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馆里很多人要等着，我们就在那里看电视，一个小小的、悬起来的、只有14吋的电视，电视里演的是劳动人民最爱看的“法制节目”。央视12套有一个法制节目，其他各省区电视台，也都有法制节目。法制节目现在“很好看”，不是对我们专业意义上的“很好看”，而是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很好看”。节目演的是一个母亲，亲手掐死了自己六岁的女儿。从这样一个事件中，折射出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隔代抚养的问题、个人主义的问题、法制观念的问题等等。
父母都出去打工——我们知道，现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这样。人虽然没有亡，但是，家都破了。“家破人亡”，“人亡”的数字现在没办法统计，肯定也是以千万计，但“家破”，是以亿计!多少亿的家庭，都不完整了。所以春晚，“家”这么一个庸俗的主题，年年演，就因为中国的家都破了。虽然不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是“家破山河在”，有家不能团圆。为了生活，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孩子怎么办呢?搁在家里老人抚养，等孩子长到五六岁了，挣了点钱了，终于可以回来了，就产生了亲情隔膜的问题。孩子跟父母没有亲情，甚至还有怨情。
一方面，他的家不团圆;另一方面，媒体怎么宣传呢?“父母要爱孩子，父母不能离开孩子，离开孩子就是不负责任”——媒体天天向劳动人民灌输的，是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可以家庭团圆，然后把这个作为道德标准——不能做到这个标准，是道德有问题，是你不爱孩子。被迫不能团圆家庭的孩子，就开始恨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团圆，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剥削，所造成的!而媒体，恰好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他们不但要剥削他们父母的血肉，还要污蔑他们的父母是不道德的。但是，劳动人民自己并没有这个觉悟，于是，家里每天打得乱七八糟，人际关系很复杂。
这个母亲，就觉得孩子也不爱她，孩子的爷爷、奶奶，也不爱她，孩子的爸爸，也不爱她，人生无望。后来有一天，这孩子就失踪了——这个节目制作得很有悬念，不断去破案——后来，发现疑点在这个母亲身上。母亲说孩子不幸掉水里淹死了，不敢告诉他们。都不信，又继续破案，经过曲折的过程，找到了孩子的尸体，验尸发现孩子是被掐死的，最后才破了案。让那个母亲在镜头前去说，她也不会说什么，那镜头画面，是挺可怜的。
这样一个节目，中间当然要穿插一些编辑的导语，这些导语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几个关键字他都提到了，比如“留守儿童”“隔代抚养”“个人主义膨胀”“法制观念淡漠”等等。法制节目基本都是这一套，讲了很多很多社会上黑暗的、罪恶的事情，然后说你不懂法啊——最后还要对劳动人民再捅上一刀——你不懂法，法制观念淡漠，所以这样!
那么，社会上成百上千这样的事件，是他们不懂法吗?是他不知道杀人要偿命、杀人要判刑?而在屋里，同时观看这个电视节目的六、七个人，除了我之外——我不光看节目，还看他们——他们没有人注意这些导语，这些导语每天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些导语，他们自己都能说，给我理发那夫妻俩，还有其他理发顾客们——卖馒头的、超市的小老板，还有不明身份的年轻女性——他们都会说这些话。谁不会说呀?“不懂法呀”“哎呀，这人咋这么自私呢”“都被爷爷惯坏了”“她老公不爱她”，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而且我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上电视去讲，都不比我们的教授讲得差，甚至会讲得更丰富。他们为什么不再相信专家教授?你不能给他们提供新鲜的知识、新鲜的解释，你提供的那些都是废话，甚至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话，不但无助于他们改善悲惨的命运，可能给他们身上又多捅了几刀。
那么，大家在那里看什么?大家主要看情节。大家深深地陷到这个情节里面去了，跟着情节走，不是被表面上的那些话所引导着走，而是被这个文本展现的方式引导着前行。所以，这个情节展现的方式，比案件本身更令人关注。任何文本后面，都有一个叙事者，我们看电视节目，也要时时去关注那个叙事者要干什么。叙事者后面是编导，编导虽然写了那些很堂而皇之、高大上的导语，但是，我们通过节目，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并没有导语中所呈现的、那种话语所需求的真诚。那些话，只是“穿靴戴帽”而已，不得不说。每天都要这样说，他其实并不信。编导自己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懂法吗?从来就不是。
在二十多年前，我最早帮助一些电视台策划法制节目，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去。我可以帮他们把这个文本弄得更玄幻、更吸引人，但是我跟他们的法制观念，完全是针尖儿对麦芒。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会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法了。每天鼓吹“依法治国”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法。他们最知道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最不公正的东西。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法律，并不意味着道德就能完全公正，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改变方式，用道德来审判社会，也不是这样。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增加收视率，在不犯错误、不犯纪律的前提下，无限地追求收视率、追求广告。所以，虽然是法制节目，但是办节目的趋向、思路，与湖南卫视是一样的。
我今天上午发的微博，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终于被逮起来了，已经被“双开”了。我前段时间写的微博，怒斥湖南省委，他们花钱把我的微博删掉。多年来，湖南所领导的文艺阵地，充满了反共反华、低俗猥琐的内容。我公开指责，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有本事真心地反共反华，那你上井冈山啊，你拉起队伍武装革命啊，我佩服你是“好汉”。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微博，能不能生存下去。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这家伙是坏蛋啊?我原来也不知道，我只是解读你的文本，看你的叙事者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是一伙反动领导，不可能这样，不可能在毛泽东的家乡，修基督教主题公园——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俯瞰着毛泽东、毛岸英。
正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收视率，所以，节目制作得很“文艺”。法治节目制作得文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只是增加艺术性，这我是赞成的。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基础上，增加艺术性，是可以的。案件的报导是真实的，越来越像“非虚构”的文类，很真实。一方面很文艺，一方面很真实、非虚构，所以在他的讲述过程中，去掉伪装的道德说教之外，我们发现这个节目的呈现方式，其实是没有道德约束的。
我们通过解读整个文本，来看它的倾向性——它只是为了引起“惊叹”，一个是“惊”，一个是“叹”。“惊”是这个事让你料不到，比如亲生母亲掐死自己只有六岁的亲生女儿，这事儿挺“惊”的。选材要好，包袱要到最后才抖，中间的各种曲折，最后要导致你的“叹”，“哎呦，这个妈妈太狠心了，怎么这么没人性呢”“这孩子真可怜啊”等等。只要达到这个“惊叹”，让你长时间地沉浸在这里，它就成功，而并不管播出这个节目后的社会导向。我们说这个导向不好，他也可能想了，也可能没想，他不去管这个，他甚至不去想这个节目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古人在评点一些小说的时候，用过一句话叫“毫无心肝”。“毫无心肝”从我脑海里蹦出来。这里说的“毫无心肝”，与当年鲁迅对香港媒体的批判，还不太一样。鲁迅很早就对这种现代娱乐媒体，有高度的警惕。我们知道，鲁迅那代人，都是得现代报刊之力，借助现代报刊写作、赚钱、成名，可是鲁迅又是最早对现代报刊有警惕的。鲁迅就批判香港那种报道，“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那就是“毫无心肝”。无论发生一件什么事，记者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高兴的——不要被他用一些形容词渲染所遮蔽，其实他心里高兴。他每天就盼望着，发生越来越罪恶的事，盼望着好去报道。如果实在报道不了，他要制造，他要捏造。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得罪香港记者，那个时候在北大校园里，就潜伏着一些港台记者。我那个时候就是校园“风云人物”，他们有时候会来采访我，遭到我的痛斥。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祸害还不够大，人们还不太了解他们的罪恶，直到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最“毫无心肝”的媒体，就是那儿的了。
但是鲁迅批判的，跟我要说的这种法制报道，还不太一样。鲁迅批判的那种方式，还毕竟太下作、水平太差，人们一看就恶心。而今天，以法制节目为代表的文本，看上去并不下作，看上去很正义、很客观，事实很清楚，道德立场人家也表达了——“这不对啊，而且这个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该说的都说到了。就像教授写论文一样，写得很全面，就像你崇拜你的导师一样，你觉得你的导师可好了，写的文章可四平八稳了，什么话都说到了，其实，是“毫无心肝”。
这个节目甚至让你想到恩格斯所论述的“现实主义”的那种意味。马列是反对“作者跳出来直接进行说教”的方式的。恩格斯特别强调，文本自身所展示的倾向性。倾向性，不是叙事者自己跳出来，说“我是倾向于谁的”，就能成立的，而是由文本客观决定的。文本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它真实的倾向性。
正像我在自己的一个群里边，讨论了关于杨振宁的问题一样——这几天“左”“右”两翼，对于杨振宁问题的争论，不能简单地以他们所标榜的倾向性来判断。事情正在起变化，当作为“左派”有杀头坐牢危险的时候，“左派”的人可能大多数都是好人;现在好像当“左派”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很多“右派”大V被收拾了，忽然发现一夜之间“左派”多了，从原来的，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到现在，我们发现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高举爱国旗号。我特意说了一句话——你们如果真的爱毛主席，你们想想毛主席说的，“左派我看都是反革命”，越来越多的“左派”其实是“反动派”。所以，不要被表面的“左”“右”所迷惑。1957年“反右”的时候，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都是“左派”。包括北大的很多老师，他给共产党提意见，认为你官僚主义，认为你不够革命，认为你拿共产党的标准衡量还不够——这怎么是“右派”呢?这不是“左派”吗?他说你不够“左”啊。结果，把这样的老师给打成“右派”了，所以被打成“右派”的人里边很大一部分都是“左派”。可是改革开放一开始，给他们都平反了，就乱了。打成“右派”，打得很乱，平反也平得特别乱，因为这个时候，说明“右派”是对的，大家都纷纷出来说“我是右派”，也有一些人说“我不是右派”，就乱套了。我们今天的所谓“左”、“右”，也仍然是混乱的。
对于“倾向性”问题，我从小就知道这个词，但是没把它当回事，觉得这好像都属于很官方的一种概念，讲“倾向性”，是不是就是讲要“为人民服务”呀、“革命立场”啊?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自由主义倾向性的，都是要追求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思想的。就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来北京大学访问的香港大学学生代表团，去采访我们系的老一代作家学者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当年是和茅盾齐名的作家，同时也是北大著名的老一代学者，很有风骨，很有个性。印象最深的一段是香港的同学问，“吴先生，您觉得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吴先生很严肃地，举着一个手指头说：“倾(方音qióng)向性，倾(qióng)向性!”当时这个词已经很旧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洪流滚滚，谁还说这种词啊?没有人说“倾向性”的问题了，可是老先生竟然说“倾向性”。
老先生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也在各种运动中受冲击，但是据说老先生脾气很倔，不怕冲击，谁冲击他他冲击谁，所以结果还都比较好。我们学校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当年是“梁效”班子的成员，被当成“四人帮”的余孽收拾——“梁效”那是全国最有名、最有水平的专家学者才能去的，能进梁效班子的，都是党中央亲眼看中的人——那个时候，谁敢给他们说话呀?可是吴组缃先生就说，“哼，有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进梁效，人家江青看不上他。”八十年代，敢说这样的话，那真是叫“铮铮铁骨”。在八十年代就敢于公开给四人帮说话，没几个人，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去看人，疾风识劲草。
而我始终记得吴先生说的“倾向性”问题。后来我发现，我们所学的西方文论中的很多概念、理论，其实讲的还是“倾向性”的问题，只不过换成了其他的词汇，来掩盖这个色彩太鲜明的这个词。特别是在一些亚文化文本、通俗文学文本，各类电视节目、媒体文本中，各种所谓“非虚构”的文本中，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可能比“你是谁”，还重要。歌曲的作者，就随便写了这么几句话，他是为了表扬抗洪的解放军——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你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句词很有深意。过去学雷锋做好事，最后都说一句“我的名字叫雷锋”“我的名字叫解放军”，这个个体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谁”。如果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你是谁”的问题，其实决定于“你为了谁”的问题。你这个名字，在你死后就没什么用了——大多数人的名字就没什么用了，有很多人肉体生命还没结束，名字就没什么用了——你的名字怎么才有用，决定于你“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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