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又三次提出要八路军集中几个师到外蒙古的边界附近或长城一线，接受苏联武器并牵制日军，防止日军借机北进。但毛泽东主席认为，这实际上是要中共放弃行之有效的敌后游击战，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就转入和日军的正规战，必然会使中国的抗战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所以对斯大林的要求一一婉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很快撕毁国内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一开始希望中共以妥协换和平，“不准革命”，要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待到三大战役胜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饮马长江，斯大林又劝阻中共不要过江，表面上的理由是担心美国出兵干预，可能导致“南北朝”。对斯大林的这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建议，毛泽东主席或干脆拒绝，或直接就无视了。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其实就是说给斯大林听的。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紧要关头，提出这样有可能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的“建议”?根本原因还在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英美认可中国的新疆、外蒙古、东北等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并可控制中长铁路，租用旅顺军港，而苏联的这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权益”，已经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同意，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加以确认。斯大林担心，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手里的这些通过出动百万苏军发起远东战役才获得的利益，有可能会全部丧失。
斯大林的担心是对的。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首次访问苏联之旅。这次访问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位历史巨人的首次会面，也是唯一一次会面。但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一度甚至很不愉快。我们看当年的新闻纪录片，即便是在斯大林的70寿辰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也面有愠色，并没有给斯大林好脸色看。
现在一些反毛的新右派，经常把毛主席描绘成“城府很深的阴谋家”，这纯粹是胡扯。毛泽东主席固然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光明磊落，怀有赤子之心的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事实上，真正伟大政治人物，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列宁，性格都像孩子一样单纯。
那么，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为什么会进行的如此不顺利呢?且看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的清单：“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据苏联方面的记录，斯大林一开始对这一方案非常愤怒，但最终还是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要求。斯大林让步的原因，一是毛泽东主席的坚持。毛主席表示，不签条约就不离开的苏联，这让斯大林备感压力;二是斯大林担心，如果和毛泽东长期僵持下去，美国可能会在中苏之间打下楔子。这两点其实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即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和中国友好、平等合作远比在中国获得一些不平等的“权益”对苏联更有利。
但是，接受毛泽东的要求，意味着苏联将失去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旅顺军港——这是一个无须经过别人控制的海峡就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的深水良港，同时也是不冻港——俄罗斯/苏联曾在四十年里为这个港口打过两次大仗：一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第二次是1945年的远东战役。
斯大林希望在中国失去的，能够在朝鲜得到弥补，这是斯大林在毛泽东结束访苏四个月后，支持金日成发起朝鲜统一战争的地缘政治原因——如果战争胜利，苏联可以在朝鲜半岛南端获得一个足以替代旅顺军港的港口。
苏联为什么如此渴望获得一个直接面向大洋的不冻港?这是因为俄罗斯/苏联虽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国家，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舰船从本国所有的港口出发，都必须经过别人控制的海峡：从北方的波罗的海港口出发，则必须经过斯卡格拉克海峡才能进入北大西洋，这个海峡极易被英、德海军封锁;从南方的黑海沿岸港口出发，则必须经过被土耳其完全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才能进入地中海，而要出地中海，则要么走直布罗陀海峡入大西洋，要么走苏伊士运河进印度洋，这两处战略要地都控制在英国手中;如果从远东的海参崴出港，则必须经极易被日本控制的对马海峡才能进入太平洋。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在这里以逸待劳，全歼了从波罗的海长途奔袭而来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无数直接面向大洋的不冻港，所以我们很难体会俄罗斯/苏联这样巨型的大陆强国缺乏港口的窒息感。事实上，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300多年的历史，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寻找直接面向大洋的不冻港的历史，只是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在整个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中，一个最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完毕，即将向朝鲜境内开进时，斯大林却忽然食言，不肯按照事先的约定出动空军了，甚至表示，中国也可以不介入朝鲜战争，“让金日成在东北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就可以了，这完全是撒手不管的态势。
斯大林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一般推测是斯大林丧失了获胜的信心，还有人认为是斯大林担心战火会导致美苏全面对抗。但在我看来，斯大林内心深处的更加隐秘的想法，恐怕是并不介意美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因为在美国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不仅不可能要求苏联按照原定协议交出中长铁路、旅顺军港，甚至还不得不要求更多的苏军进驻以平衡美国的军事压力。这样一来，不仅在和毛泽东谈判时失去的一切都将如数回到囊中，而且中国还不得不仰赖苏联的军事保护，变成事实上的苏联附庸国。
斯大林这样考虑，是有在欧洲和罗斯福、丘吉尔打交道的经验做基础的。二战后期，罗斯福和马歇尔筹划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认为必须要让苏军占领东欧，才能使西欧诸国因为需要仰赖美国保护而甘做美国的附庸，进而否决了丘吉尔要在巴尔干登陆，抢在苏军之前占领东欧的计划。头脑简单的美国大兵巴顿不明就里，在德国投降后居然主张趁着军事优势直接进攻苏联，这在罗斯福(后来是杜鲁门)和马歇尔看来，这简直是要为丘吉尔火中取栗，为他人做嫁衣，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巴顿将军很快就死于莫名车祸了。
如果说，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是以苏联对东欧的占领为前提的，那么苏联对中国的控制，将以美国对朝鲜的占领为前提。
在斯大林看来，朝鲜战争无非是两种结局：其一，如果金日成顺利统一朝鲜半岛，则苏联可以在半岛南端获得足以替代旅顺的深水良港;其二，如果金日成失败，则苏联不仅不必交还旅顺，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中国的控制力。
但对中国来说极为幸运的是，此时领导中国的既不是蒋介石，更不是李鸿章，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如果会任人摆布，那就不是毛泽东了。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其“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表现得尤其充分——志愿军在没有空军保护的情况下跨过鸭绿江，并很快取得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将美军逐至三八线以南。在战局日渐明朗的情况下，苏联空军终于出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必须出动空军，再不出动，在未来东北亚的格局安排上，苏联将更没有话语权。
这场斯大林精心安排的战争，原以为稳赚不赔，但却以完全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方式结束，苏联不仅必须交出旅顺，也没有在朝鲜半岛获得新的港口，基本一无所获，而毛泽东则以“正手打美国，反手打苏联”的方式使中国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
斯大林的一生，可谓惊涛骇浪，阅尽无数对手。就苏共党内来说，他战胜了包括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在内的所有反对派;就国际而言，他和张伯伦(英国首相)、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马歇尔、杜鲁门等西方政治家都打过交道，纵横捭阖，从未失手，最大限度的扩张了苏联的利益，唯独在和毛泽东打交道时，不经意间就败在了他的手下，而且是一种无法对言说的隐痛，这对斯大林的打击非同小可。根据苏联档案，斯大林曾情绪失控，用激烈的语言斥骂莫洛托夫等老战友，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也用辩解的语气将他的朝鲜半岛政策解释为“回报兄弟党”。
不过斯大林毕竟是一位杰出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毛泽东的博弈使他意识到，只有同中国进行友好、平等的合作，才最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中苏联盟基础上的，没有中苏联盟就没有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斯大林答应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派出专家援助中国156个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可惜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若豚犬耳”，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完全达不到斯大林高度。赫鲁晓夫竟愚蠢到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去揭“中长铁路、旅顺军港”的历史伤疤，勃列日涅夫居然纵容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元帅在招待中国代表团的酒会上发表挑衅性言论，更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进行武力威胁。其结果是苏联在和西方冷战的同时又和中国对抗，严重透支国力，成为最终解体的重要诱因。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了反复博弈，但毛泽东对斯大林始终是尊敬的，待到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妖魔化斯大林的恶浪时，又是毛泽东主席第一个站出来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评价斯大林，充分肯定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人民日报》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先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澄清了大是大非问题，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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