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与了这次交流研讨活动。当然，全世界政党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个数。中国即便说“不输出”中国模式，参会的外国政党代表还是表示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那么，中国共产党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这个问题很大，这里贴出一篇我以前写的文章，从一个侧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某一个独特之处。
“党”在英语中叫party，既是政党，也是社交聚会，与之相关的解释还有同类、伙伴等。从词根上说，就是部分、分开(part)的意思。所以，在西方，政党也叫党派，从源头上就是一小群共同利益者组成的团体，它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未必一致。实行多党制的不同国家，少一点的是两党制，多一点的十几个党、几十个党也不稀奇。每个党都只代表自己的小群体利益。
中国古代认识中，“党”是个贬义词，诸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再如乡党、朋党、党羽等词汇，其含义的确与西方政党的团伙、同类意思接近。所以，西方政党理论进入中国时，中国人很准确地用带有贬义的中文字“党”对应翻译了西方的party。换句话说，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拉帮结派、山头主义“多党化”的危害。西方也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意识到党争的危害，例如米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但西方政党竞选的民主制度使得党争必然存在，也使得西方政治理论越来越清晰地认定只有多党竞选才是真正的民主。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得很惨以后，痛定思痛，中国有识之士认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组织政党的方式就在此之后进入了中国。然而，照搬照抄西方政党理论、政党制度的其他各政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胜利。沉迷于西方理论的人认为，一党执政不好，多党竞争才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这个生长于中国土地、中国民众中间的政党，还有一个巨大的思想资源，就是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
中国共产党虽然接受了西方政党的称呼，但在本质上，基于中国传统对“结党营私”的贬低与排斥，中国共产党没有将自己定位在社会部分小群体利益的局部性团体，而是接受了“天下为公”的传统理念，将自己定位于拯救民族、拯救国家，代表全体利益的整体党、全民党。
中国儒家曾经主张“君子不党”，早在周代就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之说。然而，到了宋朝，欧阳修反对“君子不党”的主张，他认为小人以私利结党，是伪党;君子以道义结党，是真党。在中国传统中，道义与民心是紧密相伴的，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此意。因此，欧阳修的《朋党论》首倡君子以道义结党，与宋朝士大夫“天下为公”的主张是一致。在那一时期，中国古人对于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所谓“义”就是所有的“利”。由此，欧阳修主张的“君子党”其实就是全民党、整体党。中国共产党从接受外来思想到深入地本土化，逐步接受了中国传统的这一主张。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统一阵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并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熟的标志。仅此一项，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借助中国传统的力量超越了所有西方政党。
西方主流政党理论认为，多党竞争、多党制衡，执政党与反对党并存，能够避免错误，纠正错误，通过复杂的平衡较量，最终体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假设要从理论上分析利弊太枯燥，从世界范围内实行多党政治国家的多年实践看，能够按照理论想象实现目的的，少之又少，往往有很多附加条件，更多是互相扯皮、彼此挖坑。各政党最经常的事物和最重大的工作重点要么是反对，要么是应付反对，要么是竞选，而非治国理政，很难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施政缺乏连续性。
事实上西方也有主张一党、无党、全民党的，但西方的一党制较少成为成功的实践，因为在民主面前似乎不具备正当性。西方所谓“全民党”更多是竞选时的口号，在资本势力的主导下，西方政党很难摆脱只代表部分利益的宿命。
需要指出的是，“一党制”是对中国政党制度带有严重偏见的描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而非西方狭隘思维里的一党独裁。西方在指责中国“一党制”时，没有放下自以为是的傲慢，认真地看一看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些具体措施。例如，中国共产党八千多万党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领域，从成员构成上就首先保证它的广泛性。除工农兵外，知识分子、企业主等也能入党。反对民营企业家入党的人在我看来就属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因而不能理解此举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整体党”理念的一大创新，使得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最广泛利益的要求不仅努力做到，还有了形式上的保证。
与西方的多党制分裂、对立相比，中国共产党从出发点到行动结果都要求优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是一个主张团结、协作的政党。同时，对于各种小群体利益也没有置之不理，而是通过群众路线、多党合作，以及人大、政协等多种方式得到反映和体现。从“为人民服务”出发，把握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平衡小群体的局部利益，在“统一阵线”理念下获得最广泛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原因。
当我们说要有道路自信时，就应该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轨迹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说明它的道路是正确的，同时期其他政党退出历史舞台，说明他们的道路是不正确的;当我们说要有制度自信时，具体之一便是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抱有充分自信，不必时时拿西方的政党理论、政党制度来对于中国提出削足适履的要求;当我们说要有理论自信时，就应该从中国共产党“整体党”、“全民党”的理念和实践出发，认真总结，形成我们的政党理论，批驳西方的政党理论。当我们说要有文化自信时，就应该让西方认识到，他们至今还没有达到中国古人排斥“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认识高度。
事实上，西方在某些特殊时期对此也有反思和调整。例如米国“大萧条”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形势危急，米国暂时放弃了政党轮替的做法，罗斯福总统连任四届(第四届没做完)，成为米国青史留名的最伟大总统之一，米国也由此走上世界的领导地位。客观地说，罗斯福的经历说明，抛弃党派之争，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危局，是卓有成效的。可惜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解放思想，虚心向中国学习，又回到中国人早已抛弃的局部利益的党争之中，让全体利益难以体现。
道理其实不复杂，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分歧很正常。中国人的做法就是求同存异，立足共同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协调各方利益，由此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反观西方，要么是彻底消灭“异教徒”，要么是任由各种对立观点恣意横行，只有幕后操纵的特殊利益集团窃笑不已。换句话说，制造其他利益集团的冲突、对立，正是特殊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这种做法轻则伤感情，重则造成分裂。近年来，欧洲在在走向共同体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小地方纷纷闹独立，本质上就是缺乏中国智慧，对于中国方案又不愿虚心受教。由此更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能形成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多么令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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