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Phone创始人自杀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之中。关于这一事件本身，在全部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前，我无意说更多的什么。我想说的只是这一事件的附带效应：舆论对“蛇蝎女人”的审判。
2016年发生了王宝强马蓉离婚案。在这一案件引发的舆论风波中，王宝强一条短短的微博，就将马蓉标定为潘金莲之后，中国历史上最歹毒的女人。随之出现了全民围观“潘金莲”的狂欢 。
在这一类的案件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悖论：在具体的案件中，女性似乎非常强势的，是阴谋的策划者、罪行的实施者兼受益者;但在舆论的漩涡中，她们却处于绝对弱势的被审判地位，百喙莫辩。
同样与此呈鲜明对照是，如果案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围观的规模则会小得多。
经常上网的人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种花式“当街打小三”的视频在网上大肆流传，且都能收到不少点赞。在视频中，打人的“正妻”都理直气壮，似乎被注满了正能量，“小三”通常以手遮面，不敢抬头。
“小三”这个今天被广泛使用但充满贬义，在道德上被标定为下贱的指称，是从“第三者”转化而来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当小三还被称为“第三者”时，这个称呼还是中性的，甚至约略带有前卫、思想解放的意味。当年有一本畅销书《绝对隐私》，讲的就是第三者们伤感、浪漫的故事。
和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冲出封建家庭的潮流不同，21世纪初，我们遇到是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家的地位也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满大街都能看到二十四孝图，孩子们被从小要求背诵《弟子规》、《三字经》，看场电影，也会在正片之前，看到一众明星，满口子曰诗云，向你宣讲他们自己也未必明白的四书五经。
当然，在今天社会已经原子化的背景下，家的地位提高是有合理性的，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向我们提供保护和安全感的地方。八十年代之前，“单位”——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学校——作为基层社会的共同体可以向我们提供安全感和保护，但今天单位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领工资的地方”，家的地位就凸显了。
我无意对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做总体性的评价，毕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面对传统文化，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提醒：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地位是很低的，甚至完全没有地位。
比如，男孩子出生，叫做“弄璋之喜”;女孩子出生，叫做“弄瓦之喜”。“璋”是美玉，“瓦”是原始的纺锤。这很明显是歧视性描述。“弄瓦”一开始便把女性固定在“内务”的角色上，限制了她们的活动范围，从而便于进一步控制女性的思想，操纵她们的肉体。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亚圣孟子说：“妇人，伏于人也。”“无违夫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班昭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固不可逃也。”
传统的七出之罪(即可以把妻子赶出家门的七条绝对律令)都是女性单方面的义务。比如第三条所谓“淫佚出”就是彻底的单向道德。只要求女性守节、守贞操，否则就“嫁卖”。丈夫则可以纳妾、嫖娼、偷情、给人戴绿帽子，妻子却不能因之提出离婚。
所有这些(当然远不止这些)，当然都是糟粕，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加警惕，全盘接受，中国有可能再次变为“孔教会长”们主导的令人窒息的社会。
弘扬传统文化，应该建立在五四以来我们取得的进步的基础上，而不能摧毁我们的进步。否则的话，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个性解放和自由幸福的百年追求，将有可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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