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干部不能小心谨慎，群众就会提心吊胆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二)
曹征路
在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中，因不满旧政权腐败无能而走上革命道路、进而成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故而对建设一个区别于国民党政府的，清正廉洁、民主高效的苏维埃政府有着天然的期待。
中央苏区苏维埃甫一成立，民主选举和法制建设便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议题。所以怎么样建立人民群众广泛享有民主权利的制度框架，是个首选。
与选举同时进行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也成为民主建设的重点，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除了选举制度、地方组织制度建设外，他特别强调了监察制度。《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怎样检举贪污浪费》、《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监察制度和工作守则，都是这一时期制定的。
另外还建立了预算、决算、会计、审计、税收等财经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制。
在机构设置上，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由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地方各级检察部和各级检举委员会等组成的专门的监察司法系统，检查部(科)之下设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
除正式监察系统外，还辅以可由很多工农群众参加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构建的“群众性”检举监督系统。
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它辟有“工农通讯”、“来件”、“专载”等专栏，大量刊登群众来信来稿，经常发表旗帜鲜明的社论。
从1932年3月9日起，开辟了专登批评稿的“突击队”栏目，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中出现的大小腐败分子和各种腐败现象。从1933年1月7日起，又增设了广泛宣传苏区干部群众克己奉公等各种光荣事迹、专登表扬稿的“红板”栏目。形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干部鲜明的廉洁奉公作风和廉洁政府。
正如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所指出：我们可以夸耀地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其现代性公共性含量与南京政府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及其干部在掌握权力后放松警惕，都有腐化变质的可能性。
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毛泽东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
何叔衡不仅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也是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的主席，同时又担任富有检举监察职能的工农检察部部长。根据何叔衡的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在一些主要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都设置了一种特制的木箱，它是中央工农检察部各级控告局为收集群众意见而设的控告箱。控告局设有调查员，他们每天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然后根据群众的控告，调查核实。这就是某些党史研究者经常提到的，让“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的告密箱”。
其实让手握权力的干部时时处处感到如芒在背，恰恰是民主制度设计的“初心”。
干部不能小心谨慎，群众就会提心吊胆。
那时的党政干部只发伙食费，每月节约一点伙食尾子，用于剃头和交党费。穿草鞋、提灯笼、背干粮，是苏区干部的普遍特色形象。
何叔衡身上还多背着三件物品——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号称“三件宝”。他的布袋子是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他说，人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这“三件宝”伴随着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户。
一次他接到一个寡妇的控告，揭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基本掌握了谢步升违纪违法事实。何叔衡面对调查材料非常感慨，谢步升出身贫苦，很有魄力和干劲，原本是棵好苗子，没料到竟然在背后欺男霸女，谋财害命。谁知谢步升案件也遇到了保护伞，被扣起来的谢步升很快又放出来，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何叔衡安排调查组成员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到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后，当场表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执行了枪决。
左祥云是共产党历史上因贪污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被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何叔衡调查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毛泽东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总务厅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然而此时又有人出来说情，进行干扰，致使审判大会迟迟无法召开。后呈请毛泽东批准，终于在1934年2月18日公审判决左祥云死刑，其他犯罪分子也分别受到惩处。
在这一时期被处理的中共干部还有钟圣谅、钟铁青腐败案，唐仁达贪污案，熊仙壁、刘仕祥贪污案。
1933年12月15日工农检察院还颁布了十分严厉的训令：“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监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倒何斗争”，对于何叔衡这样既有资历又有政绩共产党员，王明博古居然视为眼中钉。
在激进的“肃反”政策影响下，一些司法机关的干部认为在肃反中要加大惩处，存在着多判死刑的倾向。何叔衡顶着压力，对下面报批的案件，仔细审查，反复推敲，严把定刑关。
比如瑞金县法院判处刑事犯朱多坤死刑。在认真复审后，何叔衡批示：“朱多坤判死刑不能批准，朱多坤由枪毙改为监禁两年。”这样一个工作认识上的问题，却导致了对何叔衡接二连三的批判和打击。
1933年底，博古等人借口何叔衡坚持错误、不服批评，撤销他中央工农检察部人民委员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职务。
从1931年开始到1933年间，包括张闻天、沈泽民、杨尚昆在内的留苏干部大批回国，并进入中央苏区，连同早期回国的博古等人一起，形成了中央苏区新的领导核心。这实质上也意味着中央苏区实际领导权和各机关干部的更迭与冲击。
在对待何叔衡的问题上，刚刚到苏区不久的张闻天就发表《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公开批评何叔衡为右倾机会主义：“像何叔衡同志等这类对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机会主义估计，自然使何叔衡同志等不能坚决的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而在困难面前表示投降屈服。在何叔衡同志一年多的工农检察部中的工作，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苏维埃政府中最战斗的反官僚主义的机关，在何同志领导之下，都变成了最标本的官僚主义的机关。”
实际上这个矛盾可以追溯到他们在莫斯科留学时期的一段公案。
1929年6月17日召开的持续十天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党员的激烈辩论。其焦点是当时掌握着莫斯科中大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据王观澜的回忆：
“当时掌握支部局大权的，主要是一些翻译，如王明、秦邦宪等。他们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去的。我们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去的，做过一个时期地下工作，经过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吃了许多苦头。我们认为，翻译们虽然懂俄文，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又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而支部局在学校影响很大，举足轻重，所以我们对这些人一般都是另眼看待，不大尊重。对这些人掌握支部局大权，又过期不改选，许多同志有意见。”
在中山大学校史上著名的“支部局斗争”以“十天大会”的形式展开。这场斗争的后果非常严重，有人被开除党籍，有人被扣上“江浙同乡会”、“托派”、“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王观澜因出身较好，给予警告处分。
对于留苏中国学生之间的严格等级秩序，很多留苏学生都非常不满，郑超麟曾经回忆说：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譬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
当时何叔衡恰恰站在了张闻天等“资深留苏派”的对立面。谢觉哉在其回忆文章中曾经如此写道：
“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又听到一位工人同志说，莫斯科支部清党斗争，何老头是第一。”
何叔衡被撤职，毛泽东深感无奈。那时的宁都会议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王明等人为了打击毛泽东，何叔衡是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整。
谢觉哉曾就此事三次去询问毛泽东，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吭声，第二次，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第三次谢觉哉直接发火了：“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刚刚到苏区的谢觉哉在后来写道：
“叔衡同志被撤职时，我问：‘是否须下撤职令’？毛泽东举目望我一阵，不说话。我站着等回答，他忽然起身走了。‘大概就这样吧’？我想……我太迟钝了，竟没有想到里面有那么多文章。”
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五老”中只有何叔衡留在了中央苏区。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牺牲，实践了他生前说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937年，在何叔衡牺牲两年后，党中央才得到何叔衡牺牲的真实消息，在纪念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何叔衡牺牲的消息时，在场者无不唏嘘泪垂。
与王观澜的遭遇一样，何叔衡的被不公正对待在党内的影响非常恶劣。宗派斗争、挟私报复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是现代政治中根深蒂固的顽疾，不能用左倾右倾来解释。那时共产党掌握的公权力还很有限，自身尚处于险境中，其中教训就更加令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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