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张国荣香消玉殒14年的日子。网络和部分主流媒体，又开始了对张国荣的大规模追忆，抑或消费。
张国荣逝世十余年来，每年这一天都会受到相当规模的隆重纪念，他死后的殊荣，远胜他生前的受人爱戴。也让同样是4月1日牺牲的“海空卫士”王伟相形见绌。
为什么是张国荣？
为什么要如此隆重纪念一个已经去世多年的艺人?遍览纪念文章，发现把张国荣捧上神坛的理由其实语焉不详，多是一些煽情但大而化之的语言：
“他是在逆境中‘默默向上游’，将自身潜质发挥到最极致的一个代表，他也是在辉煌中依然全力以赴，孜孜不倦的追求完美主义最高境界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将艺术视为生命的艺人，自始至终都在演绎着他的人生;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是渴望赢得最多的掌声;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敢爱敢恨……”
不错，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电影演员，拍了一些不错的电影;他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歌手，出过几张热销的专辑;此外，他还有着清俊不俗的外表，比较敬业、比较热情、比较热心公益……等等，但这些就足以构成他被如此纪念、被如此铺天盖地宣传的理由吗?
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人物是被中央军委授予“海空卫士”荣誉称号的烈士王伟，他在2001年发生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牺牲，他牺牲的日子刚好也是张国荣自杀的日子——4月1日。但媒体对王伟的纪念活动，多年来却只能用冷清来形容。很多媒体甚至连提都不提，有的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点民间的自发纪念活动。王伟和张国荣的待遇，可谓冰火两重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位空军英雄和一位娱乐明星，炒作谁更有市场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王伟和张国荣的待遇，可谓冰火两重天。
媒体和相关人士炒作张国荣，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恰恰是因为他有“市场”，所以才会被选中。
为什么是“文化毒奶粉”？
张国荣能够成为一个长盛不衰文化偶像，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和时代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张国荣热”作为一个现象，只有在时代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漫长的中国革命终于开始退潮了，与之相应的革命文化，也迅速地被边缘化了，缠绵哀怨的邓丽君取代了激昂雄壮的进行曲，人们看淡了乌托邦理想，只想过自己“甜蜜的生活”了。而到了198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延绵不绝的五四启蒙文化也忽然被打上了一个休止符，“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时总算可以作为唯一合理的要求，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了。
性欲、消费欲、占有欲，无边无际的欲望，因欲望而兴奋、而颓废、而奋斗、而犯罪、而改革、而开放，这一切又由于“现代”一词而合法，而可以被传承和实践。一切的故事都要以此为动力，才能被圆满地解释。
张国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欲望的符号开始被香港和内地的媒体及受众狂热追捧，1990年代是他大红大紫的年代。在那部为他带来盛誉，并奠定了其在电影界地位的《霸王别姬》中，他出神入化地表现了个人是如何以现代性的欲望来反抗古典性的道德。观众几乎无法分清，究竟是张国荣扮演了程蝶衣?还是程蝶衣扮演了张国荣?据导演陈凯歌回忆，张国荣曾对他说“他就是人戏不分，雌雄同在，他就是程蝶衣。”
欲望并不全是性，但性却是欲望的集中表现。张国荣能够成功演绎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张力带给人的痛苦，当然和他特殊的性取向有关。张国荣是双性恋，而不是一般人们认为的同性恋。他喜欢女人，也曾经有过几个众所周知的女朋友，然而他后来又爱上了“唐先生”，甚至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唐先生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他去世后，唐先生以“挚爱”的身份位列家属首席，并继承了他留下的一半遗产。
张国荣和唐先生之间的“爱情”令荣迷和媒体津津乐道，堪比宝黛和梁祝;并由于是张国荣，这些事情似乎有了明朗积极的味道，庶几要被顶礼膜拜为先进文化了。请想想看，为什么不捧张国荣呢?把张国荣捧为情圣，自己的类似行为也就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了。
但一个巨大的陷阱是，对欲望的无度解放并不能让人幸福，反而更容易让人陷入痛苦。王国维有言：“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叔本华也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其痛苦的根源乃在于欲望的不可餍足，但如果欲望被满足，人又会陷入无聊之中。所以人生要么痛苦要么无聊。刺激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无法忍受的依然是灰色的日常生活，还是要渴望新鲜而强烈的高级刺激。但欲望总归是无法满足的，新鲜的会变得不新鲜，刺激的会变得不刺激，人无可挽回地要堕入到单调、平庸的深渊里去，于是欲望又总是和绝望、忧郁、焦灼、苍凉、惶惑等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其在生理、心理方面的后果，就是抑郁症的泛滥及无药可治。
纵观张国荣的一生，简直是这两位哲人论述的人格化——他已经功成名就，他已是亿万富翁，但他总是落落寡欢。在他的生命长河中，似乎永远流淌着不妥、不安、痛苦的旋涡，他的眼睛总是抑郁的，他似乎感到了自己的生命指向虚无、渺茫、琐屑，这使他无法忍受，他最终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24楼纵身一跃，放弃了一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名句，但这难道不同样是张国荣一生的真实写照？如果张爱玲看到这一幕，她大概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命是残酷的……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张国荣的悲剧命运，确实打动无数陷于同样处境的当代人，尤其是物质生活优裕，精神却空虚的中产、白领以及小资们的心弦，他们物伤其类，感同身受，他们的心和张国荣是相通的，纪念张国荣就是纪念他们自己，他们呼唤着“哥哥”的时候，就是在呼唤自己的灵魂，他们在为张国荣落泪的时候，也在为自己落泪。
在此，无意对张国荣先生本人做出任何评价，逝者已矣，惟愿他能够安息。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文化偶像的张国荣，对今日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一罐包装精美的“文化毒奶粉”——作为文化符号、文化偶像的张国荣，不仅把对欲望的追求推到了极致，而且使这一行为蒙上了一层凄美伤感的色彩，使人们在放纵私欲的同时还能够自我感动并不可思议地获得一种崇高感，从而更加气势磅礴地自我放纵。
然而今日中国最需要的，却不再是用欲望反抗道德，而是重建社会信仰，重建社会道德，重建核心价值观。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将会像1949年以前那样重归一盘散沙，“中国梦”就将永远是一个梦而已。
文化统一：谁统一谁？
张国荣在内地引发的狂热，内地主流媒体对张国荣的追捧，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当祖国大陆在经济、军事上逐渐强大，逐渐具备整合两岸三地的能力，有望最终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时候，在文化上却处于一种“被统一”的状态，不是大陆向港澳台输出核心价值观，而是港澳台向大陆输出核心价值观。
这种现象，并非因为港澳台地区文化的强大、更不用说是“先进”了，而是由于内地文化的溃败，这潜藏着巨大风险。因为这意味着内地的文化认同出现了问题。
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曾经用一种不无羡慕嫉妒恨的语气说：“中国明明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的确，中国自秦汉以来，基本维持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没有像欧洲那样破碎成几十个小国。这其中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从春秋战国以降，中原地区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就是中国统一的粘合剂。只要这种文化认同存在，即便出现暂时的分裂，最终也还会“分久必合”，重新统一。
但如果文化认同被破坏，中国就会出现长期分裂的局面。比如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后，中国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期间，就经历了长达360多年的分裂，直到禅宗出现，中国文化完成了对佛教的“消化”之后，中国才在隋唐复归统一。1840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军事、经济侵略，也是一种异质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侵略，这就是李鸿章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果中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直到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革命文化产生并获得普遍认同，中国才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港澳台之外的主体板块的统一。
革命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资源，革命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
但历史发展是曲折的，革命文化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一个从泡沫化到破裂的过程。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面对西方丰裕的消费社会，普遍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一时成为潮流，革命文化没有被继承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新的形势，而是不断被解构、被抛弃、被妖魔化。在这种情况下，港澳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就俨然以“先进文化”自居，排闼入室，大举北上，如入无人之境了。
平心而论，香港文化虽然不乏精致之处，但总体而言，它是一种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文化，其核心是个人主义，追求的是感官刺激，缺乏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担当。由于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文化无疑还带有对西方自卑对内地优越的“西崽文化”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说，张国荣是人格化的香港。如果说张国荣由于自我认同的错乱，在男人、女人、唐唐之间左右为难，终至抑郁并以死求解脱的话，那么香港也同样在认同中国还是认同西方之间左右为难。这些年来，无论是反“23条立法”还是反“国民教育”风波、“占中”，抑或对内地学者的言论动辄神经过敏，歇斯底里，都反映了这一点。因此，香港如何避免张国荣式的结局，是需要岛内各界，尤其是文化界、舆论界所认真考虑的。
应该说，张国荣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支流或者亚文化，是可以存在的，但如果成为主流，就绝不是一个好现象。中国需要在继承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主流文化，重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文化自信。中国应该用自己的主流文化实现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文化统一，而不是任由“文化毒奶粉”式的港澳台文化在内地跑马圈地，成为文化乱源，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可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原作于2013年，2017年4月1日重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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