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搞社会主义，我愿意做中国人”
——从钓鱼岛看两岸未来
曹征路
金秋十月，在台湾走访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一些高校，见到了联系多年的老朋友杜继平、范振国、陈信行、林正慧、黄德北、关晓荣、钟秀梅、吴永毅、钟乔、蔡明德等人，还有来自美国的金宝瑜、阳和平。
这些朋友大都有着游学欧美的经历，看到他们公开举办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活动，很是振奋。交通大学的陈光兴教授鼓励我，让我不要有压力，开玩笑说台湾现在是解放区，想说什么都可以。
我自然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适逢中共19大开会期间，还就大会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谈了转折意义。
特别新奇的是在台南，成功大学的陈美霞教授向我介绍了台湾保钓人士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近年来深入宜兰县苏澳镇渔民的保钓活动，令我十分感佩。
真正的力量在民间，陈美霞的先生林孝信教授长年坚持公民通识教育，对保钓运动多有建树，可惜罹患癌症，壮志未酬身先去，听来不禁唏嘘。如今，陈美霞与台湾许多保钓人士共同扛起了钓鱼台教育协会的大旗。
之前对台南的了解不多，只知道这是陈水扁的家乡，是台独势力最为集中的地方，却不知在台南却有着暗潮涌动的另一面。
保钓运动始于1970年代美日将“行政管理权”私相授受的那一刻，当时留美的学生团体和岛内知识分子便立即投入抗议活动。林孝信陈美霞即是那场运动中结识的革命伉俪，后来林孝信还为此被列入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吊销护照中断学业，长年流落海外。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的抗争，多是从历史沿革、地理常识、国际法理等方面进行言说，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而渔民的抗争则不同，他们是直接驾船出海，集体远航。对他们来说，钓鱼岛海域是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渔场，是他们讨生活的饭碗，他们的渔权与国家主权直接相连，据宜兰渔权会理事长杨德信描述，近年来比较大的抗议行动有两次：
一次是2005年6月8日早上七点三十五分，渔民通报有一艘台湾渔船被日本水产厅公务船驱离，而附近其它的船只則被公务船用广播警告，說这是日本的海域，要求台湾船只离开。当时在附近海域作业的50多艘苏澳渔船都非常愤怒，于是50多艘渔船集结起来包围了日本公务船。被困在众多苏澳渔船中间的日本公务船只得打电报回日本保安厅去求救。
另一次是2012年抗议日本企图“国有化”钓鱼岛，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苏澳的渔民承受很大的压力。杨德信說，“因为对渔民来讲，钓鱼台还不是日本的，台湾渔民就已经被驱离成如此的情況，如果钓鱼台真的变成日本的，那么渔民究竟应该要去哪里捕鱼呢?当时渔民都有一個共识，就是一定要守护釣鱼台的主权，绝对不能让日本把钓鱼台“国有化”。当时在渔会的干部、民意代表以及渔民的众志成城之下，2012年就成立钓鱼台筹备委员会，苏澳78艘渔船就在2012年的9月24日浩浩荡荡向钓鱼台方向出海，即使日本的公务船试图阻扰、喷水柱，也无法阻挡。而且就在钓鱼台主权海域巡回一圈，之后胜利返航。”
钓鱼岛面积不大，约4平方公里，中有山脉横贯东西，像一只两头翘翘的枕头。岛上盛产山茶、棕榈、仙人掌、海芙蓉等珍贵中药材，栖息着大批海鸟，古来就有“花鸟岛”的说法。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常上岛去避风浪，洗淡水澡，拣鸟蛋，采海芙蓉。
钓鱼岛海域蕴藏着800亿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气，也有数据称钓鱼岛周边海域石油储量可达30亿-70亿吨。这一带是我国的传统鱼场，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太平洋黑潮流经，带来大批鱼群，我国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的渔民经常到这一带捕鱼，年可捕量达15万吨。
现年68岁的苏澳渔会理事长蔡源龙，从16岁开始跟着长辈讨海抓鱼，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戒严时期，军方实施管制，他们只能下午两点从港口出发，顺着黑潮往东北的顺流，因此去钓鱼岛的速度比较快。通常是下午出发，到钓鱼岛已经黃昏。
从前捕鱼沒有太先进的航行定位工具，因此要靠自己的经验来驾驶漁船，夜里布网是靠手电筒，所以对钓鱼岛的地形地貌要熟悉。因为从不同方向看钓鱼岛的地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透过辨识钓鱼岛的形状——变成斗笠形或其它形状——来确认自己的方位，才能找到鱼群。
苏澳渔民擅长捕鯖鱼，鯖鱼是回流性鱼类，产卵点在112海里外的南方澳外海不远处，聚集非常多的鯖鱼，台湾渔产大约95%以上的鯖鱼来自这里。
蔡源龙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善于考据，他说：
“冲绳的八重山群岛，最早是琉球王国的属地。明朝时期，琉球王国是我们的藩属国，每年都要朝贡。去冲绳观光可以发现，它的船只形状跟唐朝制造的船只形状一样，跟日本的船只則不同。从1874年开始，日本侵占琉球王国，琉球才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一直用侵略的手段对付中国，包括朝鲜。1879年侵占台湾，之后清朝用银元赔偿日本，台湾才沒被割让，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台湾。从历史教训可以知道，我们必须有民族意识，不管是中国也好，或是钓鱼台也好，台湾也好，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土，今天如果沒有主权的話，更不用谈拥有渔权。”
下午，天色渐暗，我们的车子经过一座方形的白色建筑，现如今的新竹市影像博物馆。同行的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丽云告诉我，这是当年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有乐馆”，是他们自杀作战前吃最后晚餐的地方。
我问，是不是吃过一顿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她没有回答。
看着这座诡异的白房子，心想这不就是活棺材吗?他们饮酒作乐时有没有奏乐?来一首君之代?或者大家都沉默着?军国主义者已经给这些青年洗过脑了，让他们去送死其实是有殉道意味的，他们的嘴角一定还挂着嘉许的微笑，双手背在身后——当然，血淋淋的。
站在钓鱼岛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840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近180年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蚕食、割裂、殖民，以及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抗争奋斗、流血牺牲。这样的血泪史按理说在台湾青年中应该有着基本的知识传承，他们应该从先辈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才对。即使从钓鱼岛的现实看，也应该体会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捍卫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才是，可为什么这里的青年却支持台独、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呢?
陈美霞悲愤地描述这个洗脑过程：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为主轴，推动土地改革及进口替代经济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到1950年代末，就在美国逼诱下开始逆转：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节制私人资本转向鼓励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转向减缩国家资本。
在这样的政策发展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本土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壮大。进入1990年代，台湾步入蓝绿资产阶级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道路，而政府並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松绑、私有化政策，贫富差距急剧恶化。
台湾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上述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首先，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挫败, 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后，就全面推行反共教育与宣传──威权、戒严、白色恐怖、冷战意识形态等等是其中重要内容。
数十年的反共教育管束下，随着1980年代本土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壮大，本土主义兴起，而‘四大族群论’、‘日本殖民现代化论’、‘战后再殖民论’以及‘二二八论’等等台湾意识形态逐渐形成。
1990年代之后，在李登辉主导下，政府数十年的反共教育以去中国化教育的面貌维系。
到2000年代，台湾意识形态、反中、亲美日、甚至民粹等等主流意识形态笼罩全台。
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统治阶级以外的多数人民──尤其劳动人民及弱势群体是不利的。”
在台湾青年群体中，普遍流行着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他们的实质薪资已经倒退了十几年，还不如本世纪初。在长期反共宣传中，这种看不到未来前途的失望情绪，却被诱导为对大陆的愤怒。“大陆压迫台湾”、“大陆封杀了台湾的生存空间”成为一个思维定式，前几年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则是这种情绪的直接表达。
他们的宣言是：“我们不愿看见台湾青年十年后还过着22K的生活!”然而这些青年不了解的是，台湾与大陆贸易的顺差每年都在500亿美元以上，正是这些钱支撑了台湾的经济稳定，使台湾的资本主义民主得以维系。而两党轮流坐庄，极力宣扬资本主义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使两岸矛盾更加难解。
青年们反对的服务贸易协定显然是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导致了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青年多为经济弱势者，不免心生恐惧，因而易遭利用。以往台商在大陆的获利只能透过地下通汇或海外账户流动，许多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利润无法正大光明地回流，台湾政府既抽不到该有的营利所得税，也不利于资金回台投资，更不可能惠及普通百姓。看不到这个资本规律的本质要求，沉迷于“小确幸”的小资想象，最终只能导致蔡英文上台。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台独思潮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
事实上两岸经贸关系一直对台湾资本有利，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依存度达到40%左右，大陆远超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投资的情况亦然，形成政治冷、经济热的极大反差。台湾属于资源短缺型的海岛经济，长期靠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台湾若没有两岸贸易，经济早已剧烈衰退，失业人口大增，社会不安加剧。
台湾学者陈正人(杜继平)指出：
“两岸这种政治敌对而经济密切的奇特关系，主要是大陆放弃社会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主义的规律对两岸经济起了主导作用。
大陆想要台湾的资金、技术，台湾资本家则贪图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与广大的市场。大陆那厢在大搞基础建设，施行投资优惠政策，扫榻以待，台商这边则受宠若惊，趋之若骛，喜迎第二春。双方在汲汲求利这点上水乳交融，忒煞情多。”
台湾资本三十多年来大量出走至大陆，不是由于什么祖国情怀，特别钟爱大陆，而是利之所趋。
台湾1980年代之前，搞的是短视近利的经济发展策略，以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经济起家，没有厚植科技研究发展的基础，不能自行开发关键技术，也无自创的国际品牌，靠的就是从欧美日经济发达国家输入二、三手的技术，以代工或仿冒赚辛苦钱。不单低级的民生消费品如此，所谓高科技的信息电子业也不例外，都不脱向国际名牌大公司要订单，分点残羹冷炙。
但到了1980年代，大陆、东南亚等地以更廉价的劳力、土地、原料成本、仿效起台湾的加工出口模式，而台湾却面临各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窘境，台湾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台湾许多企业再不出走，不是等死便是提心吊胆地眼看着利润日薄，原有的优势逐渐丧失。所以尽管李登辉陈水扁政府三令五申，煞费周章，力图管制，但从传统产业到信息电子业的台商依然前仆后继竞奔大陆。
陈正人(杜继平)更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虽也不想统一，但看出了以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之深，在‘全球化’下，要与大陆政治对抗必须付出重大代价，故亟思扭转局面。
其总体策略是：在国际政治军事上，拉住美日军事同盟为后盾，以利保持两岸分离的现状;在两岸政治上，否定民进党‘一中一台’的主张，祭出自行定义的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施行虚悬的‘一个中国’，实践‘两个中国’的欺敌障眼法，诱北京入彀，以缓和过去十余年两岸的紧张气氛;在经济上，充分利用大陆的资源，力挽台湾下坠的经济颓势，意图使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或‘全球运筹中心’，厚植继续维持分离的本钱。
这就是马英九一再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的实质内涵。整套策略既符合美日帝国主义的利益，也利于国民党在台湾执政。
马英九在2007年2月3日接受CNN专访时说：‘经济上，大陆是个机会，但政治上会是个威胁，我们该做的是，把机会放大到极致，把威胁降至最低。’
在2007年2月9日台湾《自由时报》的专访中，马英九说得更明白：‘台湾地理位置在东亚中间，可以好好利用，将大陆视为腹地，例如爱尔兰拿欧洲当腹地，新加坡将东南亚当腹地。台湾生存之道，应该是运用大国之间可能的友好与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与所有大国为敌。’”
如此算盘固然打得脆响，也直接将蔡英文送进了总统府。蔡英文当然会利用这份遗产，上台后立即宣布“维持现状”，然后继续忽悠台湾青年，夸他们是“天然独”。
从大陆方面看，以为拉拢台湾的上层人物、扶持台湾的资产阶级，如同在香港实行的政策一样，就可以稳住台湾，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实现“一国两制”。殊不知这一厢情愿的构想，恰恰是造成台湾两极分化的原因，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导致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如今的台湾，在社会福利事业被私有化市场化以后，年轻人在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比大陆更加突出。他们的一腔怨愤被政客诱导，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次去台湾我带了一部纪录片《飞升》，是反映著名的“富士康十三跳”中幸存女孩田玉的故事的。纪录片是由我编剧、涂俏导演，在几个大学的部分师生中进行了播放，引起了强烈共鸣。在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国际劳工协会播放时，很多人都流了泪，劳工协会研究员陈素香几次哽咽泣不成声。因为这种出口加工区模式台湾人太熟悉了，对富士康老板的言辞他们太熟悉了，对田玉的遭遇在东南亚一带也太熟悉了。台湾也拍过“富士康十三跳”的纪录片，片中把13个跳楼者说成是“8个有精神病，1个有梦游症”，如此毫无根据的冷血言论自然没有人相信。
就是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天，有年轻人说：“如果搞社会主义，我愿意做中国人。”这话在台湾听起来是那样的振聋发聩。是的，如果搞资本主义，台湾比大陆成熟得多，他们何必一定要做中国人呢?当奴隶在哪里不是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他们看到有改变的希望。
从钓鱼岛看两岸，距离并不遥远。钓鱼岛距温州市约356公里，距福州市约385公里，距基隆市约190公里。可是180年来，这个距离被人为地拉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围猎、殖民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所以这片怒海的未来仍在波涛凶险当中。
两岸青年应该明白，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爱国运动的继续，是自抗日战争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和民族尊严的继续。
大陆有关方面也更应当明白，唯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两岸人民才能同心同德越走越近;唯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实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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