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司徒雷登被马歇尔推荐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教育家”华丽转身为美国政客。
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他是一生“假装”爱中国，恶名远扬的美国坏人!却为何我们欠他一声“谢谢”!》一文，这样概括他在中国的大使生涯：
“他一直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希望能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无奈国民党不听他的，共产党也不听他的，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这段描述中，司徒雷登似乎成了仁慈善良的父亲，而国共两党成了顽劣的小男孩，完全不能体会“父亲”的一片苦心——洗地洗得如此无微不至，跪舔舔得这般情真意切，令人叹为观止。
司徒雷登其人，正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对司徒雷登了解甚深，南京刚解放时和司徒雷登打过交道的我国资深外交家黄华所言，他是一个“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在中美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会自觉的、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一方。
司徒雷登在大使任上追求的主要目标，就是落实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达成的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的协议——美苏大致以长城为界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和新疆为苏联势力范围(外蒙古已经独立并得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承认)，长城以南，则为美国势力范围。
1945年12月，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协助罗斯福总统一起策划了雅尔塔协议的马歇尔将军，领杜鲁门总统之命赴华调处国共冲突，表面上的理由是避免中国发生内战，根本的动机却是要落实美苏根据雅尔塔协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避免中国的统一损害美国利益。
马歇尔仆仆风尘，八上庐山，南北奔波，所求无非如此。
司徒雷登、蒋介石、马歇尔合影。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同年7月20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在这样的时刻，马歇尔举荐司徒雷登为美驻华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雷登在中华民族处于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候，置中国于美苏雅尔塔协定预设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一开始，他还利用大使的身份，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推动援助蒋介石，避免国民党全面失败，待到辽沈战役之后，看到蒋介石已经大势已去，司徒雷登已经顾不上继续假装“爱中国”了。
他利用自身的关系和美国的影响力，推动国民政府“换马”，即利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抛出“和谈”烟幕，试图在中国划江而治，搞“南北朝”。
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
作为雅尔塔协议策划者和最大受益者的斯大林，也心照不宣的配合美国政府行动，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与国民党和谈。
美国和苏联，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可谓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口称希望中国恢复和平，但心底都明白，一旦“南北朝”的格局形成，南北双方的任何一方都无力挣脱美国或苏联的控制，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就都有了保障。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宗仁，后来心有余悸的写道：
如果当时中国搞成了“南北朝”，则“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6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3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所幸当时真正有力量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人民，而不是美国或苏联;是毛泽东而不是杜鲁门、斯大林，更不是司徒雷登或李宗仁。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做鸟兽散，美国，还有司徒雷登试图在中国搞“南北朝”的阴谋完全化为泡影。
司徒雷登毕竟在中国生活多年，深谙中国历史，他的手段是老练的，也是毒辣的。他在积极活动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搞“南北朝”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考虑万一“南北朝”失败的“plan B”计划。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使中国再陷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建议。
他致电美国国务院——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国务卿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广州政府(即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
著名学者张文木分析说——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滞留在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这一行为又被精英们解读为美国和司徒雷登本人对中共的善意，似乎完全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共共产党“不识抬举”、“极左”，才错过了中美建交的最好时机。
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这样。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哪怕美国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他们也无法阻挡中共建立新政权。但面对新的形势，美国仍然不愿意无条件接受失败，幻想“对新政权的承认是可以使中国新政府接受国际义务的有效杠杆”，即用“承认新政权”，换取新政权承认美国从蒋介石那里获取的特权。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
一，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
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
三，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
这三项条件中，第一、三项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和事态发展自然能够解决的。关键是第二项，战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中美商约》(被当时舆论称为堪比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那样的卖国条约，蒋介石在条约中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和领水)等条约，由此取得了许多在华特权，维护这些特权正是美国政府首先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毛泽东主席是非常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但这种改善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完全平等，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
南京解放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特派原燕京大学学生黄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除负责接管国民党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与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而司徒雷登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在接触中，双方很快就发现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共同语言。
中共方面认为，“如果美方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
司徒雷登则一再坚持要中共承担其所谓的“国际义务”，实际上是要新政权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也就是要承担维护美国在华特权的义务。
这显然与中共的一贯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20世纪30年代，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走出礼堂。
早在1947年2月，中共就郑重声明不承认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订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和谅解。
同年10月，又再次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
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并在一系列政策声明和报刊文章中，对中美商约和其它美蒋之间在这一时期缔结的条约进行了猛烈抨击。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没有妥协的余地。
正是因为美国不肯平等对待中国，不愿意放弃在中国获得的特权，所以才使司徒雷登和黄华的接触没有任何结果。
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讽刺的语气写道：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失败之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指的正是司徒雷登为了维护美国利益损害中国利益所做的最后努力。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这些罪行，并不像他在燕京大学校长任内更多是出于阶级和传教士的“本能”犯下的，而是清醒的、自觉的犯下的，是“故意的罪行”!
这些罪行图谋如果得逞，甚至有可能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看一下今日南北朝鲜的格局就明白了)。
但司徒雷登从来没有对他的罪行表示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忏悔，这种顽固的态度使得司徒雷登希望死后归葬中国的遗愿就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虚伪，甚至是对中国的一种嘲弄!
一些热心宣扬司徒雷登“善良和爱”的国人，用他们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而那些在司徒墓前含泪膜拜的国人，则定将被以“精神贱民”的形象被定格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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