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也是一位敏锐深刻的思想者。
在这样一个对文学与思想而言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他特立独行，敢于思考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征路老师挽救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使之免于荒唐、低级趣味和一无所有。
作为思想者，曹征路老师把自己曾经创作的文章集萃为“曹征路的思想抽屉”，并授权本公众号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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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学的前沿思潮和热点问题
曹征路
一、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主线
追求现代性，是上个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母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痛定思痛的共同选择。不论何种党派何种主义，也不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上走何种道路，都要把现代化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现代性追求体现在物质(器物)、政治(制度)、文化(精神)三个层面，文学属于精神的层面，即追求人的觉醒。
如果将“追求现代性”的文学画成一条年代的数轴，将各种主义思潮在每个时期的发生、发展、变化当成一个个的点，再将这些点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百年里文学思潮变化的主流趋势就是围绕这条数轴上下翻飞的曲线。每当这条曲线离开数轴较远的时候，它都会拐头向数轴靠拢。今天我们正处于曲线即将拐头的时刻。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为什么不同于欧美文学，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集中出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呐喊?出现了由内容到形式根本变革?进而宣告了古典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诞生?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内部产生了变革的要求。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剧烈动荡分化重组的历史。表现在文学领域最为突出的景观是，一面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表达了新知识分子对现存价值的质疑和焦虑;另一面却是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民族国家出现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反映本民族生活、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新文学。这是世界文学历史上最具时代特征的两大文学潮流。
这一点在小说的审美价值追求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西方小说走上了一条背离写实传统转以写意为时尚的价值追问道路，故而在手法上出现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变革;中国小说则是相反，重在揭示人生苦痛追问人生真相，故而在手法上背离了中国艺术的写意传统，走上了一条以写实为主的现实主义道路。表面上这是两股背道而驰的潮流，其实正是不同国度处于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形态的产物。追求现代性，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母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共同选择。所以不论哪个国家何种文学思潮，追求现代性是共同的，只不过在各个阶段的表现方式不同，互有消长而已。
事实上早已走向衰落的古典文学在十九世纪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龚自珍作《病梅馆记》就形象地描绘了这个特征。古典文学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古典文学形式，都到了寿终正寝的前夜。因此才出现了伴随洋务运动的“文学改良”。
那时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都取得了一定成果，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竭力突破僵化的旧诗体;梁启超主张“新”小说，用浅显的文言写活泼的新文体，推动了晚清小说的繁荣;激进的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提出废除汉字;改良派办的《时务报》上时有文字改良主张;而林纾的翻译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更有一批谴责小说和新公案小说的出现，使中国有了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和平民侦探的文学形象。而在手法上，叙述时间、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都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小说单线条的叙事努力。这些都说明古典文学在那时正在向现代文学转变。
只是由于“文学改良”的不彻底性，使早期的文学变革要求既无力彻底否定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也无力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最后只能流于世俗化。辛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社会并没有太大变化。于是政治高潮一过，大量言情、哀情、黑幕、侦探(时称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红玫瑰)的小说出现便是证明。但那时的社会风尚是，读政治小说高尚，读侦探小说有趣，读言情小说只为消遣，价值判断还是稳定的。
它起码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一定是这个时代内生出来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不是哪个革命党或者保皇派可以规划出来的。同时它也说明：以长时段来观察，真正的文学精神可以被遮蔽一时，但不可能被遮蔽永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前后，爆发了以张扬民主科学精神和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运动。
陈独秀提出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比之为舟车之两轮，宣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主张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主张“灵肉一致”，宣扬人道主义，后来又提出文学“为人生”，阐明“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美文主张。这些言论对推动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大影响，与鲁迅、郁达夫等一批作家作品共同掀起了新文学的大潮。新文学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二十世纪，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间各种思潮也都是围绕现代性这个主轴在波动。在社会层面，中国一向试图回避的等级秩序，工业化进程、管理理性、程序正当、市场残酷、法制痛苦，乃至于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始终都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门槛。在文学层面也是一样，社会正义、民间疾苦、人生苦痛、人格扭曲、精神萎缩，这些新文学一直坚持的人文主义追问，始终也都是无法回避的。所以差不多每隔十年都有一次文学思潮向主轴的回归。
比如五四文学的启蒙呐喊很快被寻找出路压倒;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短暂繁荣很快被救亡压倒;四十年代解放区的人民文学精神很快又被解放事业压倒;50-70年代文学的兴盛很快被过左的政治批判压倒，每一次被压倒的后面都伴随着一次人文主义的回归。
二、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与八十年代文学思想解放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一个爆发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是文学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的蜜月期，很多政治的需要要借助文学的影响来实现。今天很多人还都在怀念那个时代，从总体上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作家是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所以当时的作家是很风光的。追求现代性再一次成为了主旋律。
如果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小说与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作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
一是文革以后的当代小说就表现对象(内容)的拓展来看，与五四新文学走过了一条惊人相似的道路：伤痕小说与问题小说;反思文学与启蒙文学;寻根小说与乡土小说;改革文学与革命文学;新写实小说与灰色人生小说;新市井小说与世俗画小说;身体写作与私小说;新历史小说与故事新编等等。这些一一对应的主题题材，说明作家创作思维的扩展过程是有规律的，说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过是接续上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学理应走完的现实主义道路并没有走完，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后再一次重现，只是表达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而已。
二是在小说表现方式(形式探索)方面，中国小说向西方小说移植借鉴的广度和速度都堪称一绝，差不多用几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艺术历程。1985年前后被称为“方法论年”，其间将意识流、生活流、自然主义(新写实)、新感觉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手法全部操练了一遍。这与三十年代兴起的现代派写作又对应起来，同样是接续上了那个时代没有完成的试验，只是时间更短，生命力也更脆弱(既没有改变中国小说的叙事习惯，也没有留下足以传承的范本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对应?因为现代性的历史命题不管由于什么理由被迫中断，它一定会在下一个时期重新表现，一次表现不充分，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回避真问题，以为在技术层面作些改进就可以绕过去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社会发展如此，经济发展如此，文学发展也同样如此。所以在内容上，凡是没有被表现过的对象，一定会被找出来重新表现。同样，凡是在形式上没有表现过的方式也一定会被重新试验一遍。这个事实也证明了，文学的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举什么样的文学旗帜，宣称什么样的主义，最终都离不开对本民族社会生活和人生本相的真切透彻的表达，离不开写作者自身情感的深刻与伟大。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良性发展势头却没有延续下去。原因很复杂，除去国际因素，知识分子在国内地位的变化是个主要因素，知识分子的工具理性和专业地位被强化了。在这种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满足于自己在话语等级制度中的精英地位，一方面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他们和五六十年代以前的知识分子做派完全不同，国事天下事已不再是他们的日常话题，只有那些与个人利害相关的事物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他们生活精致，兴趣广泛，有全球意识和商业头脑，他们的中产阶级趣味和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在高校文学课程中话语霸权，都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
这个走向就是“纯文学”方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作家和批评家有感于文学老是做政治的仆人，动不动成为政府的工具，需要寻找变革动力，就提出回到文学自身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确实起到了推动文学注重创作规律，对于文学摆脱意识形态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出现了一批好作品。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口号并没有在现实内容上取得进展，更没有寻找到作家对时代发言的个人主体意识，最后逐渐演变成了文学形式的花样翻新。以至于纯文学的马车上，抛掉了社会思考，抛掉了道德承担，抛掉了价值判断，只剩下“性”在一路狂奔。文学的“能力”虽然提高了，但能力一旦成为工具或被出售，同时也就失去了思想的品质。
这样的变化使文学由影响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的中心地位逐渐滑向边缘，文学完全成为了一个娱乐工具，成为了资本的附庸。
三、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消费主义浪潮
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一次地缘政治的巨变，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就是“终结论”和“后现代论”的盛行。美国一个名叫福山的人和《历史的终结》立刻风靡全球，他宣布历史终结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欲望已经得到了满足，普遍史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发展和质变都没有可能，历史就这样终结了。于是在中国，在学界，写翻案文章成为时髦。在文坛，普遍主义的“终结论”也开始大行其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学也进入终结时代，宏大叙事被认为“不合法”。于是历史被“碎片化”了，个人被“原子化”了，文学被“游戏化”了，只剩下语言在狂欢。
西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惟一动力，怎么样与世界“接轨”成为文坛最重要的事情。这期间，一个美国华裔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质疑中国的历史，重写文学史成为时尚。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远离了文学，他们发现文学已经成了愈玩愈精致越来越无用的把戏了，甚至连一些专业出身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坦承自己已经有几年不读小说了。这种状况热热闹闹尴尴尬尬地存在，至少让相当数量的学者和作家们产生过困惑。这是近年来文学界出现价值认同危机的一个写照，也是相对主义思潮盛行的一枚苦果。
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前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些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比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提出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传统文艺学研究对象。有的人走得更远，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消费主义时代审美无功利，那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已经过时了，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
他们的理由是，文学即将终结，文艺学即将失去研究的对象。与其等待文学终结，文艺学自取灭亡，还不如趁“文学性”、“诗意”还没死绝之际及时转型。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时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姑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一旦“导向”到、纯粹到与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感受无关，它的边缘化命运就无可逃避。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哈金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文学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是在商品经济还很初级阶段的中国，文学被边缘化了?他说：
“近年来，国内的作家和学者们似乎接受了文学的边缘地位，好像这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结果。其实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在美国文化结构中，伟大的美国小说一直是一颗众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伟大的美国小说，甚至有的编辑也梦想有朝一日能编辑伟大的美国小说。”
哈金说的梦想其实就是文学精神，他提出的是个真问题。那就是，文学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文学?是文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学者作家出了问题?
哈金原名金雪飞，现任波士顿大学文学教授，1999年以长篇小说《等待》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又以《劫余》获福克纳小说奖。他说美国人为“伟大的美国小说”是这样定义的：
“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
他指出：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他进而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
“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形成后：
“文学小说就会自然地跟别的类型的小说分开。作家们会不再被某些时髦一时的东西所迷惑，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的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
在这里，他使用了“再现”、“真确”、“宏大”、“同情心”、“每个人”这样一些概念，基本上就是我们理解的传统现实主义方法的那些内容。
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但有一点不能改变：文学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认识是通过形象情感的审美来实现的。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康德，还是中国的庄、屈、李、杜，他们都把美看作是超验性的，是对人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带有宗教的意味，它作用于人类的精神而不是作用于人的欲望的。这是我们衡量审美的一条底线。
那种认为今天的文学活动与商业活动社交活动已没有什么区别的说法，那种认为美已经不具有艺术本性的说法，那种把文学视为文字游戏或叙述技巧的说法，那种认为任何意义都不过是一种表述的说法，无论怎样主义怎样新潮，都不过是泡沫而已。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单纯的形式追求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文学需要的真正价值。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博大丰富的，绝无可能抽去社会历史内容。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消费主义浪潮是一次文化的大倒退，它远离了中国要求发展现代性的主轴，它就必然要向主轴回归。任何企图以形式包装来回避内容变革的办法，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蒙蔽是不会持久的。
四、 新世纪文学的新动向
中国在新世纪出现了一批作家作品，这就是“底层文学”。
我们可以说“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重建了文学与现实、与世界、与民众的联系，并从底层的视角观察与描述着中国的变化。
人们发现，以往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权贵是眼光来看问题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而现在有人用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和闯荡江湖的农民工的眼光来看世界，反而看得更加真切。只有这样的视角，才有可能全面地表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复杂性，也只有这样的视角，才能表现出普通中国人在这一变化中的情感与内心世界。
如今关注“底层”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潮，不只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话剧)、电影(故事片、纪录片)，在美术、摄影、电视剧，甚至流行歌曲中都有所表现，在理论、批评领域更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文艺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与中国近十年来现实的变化相关，与思想界的论争有关，也与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转型”中，中国文学与中国一样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中，正是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三四十年代的人民文学传统，以及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使文学与中国的大地，中国的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中国文学才获得了勃勃生机。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能否呈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能否展示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微妙、矛盾、与向往，能否探讨并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美学，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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