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马克思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资本论》遵循唯物史观，揭示出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结构及其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运动状态的决定性作用;要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不能不高度重视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要讲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要讲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中的“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尤其是这种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资本论》对宏观经济结构和决定性层面的揭示，对于我们认清西方经济学的弊病，具有重大意义，科尔内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ⅡB目标模式，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它完全撇开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在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上，打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烙印，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具有极大危害性。
关键词:《资本论》 宏观经济结构 所有制 ⅡB模式
作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
一、《资本论》对宏观经济结构和决定性层面的揭示
“宏观经济”这个术语，[①]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简称西方经济学)用来描述国民经济总体运动的。《资本论》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是它从现象与本质的结合上，详细地论述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②];深入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总体运动。如果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进行“术语的革命”[③]，扬弃其内容的庸俗成分;那么，这个术语用来概括《资本论》对社会总资本总体运动的论述，就有简略的好处。在赋予“宏观经济”科学含义之后，可以说，马克思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
《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各经济层面的内在联系，科学阐释一国宏观经济与别国经济、世界市场的关系，从宏观上揭示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并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进行数理分析;[④]其中包含对发达商品生产社会的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的内在联系或客观辩证法的科学揭示。本文受篇幅限制，不能展开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科学方法角度，强调应当重视《资本论》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结构，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运动状态起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⑤] 《资本论》的宏观经济原理和方法，正是对宏观经济物质形态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它客观真实地揭示出，发达商品生产社会的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的结构，是由(1)商品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一般、货币流通一般)、(2)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3)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4)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5)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关系(即总“货币资本形态”∑G¢、总“商品资本形态”∑W¢和总“生产资本形态”∑P这三种基本形态的结构关系)这五个基本经济层面构成的。其中，不同经济层面相互之间，各层面内部的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辩证的关系，都处在运动过程中;所有这些运动综合起来，就形成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辩证运动。由此看来，《资本论》全卷都包含宏观经济的科学论述。只从《资本论》第2卷第3篇论述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来理解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这是不够的。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5个基本层面中，在每个层面运动中起能动性作用的，都是人，而不是物。只要摒弃西方经济学的拜物教观念，就可以明白，商品流通层面中物与物交换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推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这两个层面，都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显然起能动作用;而社会总资本三种资本形态的运动，在资本物质形态的背后是资本所有者在起推动作用。因此，整个宏观经济形态的运动，是依靠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推动的。
二、所有制在宏观经济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我们从《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中领悟到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的结构和人在其运动中的能动作用，那就可以得出，在宏观经济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的经济层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层面。[⑥] 这是因为：
——商品流通层面的社会性质和运动状况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决定。商品流通层面的形态就是市场，市场是宏观经济形态的表层，“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⑦] 作为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流通领域，市场是商品流通一般(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等价交换)和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流通环节(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两者的统一表现。在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形态中，私人资本运动的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是剩余价值或资本剥削关系的实现过程，因而这种流通环节的社会性质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层面决定的。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以私人资本供给商品为主，市场主体主要是资本家阶级，这种市场起着为私人资本服务的主要作用;反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市场以公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供给商品为主，那么市场主体就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这种市场起着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主要作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社会收入贫富两极分化，使商品流通一般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⑧]，必然成为“现实的危机”[⑨]。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决定社会收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能促进社会收入趋向共同富裕，因而有条件避免市场流通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社会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是由所有制层面决定的。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生产中的人是他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经济地位的人格化;而只有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们或阶级，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占统治地位，拥有产品生产、收入分配和市场供给或需求的决策权、主动权，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各部门的投入产出，从而社会再生产的产业结构关系或生产要素在各部门分配的比例关系，是由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决定的。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土地)之间物质循环关系的状态是由所有制层面决定的。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土地私有权会迫使经营者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保护土地的肥力，限制经营者对土地的生产投资，因而必然对生产本身造成限制;还会造成租用土地的经营者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这必然会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造成限制和障碍。只有实现土地公有制，并最终实现土地国有制，才能最终使国民经济运行建立在合理农业的坚实基础之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使宏观经济运动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状态是由所有制层面决定的。在发达商品生产社会，社会总资本一般在运动中，必然采取“货币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和“生产资本形态”，并相应地分别表现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基础决定了，即使国家作为“总资本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改变私人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私人垄断和生产的自发性，从而势必出现工业内部、商业内部和工商业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背离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银行信用制度，虽然能起节约社会流通费用，调剂私人资本之间的余缺，加速社会总资本运动速度等作用，但是它既然为私人资本追逐私利服务，必然在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助长私人资本家之间的投机竞争和赌博欺诈，导致社会总资本一般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助长危机的爆发。只有消灭私有制经济基础，才有可能遵循价值规律，自觉的有计划地按比例调节工商业资本的结构关系，并把银行信用制度掌握到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手中，使之成为向完全公有制的新生产方式过渡的经济形式;从而使社会总资本一般的三种资本形态形成适应社会生产力稳定发展要求的结构关系。
由此可见，在发达商品生产社会的宏观经济结构中，就各经济层面的相互辩证关系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对其他经济层面都起决定作用，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运动起决定性作用。而这种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体，乃是在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们或统治阶级。由此推论，在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具有过渡性的宏观经济形态中，决定国民经济的社会性质以及宏观运行状态的，必然是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宏观经济运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因此，要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不能不高度重视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三、宏观经济调控应区分两种“决定性作用”
可能有人会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应当重视的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这种说法是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成是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中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了;而后一种说法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生产包括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政府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市场作为流通关系属于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一个层面，所以，论述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时，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重视这种关系中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克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中)发生主观性失误。但是，在社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辩证关系上，则是社会生产对市场流通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流通对社会生产起反作用。从上述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的多层面结构关系来看，如前所述，市场流通是商品流通一般和资本的流通环节两者的统一。而社会生产则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关系中的总“生产资本形态”。市场流通的社会性质和运动状况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而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决定市场流通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遵循这个基本原理，就要避免把宏观经济形态中的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之间的关系，混同于整个社会形态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与经济基础一个层面的市场之间的关系。然而近些年来，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到在整个宏观经济形态的结构调整中，也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往往不讲社会生产(包括所有制决定的生产目的、分配关系和产业结构等)对市场流通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应当把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的辩证关系，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结合起来。不仅要讲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要讲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上的“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忽视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这种作用，就会在实践中，放任私有制经济和外资经济盲目增长，就会突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底线”，从而引起宏观经济机构的严重失衡，乃至发生经济危机。因此，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应当把调节所有制结构，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促进适应商品货币关系的按劳分配包括在内;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消除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从而保证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宏观经济多快好省的稳定运行。同时，论述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决定作用，还要深入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1]这是因为，实现“全国一盘棋”的社会生产力合理布局和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竞争产生垄断;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收入公平;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组织民族经济内部的大协作，提高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等，这些都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而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发挥国家的组织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搞好计划调节，才能实现。[12]
四、有必要重新审视科尔内的ⅡB模式
重视《资本论》对宏观经济结构和决定性层面的揭示，对于我们认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弊病，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制，具有重大意义。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为维护资本家阶级的总体利益服务的。[13]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定价方式”或私有制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14] 它们的理论都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个重要层面的作用来论述宏观经济运动，实质上则是把私有制作为宏观经济运动既定的基础;不仅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发生无法解决的根本性失衡的基础;而且还要维护私有制，并宣扬私有制的积极作用。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肤浅性、主观性、片面性和欺骗性。
不难发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凡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也都撇开在改革中要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在宏观经济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层面，甚至或明或暗地把改革集中在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前东欧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关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ⅡB目标模式，就是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
科尔内是在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第二年，即1985年秋天来到中国的，他在当时著名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又称“巴山轮会议” [15])上，阐述了他的ⅡB模式。科尔内把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类;并把前者区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ⅠA)和“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两分类;把后者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ⅡA)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ⅡB)两分类。ⅠA模式指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直接管到生产单位(企业)的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对必须改革的经济体制的概括。ⅡA模式指不存在国家宏观调控、完全由市场自发起调节作用的经济机制的概括。ⅠB模式是指对ⅠA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改革，但是仍然保留对企业行政性间接干预的管理体制，即国家主管部门不再对企业下达投入和产出的指令性实物量指标，但是仍然用行政手段制定各企业的产品价格、信贷利率、税率、工资等，因而仍保持了企业的行政性干预。科尔内认为，应当去除这种对企业的间接性行政干预，才能使企业摆脱对上级主管部门的“纵向从属”，让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真正克服旧体制的弊病。因而ⅠB模式需要向ⅡB模式转换。ⅡB模式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是指国家主要用综合性的经济杠杆，如货币供应总额、银行信贷总额、外汇汇率、存贷款利率等，来调节市场，从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16] 可以看出，科尔内是从国家(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调控的，提出的主要改革方式，就是要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增加市场这个层面。从重视市场流通作用来看，这与中国原先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相比，有一定积极意义。为此，当时我国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不少经济学家都对ⅡB模式持赞同态度。有人甚至认为，科尔内关于宏观经济协调模式的四分法，“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17]。
科尔内的宏观经济调控ⅡB目标模式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是广泛的。在“巴山轮会议”之后，我国经济理论界不少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而完全不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决定性作用。有人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把它解释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的体制;[18] 完全撇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的规定性。这都很难说不是受了科尔内ⅡB模式的影响。然而，该模式的弊病和危害性，至今学界尚未给以应有的关注。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以《资本论》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为指导，予以重新审视。
五、科尔内ⅡB模式的严重弊病及其危害性
用《资本论》宏观经济研究方法来审视，科尔内关于宏观经济协调的ⅡB模式，并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是完全撇开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在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也打上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烙印。科尔内的ⅡB模式主要有以下严重弊病：
其一，该模式的市场具有只讲商品流通一般关系的片面性。它看不到现代发达市场是商品流通一般和资本流通的流通环节的统一，从而看不到一定历史条件的生产环节所具有生产关系性质赋予市场流通的社会规定性。换句话，科尔内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分不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本质区别，只看到了现代市场具有的商品流通的一般性质，却看不到生产领域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赋予市场流通关系的根本不同的社会规定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条件下，国有资本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对于国有资本价值总量上的计划调节，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的自发性。而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不能克服这种自发性。因此，科尔内的ⅡB模式，不能区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流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流通。
其二，该模式完全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基础)对于宏观经济运动的决定性作用。科尔内只从企业要摆脱行政主管部门干预、获得自主决策权的微观角度出发，看不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具有的统一性和协同性，对宏观经济有效调控的重要性。因此，他重视的只是企业自主决策要求的独立性，提出了自认为是正确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战略是，“促进私有部门有机发展的战略”，即“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自下而上地生长起来;以出售为基本手段，使大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19] 也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表明，科尔内ⅡB模式实质是一种从微观上生产领域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的改革方案。
其三，该模式绝对否定了从实物形态角度调节社会再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必要性。《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应当坚持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原理，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量两方面，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和流通运动;如果社会再生产要正常实现，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各构成部分∑(c+v+m)，就应当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都得到补偿，这就需要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生产要素的分配(“资源配置”)，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运动就会中断，社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科尔内主张用综合性的经济杠杆调控宏观经济中的货币量、外汇量等，这说明他的宏观经济调控只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方面，而排除了与价值方面比例关系相对应的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方面的结构调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ⅡB模式的理论指导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实际操作认识的混合。
科尔内提出撇开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调控ⅡB目标模式，绝非偶然。科尔内在前苏东时期，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国有经济中存在所谓“父爱主义”。[20]实质上，这暗含着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使用这些概念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改旗易帜之前，他还不敢公然提出这种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张。但是，到了前苏联东欧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剧变前夕，他就图穷匕首见，开始公开表达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阶级立场了。1990年，正当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主持，制定所谓转向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搞私有化“改革”之时，科尔内的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笼了。笔者当时在莫斯科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访问进修，买到了他这本书的俄文版。他在此书的“告苏联读者”前言中说，“人类社会在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条道路”;苏联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国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这种统治的第二条道路”;现在的改革是走“离开斯大林体制，同时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本书继续我先前的分析。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种试验是不会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按第二条道路走了几十年的人们将会认同，“他们只有在长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条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 [21] 这就是说，科尔内宣称，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公有制基础上改革“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计划经济)，又要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走上“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这充分体现出科尔内ⅡB目标模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其实质上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具有极大危害性。
毋庸置疑，如果排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决定性作用，放任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那末所谓“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就会转变成“有宏观调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以此为目标，那就会由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必然失去“现代”的可能，就只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我实施霸权主义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沦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的、新殖民地性质的附庸国。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与一些地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化“改制”，导致公有制经济在工商领域丧失主体地位，是有必然联系的。[22]这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深刻认识科尔内的ⅡB目标模式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及其危害性，应当把它作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
2017.7.26
* 本文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
[①] 我国有学者指出，“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是挪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ch)于1933)年提出的”(参见张培刚、厉以宁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另有美国学者奥利弗·布兰查德认为，“宏观经济”一词直到1941年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而“宏观经济学”一词出现在1946年(参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4页)。
[②]《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2页、第455页、第512页。
[③]《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④] 参见何干强：《应当重视〈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⑤]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⑥] 参见何干强：《所有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07月19日第1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⑧]《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⑨]《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1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12] 参见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13] 参见何干强：《论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的科学特征——兼与凯恩斯主义比较》，《经济纵横》2010年第10期。
[14] 参见[英]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7～208页。
[15] 此次中外经济学家参加的会议在行驶于长江山峡的巴山轮上召开。有关会议的理论研讨动态，刊登在原《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9月23日、10月7日版上。该报在1989年6月停刊。
[16] 参见吴敬琏：《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370～372页;吴易风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5～547页。
[17] 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42页。
[18] 马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人民日报2006年4月5日第8版。
[19] 转引自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33～34页。
[20] 参见[匈]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短缺经济学》(上卷、下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说，“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之一。”(该中文译本，第5页。)
[21] 本段括号中的引文由笔者译自俄文版:Янош Корнаи：《Путь к своб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M]，Москва，《экономика》，1990，P.2～3([匈]亚诺什·科尔内：《通向自由经济之路》[M]，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3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22] 参见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刻不容缓》，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5年第10期;公开发表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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