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提醒我注意署名“老蛮评论”的文章《两脚羊殇歌—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见http://www.sohu.com/a/192628164_534679)，并希望听到我的看法。上网查了一下，此文被广泛转载，可见其影响力之广。
下面是我的回复。
您提供的文章已阅读，我的看法如下：
一、此文的核心逻辑
(一)货币信用的基础
货币之所以能被社会成员接受，靠的是其信用。早期的货币信用建立在贵金属的基础上，而英镑、美元的信用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础上。
(二)人民币信用基础的演化
1、1986年至1994年，人民币的信用建立在中国政府的信用上。而中国政府的信用不被接受，导致黑市价格盛行。“到1993年，中国经济终于走到了崩塌边缘”。
2、1994年到2008年，人民币的信用逐渐建立美元信用的基础上，人民币的发行量主要取决于央行的外汇储备量(央行自有资产中，外汇占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24.2%一路上升，到2008年达到77.2%)。其间，“2001年底我大中国加入世贸，算是彻底打开国门，并完全放弃了主权货币地位。”。于是“外资的涌入解救了中国，资金链濒临崩塌的央行获得了庞大的外汇输入，就此变得财大气粗。”“人民币获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牛气冲天，汇率不断升值”。
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QE计划，也就是大规模印钱，向金融系统补充流动性，但依然不够应付灾难。”“美元就此大规模回流”，央行资产中外汇储备占比2014年3月达到峰值83.32%，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8月跌倒61.35%。这对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文章的以上论述，基于1986年至2013年的“央行历年资产表”。我去查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从2010年开始提供“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年底余额)”，起始年份为2008年。国家统计局网站从2007年开始提供“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年底余额)”(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从1999年12月开始，逐月提供“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不知此文中1999年以前的数据来自何处，或许作者经其它渠道获得。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作出的央行资产主要结构演化图如下：
数据告诉我们，央行资产中：
外汇占款比重1999年12月为39.78%，此后一路上升，到2014年4月达到其峰值83.32%;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8月降到61.96%。
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比重为43.49%，此后一路下滑，到2007年1月降到5%以下;直到2014年8月，都维持在5%附近，此后明显回升，到2017年8月已达24.82%。
对政府的债权占比大体维持在5.2%附近，其间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从2000年12月的4.02%急升至2001年2月的7.54%。此后波动下降至2007年5月的1.94%，到2007年12月又急升至9.65%。此后缓步下降至2017年8月的4.4%。
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占比1999年12月为10.84%，到2000年10月急升至23.17%。这期间金融业最大的事件是国家成立了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中国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此后占比下滑，到2005年4月降至10.45%。
到2006年5月又波动上升至17.98%。其背景是2004年建行、中行剥离不良贷款超过2000亿元2005年，工行进行剥离，共处理不良贷款超过7000亿元。此后占比一路下滑，到2017年8月为1.82%。
(三)2008年后央行的应对措施与实效
失去了美元信用的加持，作者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央行的货币发行没了龙头，导致货币乘数(M2/央行总资产(即基础货币量))持续上升。
作者指出“像美国这样可以向全世界发行纸币，并以其货币信用支撑起全球外贸的国家，货币乘数也不过是长年保持在3左右”，而中国的货币乘数已于2015年7月超过4，进入危险区域。现在已经在4.65到4.75之间波动了半年之久，这是个极为危险的局面。
央行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危险，2013年在货币乘数接近3.5时。
“我国开始紧缩银根，央行开始减少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并通过一系列窗口指导，尝试打压银行的贷款冲动，并多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压制地方债务扩张的冲动。到2013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占总资产的比值下降到了4.1%。然而，这一次根本谈不上严厉的金融调整，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2013年中，钱荒爆发了。”
“2013年的整个六月份，中国金融市场一片风声鹤唳，股市暴跌，债市暴跌，所有人都在追问，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很简单，被各类政府债和国企债借去了，沉淀到了不能创造现金回报的市政工程、基础建设里去了。(注：这个分析说明作者对货币循环一知半解。货币不是钢筋水泥，不可能“沉淀”到市政工程、基础建设里去。那些支付原材料的货币成了供应商的销售收入，支付工资的货币则转化为社会购买力，为另一些资本家提供利润。可以说市政工程、基础建设不能盈利，却不能说货币“沉淀”在它们中了。这些货币事实上最后沉淀在资本家们的逐利资金中去了。)
资金紧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到6月底，央行终于撑不住了，放弃了紧缩银根的做法，继续向商业银行提供大规模借款，以吊住银行的命。”
“到12月份的时候，央行又尝试了一把，当月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下降到13148亿，结果立竿见影：钱荒第二次发作，资金拆借利率当场暴涨到6月份的水平，全国人民都被这连续两次钱荒吓尿了裤子。央行自此再也不敢尝试紧缩政策，”
为了解除“商业银行这种一停止供水就会随时暴毙的状态”，当局尝试了多种手段。
其一是在股市制造“国家牛市”。
“从2014年底开始，一场股市的国家牛市被强行吹了起来。银行不计成本的借钱给券商，让券商拿去借给股民，让他们融资炒股。无数资金跟风而至，拼命的在股市加杠杆。”结果“到了6月12日，上证指数涨到历史最高点5178点”，“到6月18日，噩梦开始，千股跌停盛大开演。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每天都是千股跌停，一直持续到8月底，整整跌足两个半月，上证指数跌到3000点左右”。
其二是房地产“去库存”运动。
“2015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总额2.66万亿。此后，为了让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央行彻底打开了人民币的水龙头。到2016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暴涨到8.47万亿，增幅高达318%。”结果老百姓“拿出终身积蓄，拿出养老金，拿出棺材本”冲进房地产市场。
作者指出：
“我国大致是从1998年开始逐步放弃此前的福利分房制度，启动商品房改革，步入商品房时代，因此一直到1998年，我大中国国民的收支结余的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棺材本存起来。98年之后，一切都变了，购房逐渐成为我大中国国民最大的支出项目，没有之一。”“1998年，中国刚刚开始恢复商品房供应的时候，当年度城镇居民收支结余的18.9%被拿去买了房，”“2010年的当年度购房负担水平就达到了80%。高达8成的居民收支结余流入房地产领域”。“在被房地产吞噬了超过9成的当年度居民收支结余，超过8成的累计结余之后，我国的老百姓，已经没有任何余力承受高物价的冲击了。”
其三是工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2016年初开始，在行政强制命令以及银行资金的强行推动之下，工业原材料价格启动了在剧烈波动中上涨的模式。”“原材料价格上涨，一定会向下游延伸，并导致整个工业领域的成本上升。”“下游的企业面对这股浪潮根本就无心应战，纷纷的选择直接关门了事，这无疑将会增加失业并进一步降低国人的消费能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就是无以伦比的通缩与萧条。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无法承受成本上升而销售不畅带来的经营压力而破产，从而加剧萧条的到来。”
(四)作者的结论——“最后的殇歌”
上述三大应对措施的失效，导致了作者极度悲观的结论。
“央行当前最主要的印钱手段：向商业银行提供借款，然后商业银行再把这些钱贷款给居民买房，或者给企业经营。现在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到了极限，居民的棺材本已经被吞噬了超过8成，贷款买房的能力已经被榨干了，”“在目前的原材料的涨价浪潮之中，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根本就不挣钱。”
“我们这么一条一条的分析下来，我大中国剩下的唯一的选择，竟然是QE：央行印钱，去购买我大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然后政府拿钱去投资，去开办国企，去经营项目，也就是以我大中国自己的国家信用，来为人民币背书。人民币摇身一变，从依靠美元信用加持，变成所谓的主权货币。”“1980年代我大央行这种借钱给国有商业银行再贷款给国企的行为，与直接购买国债事实上并没有区别。到了今时今日，没想到30年一个轮回，摆在我大中国面前的，竟然又只剩下这一条路。”
“回归1980年代的模式，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深入骨髓的冲击。首要的条件，就是我大中国必须重新建立自上而下的国有经济体系，能够覆盖从生产到供应的全链条。”
“私营企业将如何自处?它们将无从获得央行的支持，它们只能在接下来的重新洗牌中排队破产。然而，私营企业事实上提供了这个国家过半的城镇劳动岗位。2015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40410万，其中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员仅6801万，占比只有17%;而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就业总人数，高达28077万，占比高达69%。就目前这样的局面，无视私企的死活，将资源全部集中到政府和国企身上，回归1980年代模式，这将会极大的考验我大中国的治理能力和矛盾压制能力。我大中国政府将必须为了占比不足两成的城镇国有单位人口，而坚决打压占比近七成的私企员工和个体户的生存诉求。国企员工能吃香喝辣，而企业员工则一个个的失业，在绝望之中慢慢饿死。我无法想象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将如何推行并获得最终的成功。”
“我只能眼睁睁的听着那两脚羊殇歌一声声的奏响。而你们，对此一无所知的你们，正做着岁月静好的迷梦，一步步的走向黑暗。”
二、对文章的分析
之所以用如此大的篇幅梳理此文的基本逻辑，并大幅引用其原文，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确切地理解作者的思想。
作者熟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历程，也熟知主流经济学的教义，虽然他不客气地称主流经济学家为“装逼派经济学家”，称他们的文章是“垃圾”。但他分析中国经济的理论框架依然是主流经济学。
(一)关于货币信用
此文整个分析的基石是货币信用，此文的作者认为这方面有两个“大神”。
其一是1717年的英国科学家牛顿，他提出金币可以不足值，但需以政府信用保证可足值兑换贵金属。在作者看来，“将政府信用与货币发行相捆绑，这恰恰是牛顿爵士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破性贡献。”“这种贡献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不比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来得小。”
其二是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学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父哈里·怀特。在他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1盎司黄金=35美元，美国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兑换。”哈里·怀特于1948年逝世，“人类自此失去了最后的经济学大神”。
视这二位为“经济学大神”，证实了作者“老蛮”不了解中国经济史。
中国早期的货币主要是贝、铜、铁币(贵金属更多用于帝王的赏赐，而非用于交易媒介)。贝、铜、铁都有某些使用价值，即货币本身是人们愿意持有之物，学者们称这样的货币为“足值货币”。由于“足值货币”本身就是财富，这导致它的标定价必须等于其自身的价值，自唐到明初，我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人们早已发现“钱重则私销，钱轻则私铸”(《清史稿·食货志·钱法》)，当铜钱的面值高于铜材时，民间就会铸钱牟利，反之就会销钱铸器，虽严刑峻法而不可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宋时期，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面值，结果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此类记载在两宋文献中不胜枚举。连笔者都体验过类似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就有人搜集硬币，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搞得硬币奇缺。
可见，“足值货币”与“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内在的冲突。作为“交易媒介”，它需要在经济体中不断地流通---所以有“通货”之称，而作为财富本身，它将被囤积，其结果则是通货紧缩。而我们的先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北宋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币制，当时地方行政单位分为13“路”，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四川以铁钱为主，铁钱重而值低，如一匹罗要二万个钱，重一百三十斤，这严重阻碍着商旅。宋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专门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钱交付给铺户，铺户则给存款人以纸质凭证。当存款人持证提现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个凭证被称为“交子”。
用可以随时变现的“楮券”从事大宗交易，显然比笨重的铁钱方便。于是发行和兑换交子渐成一个行业，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这个行业必须随时、随地无条件兑换，于是信用成了行业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额，原来是存钱时填写，随着业务量的扩张，变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楮券”。为保障无条件兑换，理论上需要有与发行总额相等的现钱，但随着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间的相互支付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一部分被保管的现钱几乎永远也无需动用。这意味着交子的发行量可以大于铺户拥有的现钱。于是铺户拥有的现钱成了“准备金”，而交子成了纸币。准备金与发行总额的比率则成了“准备金率”。中国人发现“准备金率”时，牛顿爵士的先辈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土人，先后被丹麦海盗和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征服。
这种由民间发行的纸币，被称为“私交子”。纸币承担着全社会的交易中介职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间业者，或者因为道德风险，或者因为经营风险，难免信用破产，导致大范围的危机。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信用的“加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政府直接为纸币提供信用基础。
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在元朝任职，令他诧异的是“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汗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物那样。”(《马可波罗游记》)可见基于政府信用的纸币，那时就已经广为流通。这样广泛的流通，基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信用又基于何处?
马可波罗看到的纸币，是元中统钞。以金、银为准备金，“每钞贰贯倒白银壹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为保证纸币的社会信用，在首都和各“路”(大体类似于现在的省)设立“平准库”，确保钞银兑换。纸币稍有壅滞，则“出银收钞”。为了建立纸币的信用，主事“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元史新编·食货志》)这样谨慎的政策，节制了中统钞的发行，培育了其信用。
可见宋元时期，中国就发现货币不必用贵金属制造，只要保障纸币可随时兑换贵金属，纸币就可流通无碍。与之相比，晚了好几百年的“大神”牛顿爵士，还在面对金币是否应“足值”的问题。
我们先辈对货币的认识虽然远领先于英、美的“大神”们，但也并未得到究竟。他们还停留在贵金属本位论上---纸币是兑换贵金属的凭证。这个思路将纸币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用贵金属的稀缺性来遏制滥发纸币。那些恢复“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主张，背后就是这一理念。
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贵金属的生产、发行量与社会的交换需求匹配。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我国自唐代以来，主要的货币是铜钱。我国是铜矿稀缺的国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铜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通货紧缩--“钱荒”。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银与中国交换茶叶、纺织品、瓷器等，白银的流入，缓解了铜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开始转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导致了通货膨胀。(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可见靠贵金属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信用，是不现实的。那货币的信用到应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回答这个问题先应搞清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
主流经济学的答案是:交易媒介。如果这就是人们持有货币的全部目的，答案就简单了，以物价指数为央行吞吐货币的准则，央行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唯一准则是保障物价指数稳定。上世纪90年代，新西兰最早试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预订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根据通货膨胀率与预定目标的差距来决定货币发行量的收缩与扩张。此后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智利、韩国、波兰、巴西、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都纷纷效仿。其隐含的理念就是视货币为交易媒介。
然而，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并不仅是作为交易媒介。研究货币史的学者们发现，早在铜钱时代，无论是官家还是富商大贾，“具有积贮铜钱的惊人偏好”。(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武汉)，2008.2)这些被积贮的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交易媒介的匮乏，中唐至明中叶里屡屡发生“钱荒”，尤以两宋为甚。官家和富商大贾“积贮铜钱”其实与今天的积累资本动机相同。这些人不再靠挣钱养家糊口，以钱生钱才是他们的目的。将这批货币视为交易媒介，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
当今的在统计体系中，货币发行总量被称为M2，它被分解为三个部分：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其它存款)。检验统计数据，发现大体满足费雪公式，因而可以被视为交易媒介的只有流通中的现金M0;而准货币(其它存款)根本不满足费雪公式，银行需为其付息，因而必须将其贷出，以赢得利息。从而，它本质上是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作为逐利资金，它要求的“信用”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基本稳定。
于是我们看到，被视为货币发行总量的M2，其实包含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一是交易媒介，其信用建立在物价指数稳定的基础上;其二是逐利资金，其信用建立在社会平均利润率稳定的基础上。所谓政府信用，其实就是能否提供这两个稳定。显然，除了政府，没有那个主体有能力、有义务提供这两个稳定，而政府就能提供这两个稳定吗?
(二)利润极大化——货币稳定的死敌
《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一文盛赞美国的国家信用，“美国之所以能在1971年取消美元锚定黄金的制度之后，依然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依然强大，依然富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它依然是全世界尖端科技的带领者，流行文化的传播者，它的士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中国只是在“完全放弃了主权货币地位”，“人民币获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后，才“牛气冲天，汇率不断升值”的。
然而，如此美好而可靠的美国国家信用，却在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瓦解了。使依赖美国国家信用的中国金融界，落得个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的下场。依靠美国国家信用，不过是鲁迅所说的“他信力”，美国国家信用的瓦解，迫使我们自己去寻找物价指数稳定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稳定之基。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利润极大化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机制。用时髦的术语，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导致社会的资源配置决策，原则上必须也只需考虑盈利的可能性和亏损的风险。这样的机制长此运行，势必导致逐利资金持续膨胀，而为之提供利润的社会购买力则相对萎缩。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是一切利润的终极源泉，1985年最终消费负担的逐利资金为自己的17%，而到了2015年这个负担率升到了276%!统计数据显示，它还会依惯性直线上升。勿怪乎1985年生产任何东西都能挣钱，而今却到了行行赔本的地步。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社会平均利润率根本不可能稳定，逐步下滑才是必然的。而作为逐利资金的准货币，在这过程中膨胀为货币发行量M2的主体，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现金则萎缩到不值一提的地步。这导致主流经济学中关于货币的全部理论沦为一堆废话。
由此，指望货币发行量M2的价值稳定，根本是痴人说梦。只要社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亦即靠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任何政府都无法保证货币的稳定，换而言之，政府根本无法为货币提供持久的信用。
文章作者“老蛮”羡慕的，英国政府、美国政府的信用，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岁月真是把杀猪刀啊。在所有存在过的货币系统中，英镑、美元是稳定期最长的，前者得益于殖民主义;后者得益于全球化，都是将本币的覆盖范围向全球扩张，从越来越大的外围地区获得资源和利润，以缓解内部矛盾积累的速度。然而扩张终有限度，一旦无法继续扩张，矛盾就会迅速积累，最终拖垮这个货币系统。所以，当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完成其“全球化”时，转折点就来临了。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是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可能持久稳定运行。由此，指望政府为货币稳定提供持久的信用，成了镜花水月
(三)丧钟为谁而鸣?
《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文中揭示的中国经济遇到的一切困境，均可溯源于这个症结。逐利资金与利润源的持久失衡，导致实体企业经营艰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早已不是新闻。为了保障就业、维持社会安定，当局只能如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一般，大兴公共工程。而这不可能盈得当期账面利润，却不得不为此发行大量的货币。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单位GDP(当年价)对应的货币发行量呈持续上升的态势，2003年货币当局就意识到这一态势的严重性，此后5年努力降低单位GDP(当年价)对应的货币发行量。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调整，这一比率从2008年的151.31%跃升到2016年的208.31%。其间2013年又进行了一次弱弱的调控，结果引发了全国性严重的钱荒，当局不得不放弃。事实证明，持续地超发货币，是这架经济机器运转的必要前提。
由于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超过社会购买力的增速，使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失衡积累起来就导致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教义主张任危机爆发，以消除多余的资本，使经济恢复正常。然而经济体不是教科书中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危机导致的老板跳楼、工人失业、社会动荡、激进思潮涌动不是统治者能够承受的。于是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超发货币以平衡供需，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将其视为应急的短期措施，但在需求不足这个常态下，凯恩斯主义变成了经济调控当局的长期政策，于是另一个失衡在更长的周期中积累起来：货币与可交易财富的失衡，如上图所示。
当实体经济已经不可能为这些多余的货币提供起码的利润时，它们势必要自寻出路。人们观察到的，就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疯狂。在这两个市场中，逐利资金已经不在是追逐教科书中描述的利润，而是逐利资金拥有者在相互撕咬，甲方的“利润”就是乙方的亏损，所以有人称之为“赌博资本主义”。
当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走到这一步时，资本主义又还剩下寿命几何?作者“老蛮”显然感受到了这危机，他发现：
“我们这么一条一条的分析下来，我大中国剩下的唯一的选择，竟然是QE：央行印钱，去购买我大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然后政府拿钱去投资，去开办国企，去经营项目，也就是以我大中国自己的国家信用，来为人民币背书。人民币摇身一变，从依靠美元信用加持，变成所谓的主权货币。”
“私营企业将如何自处?它们将无从获得央行的支持，它们只能在接下来的重新洗牌中排队破产”。
一句话，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到了尽头。这使“老蛮”悲观万分，称：
“我只能眼睁睁的听着那两脚羊殇歌一声声的奏响。而你们，对此一无所知的你们，正做着岁月静好的迷梦，一步步的走向黑暗。”
注意，所谓“两脚羊”出自对金灭北宋惨况的记载：
“自靖康丙午岁(公元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宋·庄绰《鸡肋编》)
可见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尽头是人相食的地狱。
三、沉舟侧畔
通观全文，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老蛮”流露出向往与惋惜之情。看到中国走不通这条道路后，流露出极度悲观的情绪。或许是受制于情绪，虽然他以“经济数据狂”自诩，却没能作进一步的理性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经济危机本质上是金融危机，不涉及生产力、技术、社会的客观需求等因素。危机的症结在以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这就是进一步分析的起点。
在现代经济中，分工高度深化，生产高度社会化：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供他人消费，其中许多是供生产的中间环节所需;每个人的消费99%以上由他人生产，消费者根本不可能认识生产者，尤其是中间环节和原材料的生产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经是社会现实。
这带来一个深刻的问题：如何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匹配。从历史上看，分工带来交换，交换产生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扩大了交换的范围，提高了交换的效率。而且，不同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千差万别并随时间变化，生产要满足社会需求，就必须能敏锐地探知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及其演化动向。以货币来呈现消费需求是最便捷的方法。对每个社会成员而言，他的选择是在资源(可支配货币)有限的条件下，达到其效用极大化;对消费品生产者而言，是在资源(产能、流动资金、原材料等)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需求，并保障生产的可持续性。这样的企业必须依利润极大化原则来配置资源。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和销售量，是反映社会需求演化和产能与需求差距的最原始的信息。因此，在最终消费领域，应由货币扮演交易媒介，以保证这一信息源。
然而，社会还有许多其他领域需要配置资源，如国防、治安、环保等等。在这些领域不可能有交易，因而无法形成价格。但这些领域对资源的需求是真实而必要的，对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应由利润极大化机制完成。
还有一些领域，虽然逻辑上可归于个人消费，但其投资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账面利润。如交通网的建设与运营。它本质上是社会的超前整体投资，如果靠交通收费来平衡资金流，将使交通网的建设极为缓慢，有些地区的交通网甚至根本不可能建成。而交通网的建设对区域的均衡发展、社会的内聚力乃至国防安全极为重要。通讯网、电网的建设亦有类似的性质。因而，向这个领域配置资源，盈利可能性只能是需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且不能是主要因素。
城乡基础设施服务于整个社会，其中有的(如道路、公共绿地、公共广场、垃圾处理设施、上下水系统等)难于于向个人收费，因而不可能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价格。有的涉及社会成员的均等权益(如地下水、消防系统、治安设施)不应向个人收费。对这个方向的资源配置不可能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
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教育本质上不是个人消费，而是国民素质的发展。国家只有对全体青少年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从全体青少年中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培养为社会各领域下一代的领路人，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对不同智商、情商的青少年因材施教，才能培养出下一代高素质的建设者。因此青少年获得的教育机会，绝对不应受到其家庭富裕程度的影响。而教育产业化的本质，恰恰是靠家庭的经济实力配置教育资源。它不但埋没了一大批潜在的英才，更成为阶级地位的固化机制，最终导致社会撕裂。因此，在教育领域绝不能搞市场化、产业化。
医疗与住房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是尽人皆知。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的医德败坏，直接推动了全社会的道德沦丧。住房领域的市场化已经使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体的痼疾，更使住房成为压在普通百姓头上的大山。
文化娱乐领域被视为理应市场化，它由个人消费，完全可以向消费者收费。但看看我们的大众传媒，已经沦为资本家挣钱的工具。靠秀脸蛋甩屁股一夜暴富的“小鲜肉”被捧成了青年人的偶像，而为中华崛起做出杰出贡献的功臣们却默默无闻。为了盈利，无底线地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迎合低级趣味的结果，毒害了整整一代青年，使精致利己主义、笑贫不笑娼、容忍甚至主动顺应潜规则、乃至崇洋媚外成为常态。社会应该容忍这样的市场化吗?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为整个商业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据电商从业人员透露，电商数据显示，从整个社会看，许多需求关系的稳定性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是可以理解的，电商规模越大，汇集的数据越大，虽然个体消费高度随机，但巨量个体消费的总和，却相当稳定。概率论中的“大数定理”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正是这样的体验，让马云意识到：未来30年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但目前的大型电商平台均掌握在私人资本甚至外资手中，让私人资本依靠电商平台，去追逐利润极大化，只会使全社会的货币循环陷入越来越深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巨型的电商平台须归属社会公器，以为社会的经济计划提供实时而可信的数据。从现在起就需研究、规划、设计转轨之途。
现实的社会经济体中，最强大的利润极大化机制存在于金融领域。2011年12月的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表示：“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2011年12月02日)
而金融领域的核心功能本应是辅助社会资源配置。事实证明，当金融领域致力于利润极大化时，一方面导致对社会需求变化的超调反应，形成一次次“过热”、“过冷”;另一方面，社会需要而不可能交易、无法形成价格、因而不可能形成利润的领域，势将长期缺乏资源;更重要的是，金融领域以钱生钱的能力超强，会导致逐利资金迅速膨胀，恶化整个经济环境。
因此，指导金融领域的原则，只能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一方面是社会生产能力与实际的物质条件吻合;一方面是社会各方面需求(如居民各种消费需求、社会运转与发展所需的各种功能(教育、安全、生态、交通、区域间平衡等))的平衡。一句话，金融领域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谋求系统整体利益的极大化，绝不能由资本利润极大化来指挥。
为实现这一原则，金融领域必须归属社会公器，不能私有化。
综上，在生产领域，越靠近居民最终消费的领域、越是需求不稳定的领域，利润激大化的作用越强，以探求、适应居民需求变化的动向;越是远离居民最终物质消费的领域、越是需求稳定的领域，就越不需要资本利润极大化;在可能形成价格的领域，可以考虑发挥利润极大化机制的作用，在不可能形成价格的领域，就不能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在物质领域有部分空间可容纳利润极大化机制;在精神领域绝不能容忍利润极大化机制的控制。
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是：用市场和利润极大化机制来解决社会资源配置问题。上述分析揭示出这是何其的简单化而脱离现实。整个社会的要素配置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巨大的课题，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之一，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不过是商人的宗教。当年的孙中山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现实的经济危机已经显示了这商人宗教的破产，它将整个人类置于凶险莫测的境地。此刻，仅仅为商人宗教的破产而悲鸣，无法避免“两脚羊”的命运，只有直面现实，用理性之光向前探寻，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依靠自己的理性探寻，而不是依赖对神的信仰。今天的我们更须继承祖先的精神遗产，开展无畏的探索。
四、病树前头
观察人的机体，其精妙、合理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上千万年演化的结果(自人猿相揖别算起)，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生理演化历程。与之相比，人类社会的形成不过在10万年前，它经过了若干阶段的演化，每一次都使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谓“文明社会”不过发生在约1万年前，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约500年的历史。与人类机体的演化历程相比，人类社会的演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沦为“病树”，不过是社会演化的低级阶段暴露出其症结，不代表人类就要灭亡，相反它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人类共同生存的合理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个体本位，认为社会是由个人这种无差异的“原子”组成的，每个原子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自然就在其中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表达的就是这一理念。考诸生物界，它类似于黏菌团----一堆同质的黏菌聚在一起，相互提供生存环境。显然，今天的社会根本不类似于黏菌团。高度深化的分工导致了千差万别的工种、职业、行业、领域……。其间的配合精密细致，一旦出现不协调，就会引发大小灾难。它更类似于人的机体。
对人体而言，需解决两类决策。
一类是体内资源的配置，为每个器官和细胞提供所需的生存环境，包括营养物质、氧、酸碱度、排除代谢产物等。还包括各种生理参数的调节，如血压、血糖、血钙、体温等
一类是外部资源的获取，包括寻找食物、水源、适宜的气温、躲避捕食者、应对灾难、寻找更适宜的栖息地等。
经过漫长的进化，前一类决策已经高度程序化，由植物神经系统来完成，后一类决策则是创造性的问题，由大脑皮层完成。
与之对照，人类社会同样面临这两类决策。经济体内大多决策数属第一类：将已有的或可直接获得的资源配置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前已述及，这类决策中只有一部分可以靠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解决。事实上随着产能的提高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一空间还在逐步缩小。
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的产生的条件是：有限资源的分配。当产能充分发展，已经足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时，社会就不再需要靠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来分配资源了。比如，2015年我国鞋类总产量为140亿双，全年鞋类出口98.7亿双(2016年全球鞋业暨体育产业发展趋势论坛《2015中国鞋业运行分析》)。如此巨大的产能绝对超过了全国人口对鞋的需求。当年全球人口也就72.8亿，中国的产量几乎能为全球每一个人提供两双鞋。在这样的条件下依靠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的来解决鞋的生产与分配问题，只能是一方面导致鞋价大跌，制鞋企业的资金流枯竭，老板跑路;一方面大量资源浪费。事实上，在制造业内，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一直是官方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2005年11月、2009年的8月26日还专门就产能过剩问题举行国务院常务会议。2013年国务院更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此后历年都有各行业产能过剩的报道，涉及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炭开采、煤化工、光伏太阳能、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大型锻件、氮肥、磷肥、农药等等。这表明了靠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资源导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生产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们为追逐利润，不顾宏观态势，盲目扩张产能，最后浪费社会资源，引发金融危机。
在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理性的出路是：由社会从整体上控制产能的分布。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产量。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此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手段。
医疗、住房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机体对每个细胞必须提供基本的生存环境，缺此，细胞就不可能组成肌体。因此，医疗、住房必须由社会整体规划、提供。否则社会将缺乏内聚力。将这两个领域交给资本家，其社会恶果至今还在困扰我们的社会，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对国防、治安、环保、交通网、通讯网、电网、城乡基础设施、教育、科研、传媒、舆论等领域的资源配置，类似于机体的第二类决策。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甚至社会的安危。将这种决策付诸资本家的牟利动机，必将危及整个社会的生存。
这个领域的资源配置决策是否合理，首先要基于深入严谨的调查研究，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程度是决策合理性的基础。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否则就只能听凭官僚们拍脑袋或资本家们的钻营。
由于这类领域的资源配置不涉及个人交易，不可能产生价格信息，也不可能带来利润，因而不能用资本家的财务报表来进行决策和评价。从本质上说，它不能在货币+市场+利润极大化机制的框架内进行。
这类决策依然是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
其约束条件有四类：
其一、相关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如钢铁、水泥、化工材料、农、林材料、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
其二、能源的稀缺性。
其三、技术能力的边界。
其四、对象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如投入产出关系等。
其目标函数应是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对这方面的研究远未深入。现实中的决策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问题严重了，就像那个方向投入资源;甚至由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决定实际的资源配置。可见这是个需要大力发展的研究领域。
这类资源配置，类似于大脑皮层的工作，社会正是在这类工作中，逐渐形成社会的整体理性;回顾数千年的文明史，人类在阶级、种族的严酷争斗中摸索前进，西方而文艺复兴，带来的仅是小集团乃至个人的理性。而今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全球化将全人类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再不发育出全社会的整体理性，人类就只有在内斗中毁灭。
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应是另一组文章的任务。它本质上是对未来新文明的研究。这个新的文明，基于社会的整体理性。社会整体理性必须掌控社会的公权力，于是公权力的公有化就成了这个新文明的基石。这是又一个巨大而远未深刻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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