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界尚没有人对流动性泛滥的后果作严谨的工程学论证。因此，中国人对这一后果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也因此，在政策调整上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由于央行被动的用人民币对冲国际贸易顺差，年额度高达人民币两万亿元，导致广义货币M2对GDP的比例超过160%，形成大规模的流动性泛滥。如此庞大的流动性，将对国民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如果，流动性转入基础建设等长期投资，将对国民经济产生有利影响。但是，非常遗憾，M2的庞大增幅通过银行，转入楼市和股市这两个特殊资产市场，构成特定资产价格的大幅攀升。特定资产价格攀升，虽然表达为资产增值。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价格变动并不意味着实际价值的增加，也就是说，并没有真实地创造价值。就本质而言，仍旧是借市场之手进行再分配。极其可怕的是，由于资本和信息的不对称，这种再分配实际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人的财富剥夺。用一句流行术语，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对国民福利的大规模剥夺。
任何熟悉市场经济史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在任何市场当中，永远只有极少数机构和个人可以在资产价格的高端套现。大部分民众将是资产价格波动的终极受害者。当他们将财富购置非自用资产时，构成投资行为。这种投资应当获得稳定的和经常性收益(房屋租金或股息分红)，如果不能形成稳定收益(如租金或股息低于银行利息)，他们最终会放弃投资。资产价格升值终究存在极限,基于资产价格升值的投资，属于投机行为，投机行为难以长期持续。特别是，投机行为并不适合缺乏资讯和训练的普通投资者。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大规模进行投机行为的时候，国民经济的运行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如果，发生任何突发性的事件，将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资产价格的暴跌，将使脆弱的投资者心理压力剧增;从而导致消费剧减，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通缩;经济会出现大规模衰退，企业大规模破产，劳动人口大规模失业。甚至不排除引发社会动乱的可能性。
因此，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需要在市场效率和市场秩序两方面寻求平衡。资本市场发展的大跃进是一种非理性行为。目前，中国仍然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市场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此时此刻，非理性的经济政策，将促使经济结构加速失去平衡，使经济发展难于持续。笔者认为，目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已经过度向资本倾斜，形成对国民福利的剥夺，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并构成大规模投机行为的诱因。必须对现行财政金融政策进行系统反思，并且，有秩序地加以改进。一般性的遏制资产泡沫的措施已经没有意义(例如微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财政金融政策的彻底改革。
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近几年的情况十分令人忧虑。由于海外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它们的分析师和经济学家逐渐成为中国理论界的主流，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制度和政策走向。尤其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在强大的营销能力支持下，迅速占领学术、传媒和研究机构，成为明星式的理论学术权威，拥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和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近几年的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走向，留下了他们深深地烙印。或者说，由他们制造了制度的缝隙和政策的缺口，形成大规模价值转移和再分配的历史性机遇。笔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一切言行，无论托辞如何时髦、美丽、动人，几乎全部结果都是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而且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对国有资源和国民福利的剥夺之上。
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重视“资产定价理论”、“价值投资理论”和“股东价值理论”，他们以此作为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基础。美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近年来发生深刻变革，就是源于上述理论的运用和实践。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金融机构无法在其本国进行资本掠夺，而将资本掠夺以全球化的方式突进到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破解中国的制度壁垒，绑架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他们的必须要做的工作。中国的流动性泛滥，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有着巨大的关联性。中国治理流动性泛滥的政策，深刻地影响美国的经济;因此，美国史无前例的动用各种手段，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中美战略对话的焦点，无不涉及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显然不是统计学数字。我们需要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保证国民福利稳定改善的唯一出路。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强大地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掠夺他国价值的能力基础之上的，而绝对不是统计学数字基础之上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才会产生大量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将大量沉淀中国可贵的金融资源，使中国经济失去源泉和动力。中国政府不必介意纯粹市场经济的谎言，不要按照原始自由资本主义的路径前行。我们为什麽不能吸收美国当代经济学最新成果?我们为什麽不能按照“资产定价理论”、“价值投资理论”和“股东价值理论”规范中国的市场?我们为什麽一定要按照美国逻辑治理经济，运用财政金融政策转移国有资源和国民福利，成全不合理的中国式资本回报?
中国流动性泛滥的经济结果已经逐渐清晰了。现在需要做的已经不是零打碎敲的货币政策调整。中国需要对现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进行系统的思考，并且开始有秩序的变革。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道德勇气、杰出智慧和高超的管制能力。
(《环球视野》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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