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进入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危机爆发，波及到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工人移民苏联去找工作，这对社会主义苏联是显然是个鼓舞。
中东路事件。
其次是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对中共的影响，“立三路线”也发展到了顶点，对形势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
对国际形势认为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适逢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即，认为国民党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成为全世界的阶级决战战场，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对国内则认为是又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切实际地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要在上海发动工人总罢工。
这些幼稚的口号自然无法实现，也使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再次凸显，日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屡遭排斥也因此埋下了伏笔。
但此时的军阀重新开战确实为根据地的大发展提供了良机，一方面形势大好，一方面党内矛盾突出。毛泽东惹恼中央的主要有两件事：
1930年4月，在寻乌期间沉心于社会调查的毛泽东接到由福建省委转递来的中央指示信。信中提出朱毛红军要去攻夺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暴动。李立三要毛泽东前去上海当面接受中央的指示，转变思想观念，要求“毛泽东同志必须来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商量后，决定不理会。
他说，“我这个老乡李隆郅，坐在上海的洋房里想当然指手划脚，有这样指导红军战争的吗?”
朱德也支持毛泽东，拒绝立三中央的意见。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中央的全苏会，而是派李文林、曾山、熊寿祺等人赴上海与会。
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唯一的照片。
第二件事是6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了汀州，督促朱毛实现中央的战略部署。
“中央认为，赣南闽西苏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与狭隘的游击战略。这与中央的进攻战略是大为相悖的。红军的主要任务是进攻中心城市，红军队伍要无条件地扩大，在8月之前扩充到50万军力。四军的同志务必打掉右倾观念，明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面对如此头脑发热，毛泽东与朱德商量后，决定采取软磨硬拖的办法，从来不喝酒的毛泽东也端起酒杯应付涂振农。实在被催逼不过，就发布一个“向南昌推进”的命令，“争取江西首胜”。后来果然也到南昌城北的牛行车站转了一圈。远在上海的李立三迟迟没有等到红一军团占领南昌的捷报，心中自然是窝火的。
直到10月，为了配合红三军，二打长沙失败，回师赣南打下了吉安，宣布成立了省一级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这个矛盾才算缓解。不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李立三已经被撤销了职务。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期间与赣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思想矛盾也在发展，思想斗争逐渐演变而导致了“富田事变”。
古田会议以后，江西、福建，广东之敌对闽西地区发动“三省会剿”，围攻红四军。为了将敌引出闽西，打破“会剿”，发展闽西苏区，扩大赣西南根据地，红四军离开闽西，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
1930年2月7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东固地区的陂头村召开过一个各军军委与地方党委的联席会，史称“二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攻取吉安和土地分配的政策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此前，由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干扰，对土地分配政策已经争论了半年，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状态。争论的一方是外来干部，以刘士奇、曾山为代表;另一方是本地干部，以李文林、曾炳春为代表。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按劳动力分配”还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实质是要不要分配，偏向富农还是偏向贫农。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土地革命是第一位重要的原则，只有土地平均分配了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苏维埃政权才能巩固，也才能支持工农武装割据。
这也是毛泽东的底线，所以他非常着急，“一要分，二要快”。
那么为什么本地干部不赞成平均分配呢?这要从赣西南地区党组织的构成谈起。
大革命时期，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受党的命令到农村传播革命思想，宁冈的龙超清、刘辉宵、永新的欧阳洛、刘真、王怀、贺敏学、东固的赖经邦、刘经化、李文林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到故乡展开工作，这些同志为党在赣西南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掌握了农会并储备了干部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又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赣西南地区组织农军进行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后在赣南搞了一系列以农军为主力的武装暴动，后来一部分力量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转移到东固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客观地说，赣西南地区党的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比例相当高，但这是历史造成的，因为当时只有这些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才有机会到南昌、吉安这些江西的大城市里求学，能够较早的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曾提到寻乌县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大学生共产党员，其中两人在寻乌暴动中当场牺牲，一人后来成为红军五十团参谋长，被俘后被敌人活活用刀割死。
早期的根据地由于敌人封锁和地理条件使得各个小块根据地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状态，因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红军不可避免的带上浓厚的个人和地方色彩，如果领导人出问题很容易变质为守土安邦看家护院的靖卫团。
朱毛在井冈山搞的是公开割据，所以透明性高。李文林搞的是秘密割据，一时难以看清。
而在延福地区(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参加革命的多半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也有很多土地，最初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自己，成为日后黄公略红六军第二纵队的组成部分。
到了1929年下半年, 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原来分散的红军和根据地集中起来后，在这个大背景下原来并不突出的一些矛盾开始在根据地凸显出来。
土地革命中是否应该平均分配土地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一些干部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面前踌躇不决。他们认为革命草创阶段利用过家族关系闹革命，有的还闹得家破人亡，一转脸还要分人家的土地，在感情上过不去。一个时期内当地居然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同志地主”，在一个党支部内也常有同志间相互催租的现象发生。
这说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涉及到自身和家族利益时，确实立场有问题，曾经被毛泽东赞扬的李文林也在这个问题上成为阻力。
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则走的更远，认为“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完全否定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同时在是否组建红六军，是否进攻吉安，是否将赣西南几个特委合并建立政权这样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
所以“二七会议”上毛泽东断然决定，“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报江西省委批准”。这次会议对赣西南地方工作有积极推动的转折意义，促进了赣西南军事斗争的发展，但同时也为党内思想斗争带来了阴影，日后的“富田事变”多多少少也与此有关。
此时的毛泽东可谓压力山大，对上要面对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对下还要面对温情主义的地方实力派。
可是革命为了谁?革命依靠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再一次摆在每一个共产党人面前。
一个真正有历史担当的领导人自然要做出现代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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