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就没有“中国特色新闻学”。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新闻学只有全世界一致的、普世的、西方教科书上规定的那种模式，中国若搞出一个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新闻学，只能是伪新闻学。打着“中国特色”旗号，不过是为自己的“新闻”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的辩护。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些断语：中国没有新闻，只有宣传;《人民日报》根本就不是报纸(newspaper，直译为“新闻纸”);中国的电视台既不是公共电视，也不是商业电视，等等。
那么，世界上或者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普世的新闻学?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太苛刻，硬去挑西方各国之间的差异。抛开欧洲国家与美国的不同，以当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典型，我认为的确有一种被宣称为“普遍”的媒体原则存在，大致可以简单归纳如下：一、媒体私有化，政府掌握的媒体是不可信的;二、媒体市场化，广告等市场收入决定媒体生存，政府不得施加影响;三、言论自由，媒体发表的观点，政府不得干涉。总之，政府要远离媒体。如果上述原则成为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的做法与之不符，被质疑和批评，要求与世界接轨也就很正常。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问一下：为什么这些原则就是不可怀疑、必须遵守的普遍原则?
人类历史上，媒体或具有媒体功能的组织形式长期存在，例如宗教。资本主义媒体的出现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它与新技术，尤其是新传播技术的出现紧密相伴，例如印刷机、电报电话、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如同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织机、爱迪生灯泡等，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由工业革命可以看到，新技术往往与私人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与新技术相伴的媒体私有化几乎成为资本主义媒体的典型特征。虽然老欧洲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所保留，媒体私有化没有那么绝对，但在美国，媒体私有化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成为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然而，我们必须很认真地问一下：为什么媒体必须私有化?关于媒体的所有权问题，全世界、全人类，只能有美国提供的唯一答案吗?
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一篇短文章难以胜任，这里可以做一个类比。我们不难发现，媒体私有化无非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私有化理论的深入。所有制私有化是全局的，媒体私有化是局部的。然而，即便是所有制，欧美各国也并不全都是彻底的私有化，而是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国有或公有，否则也不会有英美新自由主义在本国和外国大力推进私有化。那么，媒体有什么道理必须彻底私有化呢?别的不说，英国就没有这么干，为何中国就必须像美国一样，只能媒体私有化才是正确选择?为什么中国没有彻底实行媒体私有化就底气不足，似乎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原罪?
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公有制占90%以上，到现在只占30%左右，并且明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也就是说公有、国有、集体、私有等多种所有制形态无需相互对立，而应该共同存在。这种方式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类比到媒体上，为何媒体的所有权不能各种所有制形态共存?也就是说，为何不能将媒体所有权的混合所有方式确定为“中国特色”，乃至普世标准?为何不能明确地说：美国宪法修正案确立的媒体私有化原则是短视的、狭隘的，是不能绝对化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从理论上将这个观点确立为人类的共同原则。
再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问一下：新闻、媒体号称是第四权力，显示它是一种公权力。那么，按照西方政治理论，作为公权力的媒体，它的记者、编辑、主编、发行人、所有人，哪一个是公众选举的?公权力为什么必须掌握在私人手里?当西方理论一再宣称：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那么，私有化媒体由谁监督?于是我们发现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本质——它在窃取、行使公权力的同时，用私有化的名义逃避了监督。当然，按照美国媒体理论的说法，无数私人媒体共存，类似自由竞争，可以避免腐败，并在制衡中体现出公众利益。这个说法类似多党竞争原则，也类似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于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是有一定自洽能力的。但理论自洽不是最终目的。多党竞争制的缺陷有目共睹，“看不见的手”理论在西方内部也争论不断，西方社会经济领域的现实也远不是靠“看不见得手”自我调节那么简单，媒体私有化导致的媒体高度垄断是明显的事实。所以说，这种理论的现实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满意，甚至有害。难道不应该质疑?
西方媒体靠广告等市场收入生存，这个局面的形成也有过程。历史上，付费订户、零售曾经是媒体的主要收入。迄今为止，电影、图书等还保持着这种方式。美国报纸历史上也有从高定价向低定价的大众报纸发展的阶段。客观地说，这种方式的盈利主要来自大众，使得它能不同程度地保留或体现“人民性”。进入电视时代后，美国民众收看电视无需交费(付费频道的市场份额很小)，电视，以及现在唱主角的网络，盈利主要来自广告。也就是说，一个广告商的决定权、影响力远远大于成千上万个用户，媒体的“人民性”几乎彻底丧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竞选到上任一年的经历中，他与媒体的关系以及媒体的表现，已经使人看到美国媒体在社会各界中的信任度已经降低到危险的地步。
至于美国媒体的第三个重要原则，即言论自由，我们完全可以质疑：当媒体在所有权上被资本控制，当媒体的盈利来源也被资本控制，媒体的言论自由会是谁的自由?它还会是大众的言论自由吗?还会是社会所需要的客观公正吗?在关于“民主”的种种理论中，要么把民众当成真正的主人，要么把民众看成平等的独立个体，至少不敢公开贬低民众。然而，资本主义媒体实际上是把民众看成可以被操纵的傻瓜，民众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如果说当年资本主义批判宗教施行愚民政策，事实上，资本主义媒体施行的愚民政策不过是更隐蔽些罢了。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降到30%以下，说明民众不愿被资本操控的私有化媒体愚弄。但是，民众有什么办法吗?如果媒体是公有的，也许还有投票一说。然而，媒体是私有的，公众对媒体这个公权力有再大的意见，统统白搭，无效。
所谓资本主义简单说就是一切社会权力都被资本控制、掌握。即便社会还有其他力量，资本也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资本势力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客观地说，资本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有利有弊。人类历史政治、历史经验之一便是如何发挥资本有益的一面，抑制其有害的一面。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资本势力受法律保护，成为唯一、永久占主导地位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不言而喻的结果之一便是媒体也被资本控制，媒体的生存必须符合资本的逐利原则。时至今日，应该说其危害性有目共睹。只不过资本主义媒体总是粉饰、美化自己，将一切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利于资本的对象而已。这个结论非常清晰。当资本主义媒体口口声声说民主就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也是一种强大的权力，那么，资本是否也需要被关进笼子?
这样的话题被资本控制的媒体完全遮蔽了。私有化、市场化的媒体号称言论自由，但在无数场合和事件中，人们发现资本主义主流媒体高度一致、互相配合，表现出严格的纪律性和自觉性。这是言论自由吗?换句话说，当私有化、市场化成为绝对原则，那么，批判私有化、市场化的言论能够得到正常表达吗?在私有化媒体的主导下，私有制受法律保护，公有制时常受到攻击。说起来是防止公权力伤害个人权利，伤害人权。就算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过来问：当私权力出现高度垄断，为何不担心私权力伤害公众利益?为何不防止个人权利超越社会利益?
当我们陷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论时，实际上是进入了对资本主义媒体制度的观察与讨论。在媒体问题上，除了价值观立场，我还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我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标志之一，或者说打破资本主义媒体理论包围的最锐利的突破点，就是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媒体制度：一是媒体所有制，媒体所有权问题——不能将媒体私有化当成媒体所有制的唯一原则。二是媒体生存方式——不能将盈利作为媒体的绝对要求，即便要盈利，也不能将盈利来源完全依附在大资本那里。
当我们说“中国自信”，不能只是说点空灵飘逸的文化观念，而必须从貌似绝对真理的西方学术理论以及根本性的制度上质疑资本主义。脚踏实地，从中国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而非用西方理论来削足适履。更进一步用我们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是比西方理论制度更合理有效的实践，从而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向我们靠拢学习，改正它的错误。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中西方平等地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是应该的。所以，不管是在新闻、媒体还是在其他领域，我们都应该抛弃西方绝对正确的观念。“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必须有，必将有。
2017年11月12日
【刘仰，察网专栏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