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以政策措施的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处于负反馈状态[注])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市场机制的失效(处于正反馈状态[注])会引发经济的恶性膨胀，直至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经济衰退和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有破坏性的作用，必须透过政府看得见的手(主要是行政政策措施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调控与监管)的调节来促使经济稳定发展，维护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及时防止市场机制失效所造成的破坏，而避免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调控的具体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稳定价格、平衡国际收支、强化国防的物质基础。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原则就是保障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也就是控制经济运行处于负反馈状态;防止市场机制失效，也就是及时矫正经济运行处于正反馈状态的部分，使之回到负反馈状态。
正常的市场机制好比水往低处流的机制，引导资源、资本和人力流向需求尚不满足的的产业，并自动调节而趋于稳定，譬如充分竞争下的副食品市场;市场机制失效则是水倒过来诡异地往高处流，引导资源、资本和人力流向需求过剩的地方，并恶性膨胀而趋于崩溃，譬如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炒作，一拥而上的投资疯狂，譬如下达行政指标的大炼钢铁式的双创运动和提升第三产业，政府盲目补贴鼓励的光伏热而导致产能过剩等。
然而，十余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背离基本原则的失误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整体效果，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较典型的失误譬如：
1.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严重失误。我国政府一方面控制房价过快增长，防止影响社会稳定，一方面又倚重于房地产追求GDP，结果政府的调控政策反而导致房价高居不下。其中关键性的政策措施有：地方政府与地产商联手拉高房价，维护共同利益;土地财政导致土地出让金天价;17种税和56种费占到了房价的70%。这三项政策措施奠定了房价不断走高的坚实基础，促使房地产经济长期处于正反馈状态。房地产经济的恶性膨胀占用了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源和资本，固化为大量无用的空置房库存，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最后，房地产“去库存”的某些人为错误政策又演绎成新一轮的房地产疯狂，掠夺了巨额的国民财富，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削弱了国民消费能力，降低了经济活力。如今，中央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决心拨乱反正，规范房地产市场。但如果关于房地产的利益机制没有改变，还继续听任具体的调控部门为了各自的部门利益和一己私利而虚与委蛇，失误就依然无法彻底矫正。
2.金融调控政策措施严重失误。前总理抛出4万亿投资，资金来源：中央政府承担11800亿，其它近三万亿由中央发行2000亿的国债以后,打入到地方的预算、地方的赤字,作为地方的配套资金。发放一部分政策性的贷款，发放一些期限比较长，利率比较低的政 策性的贷款，作为项目资本金。扩大地方企业债券的发行。这些调控失误导致严重的负面效果，带来的过量货币供给导致了2010-2011年消费品价格和房价上涨等通胀现象，带来了巨大的地方债务。而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后调整利率达20多次，这些调控很多又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譬如2014年年中，周小川行长就表示过，中国只有部分城市的住宅市场可能存在泡沫。然而一项调查表明，在18位经济学家之中有12人认为中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全国性房地产供大于求，多数人认为限购政策与房贷政策的放松应有所限制。周小川却在错误判断之下，公然违背中央去杠杆的政策而一再放松房贷政策，以至形成“高杠杆”，助推了新一轮房地产疯狂。而利率的摇摆不定不但无法刺激有效投资，反而导致生产下降，消费需求降低，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高杠杆”不仅导致房地产疯狂，还加剧股市炒作和恶意收购，使房地产与金融长期处于正反馈状态，不断产生经济泡沫。结果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投机和股市等金融投机，导致实体经济缺乏资金，经营困难。这样的金融调控政策措施严重失误如不及时矫正，就可能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受损，经济被虚化的危险。我国金融系统的骨干如果不任用正真的人才，失误也就依然难以矫正。不坚决矫正，我国的实体经济还会继续受到伤害。
3.股市调控政策措施严重失误。2012年初笔者就在《股市必须从快整顿，优化投资融资功能》一文中指出：“中国股市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根本方针的问题。中国股市必须从快整顿，抑制投机掠夺，而优化投资融资功能，从机制上和实施监管上维护股民的利益——以红利回报为主，而不是以股票炒作赚钱为主，并有效阻止利用新股发行中的违规操作，制造少数人的暴富机会。同时，执政当局必须严打股市的老鼠仓、股价操纵、内幕交易之类的违法犯罪活动，保护股民的合法利益。不如此，中国大量的民间资金就缺乏合法、有效的渠道进行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投资，就会变成‘热钱’危害经济，甚至是违法的高利贷祸害人间。2015年笔者又在《股市危险逼近，必须立即保护股民》一文中指出股市的赌博机制根本没有被改革掉，还越赌越狂。于是一场中国民众的巨额财富再一次被美日资本和官僚资本通吃的巨大危险已经逼近。……充分发挥股市的投资功能，阻止股市赌博。不这样做就是出卖民众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其责任当权者必须担当，无以推卸。然而，正如某投资人所指出的，证监会的政策，基本目的是三个：一是帮助上市公司圈更多的钱;二是收更多的交易手续费和税收牟利，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2015年前五月进账近千亿;三是放任股市豪赌掠夺股民的财产。2015年3月22日，周小川也表示，中国前一段时间出台了一些新的流动性管理以及信贷总量管理的工具，央行在尝试，同时也在引进国际上一些成功的做法，使流动性管理工具多元化。这些多元化工具包括对市场短期流动性产生影响的工具，也包括一些中期甚至长期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同时还有传统的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包括降息和降准。“当然有的人就会问，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是一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周小川说，“我认为我们仍旧选择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巧加辩护，坚持变相的过度的宽松政策。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的一系列调控失误放大了股市的泡沫，加重了股市的正反馈机制，到了2015年形成股灾，大盘从5100点暴跌的方式一次到位3370点。有人分析道此轮暴涨暴跌最根本的原因是，大环境下实体经济利润率过低，热钱无处可去，国家放松了金融监管，银行信贷通过理财产品、伞形信托、P2P理财以及场外配资公司流入了股市，银行资金在高位被套。如今证监会开始清算投机，改革股市，要求上市公司保障分红。但调控执行人如果还是不换血，不肯引入真正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革股市机制，则股灾依旧难免。
4.产业调控政策有些失误，打击了实体经济，虚高了虚拟经济，危害国力和国家安全。关于产业政策的得失，2016年北大黄益平教授指出：所谓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干预，这种干预，既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补贴，也可以是特定的行政与监管手段，总之是要帮助消除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我不是研究产业政策问题的专家，不过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是从克服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理解产业政策的逻辑的，市场能做的还是尽量留给市场。但有效的产业政策究竟长什么样?回答可能见仁见智。我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方面：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这些，实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弊大于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提法还比较乱，其中，成思危将其的定义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则认为，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这是虚拟经济之虚拟属性的根本体现。虚拟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产权交易。如今在失误的产业调控政策推动下，实体经济开始受伤，虚拟经济虚高，尤其是所谓的“直接以钱生钱”被进一步扭曲，借助于高杠杆的投机、恶意收购和空手套白狼的诈骗活动喧嚣尘上。造成了人们鄙视逃脱实业，崇拜逃向“虚拟”，热衷于以钱生钱的投机和空手生钱的欺诈行骗。诡异的社会风气严重威胁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威胁，甚至会削弱国防的物质基础，危害国家安全。因而，产业调控应以维护市场机制和改善营商环境为主，不要主观直接干预具体产业发展，否则大炼钢铁、房地产疯狂、煤矿疯长之类的人为产业失衡还会继续出现而破坏经济结构。
5.部分税收和收费政策失误，实体经济成本过高，制造业受损尤其严重。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成本上升一直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针对“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的调查显示，人工成本上升、社保和税费负担过重以及物料采购价格上涨位居前三。以税负为例，有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不足2%。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制造业附加税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占到平均利润的约1/4。天津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企业自身的情况来看，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印花税3‰……如果再加上各种附加税，这些税费占到企业总利润的40%。似此，减税减费调控应向制造业倾斜。还有物流费用过高，销售费用奇高都严重损害制造业，也有待调控。
6.国民收入调控政策较多失误，打击了生产服务劳动热情，助长了有害的行当和不劳而获。社会中每个人创造财富的热情，而并非他们消费的冲动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显然，如果人们都愿意更努力劳动，创造财富，那么财富增加的速度就会高;如果人们都不愿意努力劳动，不去创造财富，而一拥而上空手套白狼，不劳而获，那么财富增加的速度就趋于零，社会必然趋于崩溃。目前，分配不公消解劳动热情。初次分配不公明显。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2011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0%，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数值。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趋势。有学者认为，当前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加大分配不公。据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5年的2.73倍。虽然有所改善，但还没有根本扭转初次分配不公影响劳动热情的不良现象。而二次分配，也就是税费调节也不尽合理。低收入者税费负担偏重，高收入者，譬如拥有大量房产和投资投机的高收入者，明星等高收入者的税费负担反而偏低，进一步消解了劳动热情。这有待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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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负反馈和正反馈：反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负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自动调节而趋于稳定;简单的例子有空调，温度高则降，温度低则升，室温自动调节而趋于稳定;充分竞争的副食品市场，货少则价涨，催大生产供应量，货过多则价降，抑制生产供应量，市场自动调节而趋于稳定。正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促使系统远离稳态。极端的例子是楼市和股市的投机炒作，系统迅速远离稳态，趋于崩溃，引发经济危机。
参考资料：
1.胡小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失误》
2.曾飞《股市必须从快整顿，优化投资融资功能》
3.黄益平《怎样才算好的产业政策?》
4.2016年12月8日中国商务新闻网《制造业该如何解决成本上涨的难题?》
5.2014年10月16日《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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