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侧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旁听了一场由众多“著名文革学者(教授)、历史学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但是，这个研讨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主持人以及潘鸣啸教授如空谷足音般的回答：“我们不是在搞学术！”
一
说这场众多著名文革学者(教授)、历史学者(教授)参加的研讨会“不是在搞学术”的熊景明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项目负责人，简介上特地注明其发表的著作曾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也许熊景明负责的这个“民间历史”项目真的“不是在搞学术”——虽然隶属香港中文大学，或许也未拿过大学的学术项目经费；但是这么明白的表达，不知特地去参加研讨会的知名学者秦晖教授、以及其他知名学者教授会认同自己也不是在搞学术么？熊景明说要根据研讨内容出一本书——我很好奇以“不是搞学术”的研讨出书，真正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
另一位补充强调“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潘鸣啸教授，简介上介绍是文革研究专家。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主任。简介中罗列的主要著作是《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不知潘鸣啸教授这些教职是不是因为这著作和文革研究成果获得的，如果全部“不是在搞学术”，那这些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梗，或者说戏剧性画面，出现在研讨会结束前的最后一小时讨论“以史为鉴”阶段。当时，在几位听众以“我收获很大”或“我获得很大启发”作为开场白，完成了他们的“三分钟”发言后，旁听研讨会的我要求发言，讲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参加研讨会，听了许多学者的发言，实事求是的说，我感到非常失望。觉得这不像是一场学术研讨会，而更像是一场政治控诉会。据我所知，现在学术界对文革是有不同观点的，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就和在座各位的观点不同，这里就是他的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参加?
刚才熊教授说要出一本书，很好。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包含不同的观点，否则就不是学术书籍，而是政治宣传品。相同立场的文章则要做到不自相矛盾，逻辑能够自洽。
另外我还希望，对文革的研究要注意使用新出现的材料。比如邓力群六十年代初曾经陪毛泽东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毛主席当年读书时的谈话和笔记做了详细纪录，后来邓力群把这些笔记专门出了一本书。其中记录毛主席关于“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谈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发动文革的动机，这些新材料在研讨会上都没有得到丝毫反映，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的这番以“非常失望”为开场白的发言，或许非常出乎意料，不但发言期间，全场鸦雀无声；甚至在我讲完之后，会场仍然没有人说话。
这个时候，主持人一句“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回答，打破了沉寂。
当时，我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两遍：“什么？什么？”
于是，潘鸣啸教授补充道：“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
最令人感到好笑的是，前几分钟还告诉我“是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潘鸣啸教授，几分钟后却对我抱怨说：“你是不是说只有我们讲你爱听的才叫学术，讲你不爱听的就不叫学术？”
我答：“绝非如此，我前面的发言大家都听到了，并不包含这方面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不同的观点交锋，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并非学术研讨会。”
这时一位后排的学者(博士生?)隔空冲我嚷道：“你是说我们都不是学者，只有你才是学者。”我回应说：“您才是学者，您比所有的学者都更加学者。”
大家哄堂大笑。
或许，连旁听的几位学生也同样感受到了，这场在香港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举办的“中外学者论文革”研讨会，真的“不是在搞学术”。在研讨会结束，我走出祖尧堂后，几位学生追上来，一路追问我的看法，边走边聊到了校巴站(中文大学在半山)，由于等校巴的人太多，我决定干脆步行下山，他们又一路陪我走到火车站。显然他们对我的观点感到新鲜，觉得有启发；他们也对研讨会压制不同观点的气氛感到不满。尽管路上不到半个小时，能聊的内容非常有限，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渴望，的确让我感到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还是有希望的，即便是在香港。
二
这次研讨会的全称叫“文革五十周年 ‘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时间是1月8日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地点在香港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
研讨会开始是现任美国new school 住校学者的徐友渔教授演讲，主持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教授。
徐友渔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文革是什么?”他演讲结束后，Frnk Dikotter 教授用英语演讲“文革概况”，接下来独立历史学者李逊讲“上海文革”。
茶歇之后，主持人换成Deborah Davis 教授，首先演讲的是一位老外教授Andrew Walder，他仍然用英语演讲，题目为“毛与四人帮”;然后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主持人说，原本是要请秦晖教授做一个总结性发言，但因为他下午另有行程，所以把他的演讲提到上午。秦晖教授介绍了对文革的四种态度，说文革是一种“负帕累托改进”，所有的人都没有从文革中得到好处，他还指“两个互不否定”是导致文革回潮的原因，等等。他演讲时带着一种很强的智力优越感，似乎在谈论什么可笑的事情。
秦晖教授的演讲结束之后，美国某社区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丁抒做了演讲，主题为“破四旧”。
下午研讨会继续，第一阶段的主持人是徐友渔教授。首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员的印红标教授演讲，题目为“北京造反派”;然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讲“广西文革”;第三个发言的是云南老年网络大学校长周孜仁，讲“我的文革经历”。
第二阶段的主持人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长余国良。首先发言的是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潘鸣啸教授，他也是一位“老外”，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以知青运动为演讲主题。第二位演讲的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申晓云教授，她以“军队在文革中”为演讲主题。最后一位演讲者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副教授陈意新，主题为“农村文革”。
下午5：00~6：00，进行最后一个环节，“以史为鉴”。由宋永毅教授主持，这个环节听众有了较多的权利，可以提问，也可以进行一次不超过三分钟的发言。熊景云教授在开始前讲了一段话，对讨论做了一个小结，并说要根据今天的研讨内容出一本书。
祖尧堂的环形会场设计，很适宜组织这样的讨论，因为你无论坐在什么位置，都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视野，每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话筒。场外大厅中负责售书和提供茶歇服务的校工，十分谦和有礼。
这场讨论的优点，可能也就仅此而已了。
三
这场“中外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即没有提供新的材料，也没有提供新观点，仍然是近四十年一贯制的政治控诉。发言者似乎都带着某种强烈的情绪，把手中的材料一一罗列出来，堆积在一起，既不对材料进行认真甄别，也不对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进行认真梳理，仿佛在说“你看，这是一件坏事；你看，这又是一件坏事；你看，这已经是第三件坏事了……”整个研讨会对文革的讨论是高度碎片化的，碎片不仅遮蔽了本质，甚至代替了本质。
在谈到这些“坏事”的原因时，发言者倾向于把它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有些提法并且带有故意的人身攻击性质，和这几天内地的大热门邓教授的提法相类似。这当然也并不新鲜，也是近四十年一贯制的做法，我只是好奇他们似乎丝毫也没有感到疲惫。
研讨会以罗列材料为主，但很多材料确实是经不起甄别的。
比如有一位提问者向丁抒教授提问，说演讲中关于“毛泽东听到红卫兵打人的消息哈哈大笑”是不是来自报告文学，采信虚构的材料是不是不符合研究规范?
丁教授回答说，因为他找不到旁证，所以就只好采信这个。
——找不到可信的材料，就采用不可靠的材料，历史可以这样被研究吗？
整个研讨会洋溢着一种自鸣得意的、自我证实的和自我强化的气氛，似乎场外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或者他们假装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不存在。
四
再讲两个小插曲。
上午的讨论阶段，香港资深文革研究者林敏捷老人要求发言，开宗明义表明对整个研讨会的基调不赞同：“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毛主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林老声音洪亮，胸前佩戴一枚醒目的毛主席像章——于是，主持人很快回过神来，打断林老说“不要表述你的观点，只要提你的问题就可以了”，下面有些听众也开始喧哗，林老只好坐了下来。
我举手要求发言：“希望研讨会能够表现出尊重不同意见的基本风度，林老是有资格对文革问题发表看法的，他不仅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文革的研究者，我觉得他的话没有讲完，所以我把发言机会让给他。”
我讲完后林老立即起身再次发言，结果主持人又要求他不要表述自己的观点，下面又开始喧哗，林老的发言被迫再次中止。
第二个小插曲。下午，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申晓云教授在演讲中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争夺权力，没有任何理念或路线之争的因素。她说的如此绝对，我就不能不向她提问：“我记得上午徐友渔教授说文革的起因是毛刘之间因为要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产生了争议，这显然是说路线之争才是文革的起因，您又断言没有任何路线之争的因素，那么你们究竟谁说的正确呢？”
申教授显然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于是她一下子说了很多话，有点长篇大论的感觉，但核心意思似乎是“即便是有路线之争，也是为了争夺权力”，我忍不住又追问一句：“这就是说，还是存在路线之争的，并不是不存在路线之争，对吗？”
申教授又说了很多话，还是没有清楚的回答上述问题，我于是再次追问：“您的意思是说既有路线之争也有权力之争，对吗？但事情的本质总归只有一个吧？本质是什么呢？”
申教授第三次说了很多话，其他教授也开始插话，旁听席上已开始有人发出笑声，我也不忍心继续追问下去了，于是说“好了，我没问题了。”
五
最后的讨论阶段，由于我“非常失望”的发言，引出两位学者的“我们不是在搞学术”的心声之后，发言就变得十分有趣了，我不能一一记录，但实际上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辩论对象，那就是我刚才的那番讲话。我心里略略感到有些歉疚，觉得我的发言伤害了他们，破坏了他们自娱自乐的好心情。
研讨会结束时，一位学者模样的女士对我说：“你真有勇气！”我好奇地反问说：“这需要勇气吗？”她回答道：“对呀，在这样的会议上讲这样的话，需要勇气。”我问道：“您是？”她说：“我就是中文大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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