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歪讲中国故事，描黑新时代
——@吴晓波、@马光远
伟大的时代往往在一片杂音中开篇，并伴随着苍蝇的嗡嗡和碰壁。当年末我们正在为新时代做理论准备的时候，干扰的杂音再起，歪讲中国故事，描黑民族未来，以图影响新时代。《吴晓波：致敬四十年》和《马光远：2018年，向改革致敬》，就是这样的文章。两文不仅割裂新中国的创业史，对前三十年的成就不屑一顾，而且用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总结改开四十年，得出改革已陷入僵局的结论，要用所谓改革的精神继续推动改革，以达到自由主义的彼岸。
不错，改革四十岁了，已不是新生事物，对国家发展的推动力日渐减弱，改革自身需要被修正，以增强正能量，而且随着民众的觉醒，自由主义影响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某些自由主义精英的焦虑是必然的。但这正好说明，改革即将进入成熟期，今后的改革必须围绕实现人民利益这个中心展开，避免后三十年改革中失误的重演，走一条不同于后三十年的改革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好好总结整个新中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服务未来的改革，服务新时代。
一、中国故事为什么没有讲好
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新者，但中国故事没有讲好，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都没有讲好。
（一）、自由主义的逻辑讲不好中国故事
正如吴文所讲，西方逻辑不能理解中国奇迹，因为自由主义不是人的逻辑而是资本的逻辑，是荒谬的。自由主义的荒谬表现之一就是有效市场理论不成立。市场是必需品，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又是失败的。市场经济理论是描写市场失败历程的地摊文学，应该为市场失败的持续负责。市场失败的根源是产权以及市场主体结构的不合理建构。市场经济理论有两个源头——洛克劳动价值论的产权来源说和亚当斯密的市场说。这两个源头其实也是两个陷阱，造成市场残疾。洛克产权来源说的错误在于它的虚假前提——自然资源是无主物而且无限丰富。这样，就倾覆了产权的正当性，造成两个恶果：第一次分配的本质是分赃，分赃里包含分配，以及市场是赃物市场。又由于人类财富中大部分是天赋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劳动创造，而人类按价值(劳动)分配了所有财富，这就给了少数人通过货币金融撬动社会财富的杠杆，最终，不正当的产权制度是两极分化的基础和加速器。
亚当斯密市场有效说的错误在于：第一、结构上欠缺社会整体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市场是社会个体之间交易形成的市场，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能被动、偶尔而且不必然地实现，这样的市场是低效、失灵、周期和浪费资源的。试想，欠缺社会整体的市场主体地位，社会整体的利益怎么能够实现?社会整体又怎样保障社会个体利益的实现?市场怎么能有效?第二，空间和行业范围上，市场不能满足其覆盖地区的所有需求甚至基本需求，但是，却要求国家不停地去开辟市场，导致战争不断，而且一旦市场范围停止扩大，市场主导国家们就衰弱，衰亡。第三、性质上，劳动力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标的，使市场严重丧失平等性，使人和人格成为被市场经济奴役的对象，结果是资本绑架政府，市场绑架社会。这三条中，第一条是根源。解决问题必须从它入手，它改变了其它两条也就改变了。
要克服市场的弊端只要设计社会整体作为市场主体与社会个体进行市场交易就可以了。而克服洛克产权来源说的弊端，也是设计社会整体作为资源分配者对社会个体进行分配就行了，当然方法是社会个体通过竞买用自己的劳动换社会整体的经营性资源，并无偿、平均分配社会整体的非经营性资源。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交易构成一级市场，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构成二级市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样，经济学就科学了。
正是用自由主义逻辑来理解新中国的奇迹，西方中国崩溃论的版本不断更新和崩溃。国内的精英无视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困境，不究其根源，反而做着自由主义改革的春秋大梦。马文竟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国际社会具有竞争力的文明的政治体制;具有高端产业支撑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才能真正成为现实。”。马文所说的所谓“在国际社会具有竞争力的文明的政治体制”，无非是指西方的宪政制度，本质上无非是“资本以权利的名义统治权利，在此基础上以权利的名义并以权利为中介限制权力，最终以有限的权力统治权利，服务资本;反过来，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1]如果能够竞争过中国现行体制，西方就不会操纵国内舆论鼓吹宪政了。所谓“具有高端产业支撑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则是空想。中国和西方工业革命的经验证明，“中外工业革命，离不开参照或模仿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 西方工业革命，是有了超过世界一般水平的工业能力后，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并用海军和武力殖民来为本国的制造业开辟全球市场和维护殖民统治，支持本国的工业革命，这是典型的政府代表私人资本集体与本国社会个体(尤其是资本家)的交易，是对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个体之间交易的模仿。”[2]现在西方“具有高端产业支撑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恰恰是自废武功，产业空心化的产物。随着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会越来越产业空心化，福利会被吸干。所谓“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更是做梦。橄榄型社会的“外部基础是当今不合理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发达国家处于金字塔的上部,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底部。处于金字塔上部的发达国家可以对处于金字塔底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现在西方橄榄形社会的人口总数不到10亿，中产阶级更少，世界早已经承受不了。如果中国实现了橄榄形社会结构，即使不计算西方，世界也无法承受。所以才有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类似言论——如果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达到美国一半，世界末日就来了。
（二）、失误是改革故事的组成部分
改革并不总是春天的故事，失误也是改革故事的组成部分。这是改革故事难讲的另一个原因。失误是任何进步事业组成部分，因而改革不应惧怕讲失误。例子很多。
例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承包制在农村取得了成功，但在国企改革中则完全失败，为什么?包产到户，不仅是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权的落实。试想，不落实农民的成员权，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和收益就没有自主支配权，他怎么会去多劳多得?所以，包产到户，是两个层次的改革：经营体制和机制上是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生产关系上是落实集体经济的成员权。其中，落实农民的成员权是农地承包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
同样是承包，国企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落实成员权或者落实全民所有的性质，因为国企的所有权主体是全体人民，国企职工只是国企的雇员，政府只是国企所有权主体的代理人，而且国企承包合同的主体，无论政府、全体职工或者企业经营者都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这决定了，国企承包合同发生在与国企没有产权关系的第三者之间，落实的是政府与全体职工或者企业经营者的雇佣关系。这样的改革是完全不能搞好国有企业的。所以，国企承包失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没有落实全民所有，没有落实国企股东的股东权利。这是国企改革的基础。我们天天讲产权明晰，就是不落实全民所有，不允许国企产权明晰，国企改革怎么搞?
从承包制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命运可以看出，农村承包的成功靠的主要是运气，然后，承包进城就失败了，所以，承包制改革的成功，靠的主要是运气，失败是因为没有理论指导。
例二：国企改革没有依据。我曾经问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国企改革的依据是什么，有依据吗?他回复说，没有依据，产权理论先验假设私有制最优，无法解释国企和军队存在的理由。是啊，国企改革都不允许国企产权明晰，要依据干嘛?
例三：对包产到户创造的计划与市场完美结合的资源配给机制视而不见。包产到户使农户成为市场主体，同时粮食统购又让农户保持着计划经济最小生产单位的性质。其结果是农户生产的粮食国家保证收购，粮食可以到市场上去卖，也可以卖给国家。这是一个计划与市场完美结合的生产经营机制。应该按照这一思路来解决农村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把这一机制放大，方法之一是把农户换成村集体，把村集体企业化，让农民成为集体企业的平等股东，把政府与村集体的计划关系变为整体与个体的交易关系，同时把村集体和农户推向市场，使之成为市场主体。这样的体制远比现在的体制强，因为包产到户落实的是农户的成员权和经营权，这样的体制落实的是农村集体企业内部的股东权利和法人财产权。
二、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
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很简单，就是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割断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交易关系，体现为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保留了计划、国企、地方政府的公司职能和产业政策。以上四项都是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的蹩脚形式，但毕竟执行着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交易的功能，客观上优于政府代表私人资本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的西方模式。因此，有人给它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叫中国模式，即政府代表国有资本集体与社会个体交易的市场经济模式。
如上所述，西方市场经济无效率是因为它的基础部分只有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而真正有效率的市场是，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交易构成一级市场，在此基础上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构成二级市场。政府作为社会整体的代理人，可以通过调节一级市场来调节二级市场，也可以通过直接调节二级市场，来保证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平稳快速发展。这种经济叫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的产物。市场说的是交易经济的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计划说的是交易经济的主体、客体和主观方面。两者结合，使交易具备了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交易经济结构。把交易割裂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不承认社会整体法人地位的结果：市场经济不承认社会整体的主体地位，结果是否定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只承认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计划经济不承认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结果是排斥社会个体之间的现实交易，否定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形式交易，只承认他们之间的实质交易。说到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过是经济的左右两个半边脸。
中国模式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由计划经济演化而来的。虽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欠缺效率，但是计划经济是人类第一个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的经济形式，是作为市场经济的替代者产生的，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经济周期，导致了计划经济产生。它以计划交易+组织交易为主体，以组织交易为基础，交易的内容是生产资料，同时它又以市场交易为补充，市场交易的内容是生活资料，交易发生在企业和个人以及个人和个人之间。由于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计划经济可以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市场环节带来的时间浪费，并节省市场环节的费用，因而它在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方面效率奇高。这已经被毛时代工业化和前苏联二战前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就证明。但是，计划经济欠缺市场交易的基础，无法高效满足社会个体的多样性、差异性需求，无法完全排斥市场，导致被排斥的市场通过变革辩证否定计划经济的必要——把计划改为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在此基础上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市场交易对接。以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变革的内因。外因是开放条件成熟，产生利用世界市场的可能和必要。
总之，计划经济是人类第一个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交易的经济形式，但是它欠缺市场交易的基础，因此，需要逐步引入市场基础，把计划改为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市场交易，并作为基础，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市场交易对接。我们在引入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一些不当的破坏，但幸运的是，我们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保留了计划、国企、地方政府的公司职能和产业政策等一定程度上体现计划经济优势的制度，从而创造了相对优越的中国模式，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奇迹。
三、两个三十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前三十年优于后三十年
马文认为，时下中国对改革怎么走产生了分歧，而改革的发生并不是自然的过程，它说，“中国的改革，也绝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那么自然，而是在4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帮仁人志士众志成城推动的结果。”其实，两个三十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一）、经济上看，两个三十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替代者，但客观上离不开市场基础，需要补加市场基础，同时又必须向社会主义交易经济过度，因而，今天的市场化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进化的客观需要。进言之，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是必然，而且是自然的过程。
（二）、历史地看，两个三十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949年共同纲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契约，它以社会契约条款的形式赋予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一规定是新中国建设和变革的总纲领。它符合社会构成的三大规律：所有制律、分工律和交易率。所有制律要求人民的利益执政，分工律要求精英具体治理，交易率要求各阶层通过交易和妥协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分歧和矛盾。其中，前者依次是后者的基础 。
1949年共同纲领为新中国奠定了超现代性的国家制度基础，需要相应的基本制度及理论进行配套，但是历史上，经济、法律制度及理论都是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设计和服务的。尽管共产党对这些制度及理论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但仍无法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人民的主体地位相配。毛泽东推行鞍钢宪法，意图在经济领域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工人经济的领导地位，但失败了，原因就是基本的制度和理论与国体以及人民的主体地位不相配造成的。试想，产权制度和理论与鞍钢宪法并不配套，人民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能产权化，因而是不能在经济领域实现的。这样，经济领域的矛盾必然激化，并体现为政治领域的路线斗争升级，并蔓延到思想文化领域。这样就有了四清和文革。这是所有制律和分工律的矛盾决定的。文革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文革也不能完成经济理论和制度的革新，让产权制度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配套，这是一个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1978年，按照分工律和交易律，小平同志发起改革，开始恢复新中国前17年里建立的法制，让新中国的精英治理社会。这样，在改开初期，由于分工律和交易律在所有制律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且三大规律之间的矛盾没有尖锐化，我们迎来春天的故事，但是，随着改开的进行，分工律和交易率日益侵蚀所有制律的地位，与所有制律的矛盾日益尖锐，改开的正能量日渐枯竭，副作用日渐显现，因为改开毕竟是精英与民众之间以少博多的交易，随着精英的长大，交易的规模日益增大，蛋糕越做越大，资本精英对民众的掠夺也日渐猖獗，蛋糕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这样，市场化改革到了拐点，才有十九大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新时代的到来。
综上所述，共同纲领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指南。两个三十年都是共同纲领的指南在时间轴上的展开，都是人民民主专政，都是立足人民民主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所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三）、前三十年我们做的优于后三十年
吴文除了用一连串精心选择的对比数据通过贬低前三十年来表彰改开四十年外，还用《芳华》来晒我们七十年代的贫穷。其实两个三十年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比较起来，前三十年我们做的优于后三十年。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重新站起来，无论如何都是最伟大的成就，因为这是最难的。然而只有经济上站起来才是真正的站起来。而大国经济上站起来的标志，不是GDP，而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和教育科研体系。这基本上是在前三十年做到的。
第二、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看，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使我国足以与美苏形成三足鼎力，也就是说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中国是老三。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我们进步了，但也只是世界第二。前三十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后三十年又爬升到世界第二，可见，前三十年优于后三十年。
第三、只有计划经济才能为新中国赢得改革开放和继续工业革命的资格。如果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业革命是工业强国用武力开拓和维持市场实现的，面对工业强国一统世界市场的外部环境，中国只能用计划经济，通过艰苦奋斗的能力积累实现工业化，进而取得对外开放和继续工业革命的资格。如果1960年就实行刘邓路线，先把地分了，水库等农村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建设，大江大河也不会治理，旱灾、水灾一发，随时可能饿死1亿人。由于信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多余的。这样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国防，我们将比大清国还东亚病夫。从这个角度讲，前三十年的路是特殊的路，找到不容易，后三十年的路是一般的路，很多人能找到。所以，前三十年比后三十年伟大。如果前三十年走后三十年的路，不仅中国没了，单单考虑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中国人口不会超过6亿，其余的饿死了。没有农村基础设施，没有工业支持，地被分成小块，经济学家一算就能得出上述结论。
四、结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设计的社会契约指引下，我们走过了七十年光辉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个时代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七十年的经验教训，走好未来的路。在新时代开篇之际，我们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迷雾，对历史的负责，不但要讲好后四十年的故事，也要讲好前三十年的故事。因此，我@一下吴晓波和马光远：条件相似的印度，为什么改革开放了两个三十年，没有出现中国奇迹，而中国只改革开放了一个三十年就出现了?第三个三十年，如果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是否会改革成印度或者大清国?
[1] 《沐猴而冠——论宪政》，中国社会科学网。
[2] 《文一教授，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你懂吗?》，搜狐网财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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