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本文写于一年前，没有合适的地方发表。今年正值十月革命100周年，发在自媒体上也挺好。全文2万多字，分几次连载。注释都删去，方便阅读。以下为正文。
五、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认识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除了向文鲜明、麻原札幌等邪教敞开大门外(见前文之三)，还有一些面目暧昧的宗教组织在那个时期也在苏联如鱼得水，例如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人池田大作。这个机构的名称看上去像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学术研究组织，其实质是一个宗教组织，甚至是一个宗教政党 。池田大作1974年便来到苏联，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接见了他。因为那时候池田大作已经有点名气，尤其是在1972年与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会面，1973年出版了《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之后，池田大作开始成为与世界各国名人、领导人到处“碰瓷”的知名人士。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池田大作。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两人在东京再次会面。戈尔巴乔夫下台后，从1993年起延续一年半时间内，两人又多次见面，最终完成了一本书《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戈尔巴乔夫对池田大作的重视是因为池田参与到当时全球性的和平运动之中，试图以宗教缔造世界和平，被视为著名的和平人士。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核裁军、苏美和平共处等想法相吻合。而且，戈尔巴乔夫自推动苏联改革以来，特别在乎国际舆论的看法，尤其当他的改革在国内遭到批评或阻碍时，国际舆论的支持几乎成为他的“毒品”，完全上瘾并陶醉。外国人对于他的改革是否支持的重要程度完全超过了本国民众支持与否、满意与否。只要外国人支持，他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民众的反对，并用外国人的支持来压制国内反对意见。其背后的理念同自彼得大帝以来的俄罗斯改革家、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类似，认为俄罗斯人是愚昧落后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才是先进文明的。戈尔巴乔夫真的坚信在“人类共同价值”下可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而且还相信每一个外国领导人都和他想得一样。因此，戈尔巴乔夫总是不放过任何外国人可能夸奖、赞扬他的机会，不管对方是何种身份，哪怕是明确反共的，或者是面目可疑的邪教。
戈尔巴乔夫对于池田的真实面目未必完全了解。1985年，汤因比的孙女波莉·汤因比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他们夫妇应池田邀请访问日本的感受。波莉·汤因比在文章里说，池田喜好排场，从头到脚穿着考究，却“土气得没有一点灵性” 。波莉·汤因比说她最终搞清了池田邀请她的目的。汤因比1972年与池田会谈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整理文稿没有出版，池田希望得到授权，能够出版“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第二集”。波莉回国后与祖父著作的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社说，当年他们曾经坚决拒绝出版对话录，但因池田已经在纽约出了英文版，他们只好在英国跟进。对于出版第二集，牛津大学出版社表示“极不可能”。波莉·汤因比在文章里说，她祖父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会谈后不久便中风不起 。这本对话录是汤因比所有著作中“最被人忘却的”，因为它只是散漫地侃大山。她说，一次简短的礼貌性的谈话被夸大成了重要对话。如果祖父汤因比能看到池田身边的诡异环境，“他就不会让自己为池田背书了”。波莉·汤因比说她祖父天生容易轻信别人。她的意思大致就是说，祖父汤因比被池田大作利用了，出版了那本“对话录”，实际上有点掉价。
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读到过汤因比孙女的这篇文章，是否因此对池田大作有全面了解。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民主化，而池田大作的宗教组织、宗教政党内部等级严格，毫无民主，只要求绝对服从。两者能合拍吗?之所以介绍一下池田大作，是因为在他们两人的《对话录》中，比较多地谈到了宗教，也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的认识水平。而在戈尔巴乔夫最早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关于宗教几乎只字未提。
戈尔巴乔夫问池田大作：
【“有一个疑问始终无法解开：全能的、无所不知的宗教为什么无法克服‘宗教战争’这种野蛮行为呢?并且，时至今日仍无法予以克服呢?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在历史的发生论中，彼此也都是互有关连的。倘若这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何早自一千年前开始，就为了各自惟一的神祇而持续杀戮，不断进行着宗教战争，并且，至今仍未有停止的势头呢?” “而每一方的宗教都朗朗上口、不断呼喊的宽容慈悲之心究竟又在哪里呢?”】
戈尔巴乔夫的这番疑问能否算是他对自己宗教观的一种反思呢?在此之前他可不是这么认为的。1991年11月，也就是“819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前，他曾经同时接见了19位美国福音派领袖，他当时说：“当我们学习科学无神论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宗教分裂人们。现在我们看到正好相反：只有上帝的爱才能使人们联合” 。由此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时对于宗教的认识有多么天真。如今他又认为宗教冲突、杀戮不断，用他1991年的话说，岂不证明当年被他否定的无神论是正确的?而本文后面会提到，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偏偏又多次批判、否定无神论。可见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的认识有多么混乱。
戈尔巴乔夫说：“我虽有自小随家里人奉行正教的习惯，也曾受过洗礼，但始终没有成为一名教徒”，但他像普通信徒那样相信了每一位宗教领袖都会发出的许诺：让世界充满爱。每一位宗教领袖都会说：只要人们都相信他，世界上就会有和平。也许，苏联解体以及前苏联各地不断爆发的宗教冲突、民族矛盾，使得退位后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能带来和平”的咒语产生了疑问，所以才会不耻下问地请教池田。
池田如何回答戈尔巴乔夫不重要，因为池田仿佛老师教学生的解释只能算是一团浆糊，以其昏昏无法使人昭昭。但戈尔巴乔夫曾经是一个有着漫长宗教历史、浓厚宗教氛围、多种宗教并存的大国领袖，只要了解一点宗教史、人类史、本国历史就应该知道，不同的宗教的确容易造成分裂。宗教让人联合起来，从古至今都是有条件的、局部的，都是一种整体的幻想。戈尔巴乔夫在对话中多次引用《圣经》，但他是否读到耶稣这么说：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
即便是唯一的神，那个上帝也一次次兴起杀戮，甚至发动了灭绝人类的大洪水。作为盲从的信徒，听信那些漂亮空洞的慈悲言辞不足为奇，但作为政治家，居然将宗教许诺等同于政治，除了幼稚，我们还能说什么?
理解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使人联合、和平”的天真认识，便能进一步理解戈尔巴乔夫在外交中，在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交往中，强调“人类全体利益”优先，就是这种幼稚和天真的延伸。每一种一神教都强调自己是全人类共同的唯一价值，但一神教之间，一神教与其他多神教之间，都很容易互相杀戮。至于原因，看起来只是不同宗教在解释世界时的细微差异，实际上背后的原因是，每一种宗教的内核都试图掌握全部社会权利，所以不同宗教才会导致冲突。同理，在世俗政治领域，即便可以唱“全人类共同价值”“普世价值”的高调，尊奉同一“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也未必能联合，未必能和平，战争同样会发生。戈尔巴乔夫理解力的某个角落，停留在教徒被彻底洗脑的状态，以至于在世界政治的氛围中，以为挥挥“人类全体利益”的小旗就能把别人都变成朋友而聚拢在一起倾心坦诚。我始终怀疑有些外国领导人表面上夸奖戈尔巴乔夫的同时，私下里在暗自窃笑：居然在这个圈子里遇到了一个傻子!
戈尔巴乔夫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绝对的平等是基督教的基盘。他继而发挥说，共产主义也极为重视平等，“能否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挪到宗教的意识形态中去呢?” 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共产主义失败或者说重大缺陷之一就是绝对的平等。于是我们看到，他认为基督教的好处是绝对平等，又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是绝对平等，同时又想用基督教来取代共产主义。如此严重的逻辑混乱，他自己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他居然还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直接让人怀疑他在大学里是否好好读过书。戈尔巴乔夫甚至接受耶稣是马克思的“预言者”这种观点，也就是说耶稣预言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耶稣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源头。但他又说：
【“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来是无法回避的。……这种模式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明显地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迟早会走向失败这是理所当然的终结”。
“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或者是一种只有在极遥远的历史状况下才能实现的东西” 。】
我们仍然不用分析他说的内容，只从逻辑上说，如果耶稣是马克思主义的预言者，那么，戈尔巴乔夫声称的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的“失败”，算不算耶稣的失败呢?那他又何必要用耶稣取代共产主义?更奇怪的是，共产主义已经被戈尔巴乔夫判了死刑，但几年后他坚持说自己依然还是共产党人。这样思维混乱的人领导一个大国，能不乱吗?
戈尔巴乔夫说：
【“苏维埃政权从人手中夺走了《圣经》、《古兰经》、摩西的五书，共产主义却在精神文化上弱化了人们。基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的改革运动的第一步，首先就是废除了对宗教书籍的禁令。因为我们懂得，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才可能建立民主主义基础，这是由进步带来的伟大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还口称“科学无神论”，1993年与池田对话时已改称“攻击性的无神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使人联合”的疑问还是一种有益的反思，那么他对于无神论评价的转变，则体现了他的反思走上了错误方向。戈尔巴乔夫说：
【“企图毒害人的心灵、阻止人们对神的祈求的无神论观点是一种非道德性、非人性的思想。宣告从神身上解放的无神论，归根到底同宣告从良心上的解放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只要不存在神，那么干什么都不在乎。”
“对于庸俗的唯物论、无神论、无道德主义，应该说俄罗斯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为什么却无法避免由唯物论所带来的地狱的灾难呢?”】
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展开辨析已经没有必要，但还是应该指出，一神教的氛围里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宗教恰恰是禁锢思想的。所谓言论自由，只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才有了可能。只有以无神论为前提，才可能有所谓民主、有所谓言论自由、有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有科学进步。这个政教分离原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大国政治家最起码的常识。从对宗教的认识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严重弱智，搞乱国家也就不足为奇。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观与他儿时的生活背景是有关的，他说：
【“我的祖母，她们这些朴实的俄罗斯农民只有一种价值观。它与宗教的戒律和行动规范属于同样的东西。因为她们从心底里相信了神的存在，所以努力自律，不去做任何犯罪之事，并且时常考虑着怎样去消除周围人对自己不满的批评。这种优良品质源自何方呢?我想，它一定是发端于俄罗斯人的心灵吧。并且，这大概又是来自于俄国正教之所在吧。”
“取代基督教而登场的把人与神置于同格的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专制性，又是一种极权主义。其中又把焦点放在了精力的、恶魔性的人身上。”】
我真想有机会把下面的问题留给戈尔巴乔夫当家庭作业：如果说宗教或东正教能带来道德社会，那么，东正教成为国教的沙俄历史中，长期实行的农奴制算不算道德?大航海时代后，欧洲国家很长时间里将教会与黑奴制结合在一起，算不算道德?
戈尔巴乔夫认为“良心”在唯物论中说不清，所以他投向宗教的怀抱。戈尔巴乔夫强调要从内心去除恶。且不管善恶的标准问题，我想指出一点：做一个好人并不能成为政治家。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最重要的能力是控制社会的恶，例如个人自私，集体自私等等。换句话说，政治家从来都是干脏活的，所以政治必然会充满阴谋和欺诈，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戈尔巴乔夫以为自己怀着一颗圣母心，其他人就会都变成天使。太天真了。政治家必须时刻准备着。当悦耳动听的“爱与善”不管用时，政治家常常只能以恶制恶，这是法律的本义。在这个问题上，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成熟得多。
六、总结
马列主义是纲领性理论，斯大林将理论变成一种国家、社会的操作模式。这个在新理论框架下产生的社会新模式利弊共存，其利需要肯定，其弊有目共睹。运行几十年，沉疴积弊众多，要改革，这是共识。所以，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一打出改革旗号，立即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然而，从高峰到低谷，从众星捧月到奚落责骂，只是短短六年时间。印证了我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知识构成有严重缺陷。例如，他居然认为日本人不走极端，认为日本人能够巧妙地回避狂热的信仰。戈尔巴乔夫似乎挺好学，他通读甚至反复阅读列宁著作。然而，他的好学只是用来证明自己固化的观点。列宁著作对于他不过是随时可以摘出一些句子，为自己辩护，令反对者闭嘴。戈尔巴乔夫荣登大位给了他一个巨大的错觉：以为是靠自己的能力才获得了成功。他与西方领导人炉边长谈、乡间漫步、举杯换盏，他便以为那是由于他个人优秀，所以才被外国领导人接纳、看重。他的书在全世界热卖，他便以为是由于他的思想卓越而领袖群伦。他不知道他之所以重要，别人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背后是苏联这个巨大的国家。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才使得他拥有了尊崇和荣耀。没有这个国家，他什么都不是。
戈尔巴乔夫的经历导致他政治能力非常有限，与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所需要的素质完全不配。在他早年的履历中，几乎没有接触过军队或强力部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第一次了解了军队和军工部门占有的国家资源，他迅速得出了很简单的结论：军队花钱太多了。如果同西方发展友谊、建立和平，就不必花那么多钱供养军队和军工体系。
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以后著书说，苏联军费的真实情况他很清楚，但戈尔巴乔夫在对外宣传中，随意夸大了军费的比重 。同时，苏联领导层纵容媒体攻击苏联军队，军费始终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从而制造民众与军队的对立。苏联历代领导人中，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在军事方面完全是个白丁。他轻视军事，经济交给市场，又放任意识形态，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手里还剩能下什么?
对于宗教的错误认识并产生的纵容，最鲜明地体现出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混乱。这个深层的认识混乱一方面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完全失控，另一方面也使他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严重扭曲，导致他对权力的使用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戈尔巴乔夫也许可以做一个好人，但那只是对一个普通人的评价标准。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的政治智慧基本属于弱智。我不太接受他是被美国收买后故意而为的这种“阴谋论”判断。从对他宗教观的观察，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具有做一个大国领袖的基本素质。宋徽宗既是皇帝又是卓越的艺术家，北宋亡于他之手。中国史家评论宋徽宗：他做什么都可以，除了做皇帝。而历史偏偏让他做了最不该他做的事。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戈尔巴乔夫。
如果把军事、经济、舆论看成权力的三个分支，比较而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三个统统放弃。叶利钦是放弃了经济，没有放弃军事，舆论则靠寡头的支持;普金则是三个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普京是十月革命以后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信教的苏联及俄罗斯元首。信不信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懂不懂宗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话说的没错。它的意思是说，宗教是给人民吃精神鸦片，而非掌握权力者自己吞食精神鸦片。戈尔巴乔夫恰恰把自己放在祥林嫂的地位上，吞下了大量精神鸦片。
普京曾经说：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怯懦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普京说的没错。即使我们不看一个大国的沉沦，只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生活状态，俄罗斯社会的混乱情形，就会相信，一个口称“爱与善”的人，很可能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害。普京的这段话还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尼古拉二世是末代沙皇，他搞乱了国家，丧失了权力，与他身边有个名叫拉斯普京的人有部分关系。此人是个邪门教义的狂热分子，尼古拉二世被他严重蛊惑。换句话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吞食精神鸦片的盲从信徒。苏联末代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身边类似拉斯普京那样的亲密人物，也许不在传统宗教方面，而在“普世价值”这一世俗教义方面。他主动使自己处于尼古拉二世的状态，成为吞食精神鸦片的盲信者。这是巧合还是宿命?
1917年，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联。70多年后，这个国家消失了。迁居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祖博克说：“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人们可以紧接着问一句：自杀是暴力还是非暴力?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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