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对外交往中有一条被隐秘遵循，但未曾在外交文件中明言的原则：“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听上去非常不体面，浸透了厚颜无耻的马基雅弗利精神，实际上却包含了实用主义的智慧，又符合经济理性、外交理性的原则。
道理是简单的：一个敌国，如果你能够将其击败，当然就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也意味着它不再继续对你构成危害，消耗你的资源。如果你不能将其击败，那么最好将它变成你的朋友，尽管很多时候这往往意味着丢面子和支付一定的成本，但这比继续对峙——无论是军事对峙还是外交对峙——要省钱的多;更重要的，这会使自己更加安全，可以集中资源与精力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越南、古巴、伊朗等等，总体上都采取了这一原则，这成为美国最后获得冷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反的例子是苏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之后，斯大林最先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明白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必须以中苏联盟为基础。在冷战已经拉开序幕的情况下，苏联绝不可能承担起在西线与北约对峙，同时在东线又与中国对峙的代价;且从长远看，苏联两亿左右的工业化人口，也绝无足够力量和西方十亿左右的工业化人口对抗，因此苏联必须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
所以，尽管斯大林享有战胜纳粹德国的崇高威望，也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但对新中国向其提出的各种要求(当然都是合理要求)，基本照单全收。后来斯大林更明确向中国提出，亚洲的革命，包括朝鲜、越南的革命，都由中国来管，苏联则集中精力于欧洲，这就有一点要和中国平分天下，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中苏同盟的意思了。考虑到斯大林曾经向中国出过“划江而治”的馊主意，我们只能说斯大林的进步是明显的，无愧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家。
遗憾的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能力江河日下。赫鲁晓夫一度对中国的态度似乎比斯大林更友好，但对中苏关系本质——中苏联盟是苏联大国地位的真正基石——的认知，则远不如斯大林来的深刻。
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的处理，明显带有情绪化和机会主义的眼光，对美苏关系则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试图为了讨好美国(换取美苏共治)来“约束中国”，这就彻底摧毁了中苏联盟的基础，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留一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二十世纪进行技术封锁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最臭的一步棋是用“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但他根本不明白，这样做的结果对苏联的伤害远甚于对中国的伤害。
从经济上来说，赫鲁晓夫情绪性的愚蠢行为，使苏联经济“体系”急剧萎缩，从横跨欧亚大陆(规模上略小于今日中国一带一路的范围)的巨大空间，萎缩至欧洲的边缘地带。同时，由于失去了中国这个苏联工业品的巨大市场，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市场又过于狭小无法代替中国，苏联不得不用“输血”的方式维持自己的体系，这种格局决定了苏联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经济制裁中国的结果，使苏联失去了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有效杠杆，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除了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进行军事威胁外，已不能用其他方式影响中国。而苏联“陈兵百万”所产生的成本，远远高于五十年代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支出。八十年代之后，苏联为了牵制中国，又不惜血本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更使苏联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五十年代之后，美苏相互构成“两极”格局，实际上不能实现真正和解，在两极之间，真正游刃有余的是中国。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真正的战略眼光，尽管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却始终不能打开中苏关系的僵局，反倒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在朝鲜、越南连遭败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现实的面对中国崛起，尼克松执政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在冷战中最后战胜苏联奠定了基础。
历史往往惊人相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朝鲜半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中国的安全关系极大。简言之朝鲜半岛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中国对朝鲜半岛发生的事情，既无可能置身世外，更不应该置之不理。
毛泽东时代，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和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志愿军撤出之后)的方式，把朝鲜半岛的安全纳入中国管理之下。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东北亚一直安如磐石，极大节省了中国的战略资源，使中国可以从容处理中苏、中印边境冲突，以及在东南方向应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朝鲜核问题发展到了今天，对朝鲜来说，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核卒子”已经过河，可以斩将杀车了。对中国来说，东北亚的局面则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在东北亚安全上面临全新局面。
朝鲜拥核已使抗美援朝的最大成果——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安全管理权——丧失殆尽。在唐高宗支持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来一千多年的中朝关系史上，朝鲜在安全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还是第一次，对中朝都是一个崭新的问题。
朝鲜拥核成功，意味着朝鲜已经化被动为主动，客观上成为中美竞相抛出橄榄枝的对象。除非中国愿意在贾庆国一类“专家”忽悠下为美国火中取栗，否则美国不会甘冒核战争的风险解除朝鲜核武装，“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铁律正在启动，最近美朝之间的直接接触已经清晰的表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中朝关系的改善必须在朝美关系的改善之前，以确保朝美关系的改善不损害中国利益。一个拥核但友好的朝鲜，最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一个拥核但不友好的朝鲜，动不动“京畿震动、变生肘腋”，会极大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
为今之计，中国可以在默认朝鲜拥核(这只是面对现实而已，萨德入韩已经为中国的政策转换提供了很好理由)的前提下，逐步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使朝鲜在安全上摆脱对中国依赖之后，形成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此来获得影响朝鲜外交政策的杠杆。
最终的目标，是把朝鲜完全纳入人民币经济圈，而不是美元、日元经济圈，使朝鲜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朝鲜核问题在“没有解决”情况下的解决。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绝非苏联单方面恩赐一样，中国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也绝非是朝鲜单方面受益。朝鲜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质的劳动力，将为中国经济注入一股新活力，至少使整个东北获得一轮高速增长二十年的机遇。
今天，经历了自九十年代以来二十多年令人精疲力竭的外交、战略博弈之后，朝鲜半岛的安全、和平与繁荣问题出现了彻底解决的有利契机(中国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家统一)，现在是考验我们战略智慧和勇气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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