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对新中国历史影响既深且巨的反右斗争爆发60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在主流的纪念文章中，全部都是在谈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的成就，无人涉及小平同志参与、领导反右斗争的历史贡献，这是令人费解的。
关于反右斗争的性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明确界定：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了1957年反右问题。比如，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小平同志关于反右斗争的谈话，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反右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斗争被扩大化了”。这两句话其实“决议”相关表述的简化，或者说“决议”的相关表述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的观点。
如何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句话?我认为，“反右是正确的”，主要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右斗争的决策，以及整个这场斗争的本质，而“扩大化”则指的是执行当中的问题。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房间脏了，决定打扫一下卫生，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打扫的过程中毛手毛脚，把桌子上的花瓶给打碎了，这就是执行中的问题，是“扩大化”。
实事求是的说，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对反右斗争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邓小平。这是由小平同志在当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方面，作为政治局常委，充分参与了开展反右斗争的相关决策，另一方面，作为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为彭真同志），通过书记处全面领导了反右斗争。
关于邓小平在当年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地位，笔者曾经在《郭松民 | 文革前的书记处和做为“副帅”的邓小平》做过详细论述，这里在稍微赘述几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由于书记处代表中央抓落实，因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归书记处管。毛主席强调：“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一律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在这样的格局下，周恩来担任总理的国务院，彭德怀担任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都要向书记处报告工作。
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可谓位高权重。一方面，他作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直接参与最高决策，另一方面，他又是常委中唯一在书记处工作的人，以总书记的身份领导书记处工作。打个大家都容易理解的比喻：当年的小平同志就相当于党和国家的CEO——首席执行官。
1957年，小平同志刚刚53岁，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正是壮盛之年，他以极为充沛的精力的和强大的执行力，领导了反右斗争。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相关记载，从1957年4月开始，总书记邓小平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处理的工作，就是整风和反右。据统计，在反右斗争的号角正式吹响之后，从1957年6月到12月，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共计43次。而研究反右斗争的多达37次，占86%。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共20次;专门听取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关于整风反右汇报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也涉及其他工作的8次。而专门研究其他工作的仅仅只6次。这就说明，小平同志及书记处在1957年的主要精力是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还先后到东三省、陕西、四川、山东等省市，现场检查督促反右斗争。1957年6月7日，小平同志在东三省的省、市、地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强调“右派不仅仅有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有政治目的，对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是仇视的。”激发了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反右斗争的热情。
如果把反右斗争比做一场战役，那么这一时期的小平同志堪称“总前委书记”。根据《邓小平年谱》，7月4日，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7月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电话会议上作《整风反右派报告》;7月12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会上作《关于当前整风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反右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刻，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具体部署”。而在此次重要会议上，小平同志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并最后做“总结发言”。由此可见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关键性作用。
小平同志在领导反右斗争中，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拥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善于捕捉战机的特点和“铁腕”作风。1957年5月28日，在“整风”转向“反右”关键时刻，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做《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他提醒书记们要为即将展开的反右斗争做准备：“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要放长线钓大鱼。”这一指示对各地反右斗争的规模产生了重要影响。
反右斗争开始后，在各种会议上，小平同志对各级领导人告诫最多的是“不要犯温情主义错误”。他在7月8日的电话会议上强调“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党团员是右派应该一视同仁，当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要包庇，没有什么可惜。”1957年10月15日，在书记处拟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仍然强调要纠正“温情主义右倾情绪”，指出“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
与小平同志的热情和干劲相比，反右斗争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主席反而显得有些“温情主义”。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写的后来被认为是吹响了反右号角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就强调反右基本的指导方针，是尽量缩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必须“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6月29日，毛主席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改写和加写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在鸣放期间曾有“惊世骇俗”的言论。反右斗争开始后，有人认为，傅鹰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但毛泽东主席在看到他的言论后，5月1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于是，“最应该划为右派”的傅鹰，却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
9月22日，毛主席在同出席八届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中，头一条就尖锐地提出：“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防止出现“扩大化”的问题。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里，还没有看到具体组织、领导反右斗争的小平同志有防止“扩大化”的言论。
小平同志在领导反右派斗争中，除了在宏观上强力推进外，对一些重要的单位和个人，也给予了具体指导。比如中央党校(当时称中央高级党校)，一开始只划了两个右派，7月24日小平同志在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汇报时严厉批评“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中央党校随即将右派人数增加到9名，8月23日到书记处汇报，结果受到小平同志更加严厉的批评。最终中央党校在学员中划出了63名右派，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在教职工中则划了32名右派。
在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是否应该被划为右派的问题上，社长吴冷西本来试图保住李，不料在开会时，小平同志拿出材料向与会者表示：“请大家看看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右派分子？”李慎之随之被划为右派。
以后的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确有识人之明。八十年代之后，李慎之成为中国自由派公知的一面旗帜，他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小平同志当年力主将他划为右派是完全正确的，并非“错划”。
改革开放之后，小平同志顶住了要求全盘否定反右斗争的压力。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小平同志指出：
“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
1981年7月17日，当他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又呈现泛滥之势时，又勾起反右往事：
“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1986年底，小平同志甚至亲自点名，开除了三位被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即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的党籍。
反右斗争，无论对新中国历史还是对小平同志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根据1957年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判断人们言行是非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一直坚持到今天，这也可以说是反右斗争的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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