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67年8月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 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
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此处由几个字看不清)决定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
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像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
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像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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