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溺亡在灞河。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近日博士女友首度发声讲述其中内幕，称他的导师周筠应负70%的责任，并曝光了杨宝德与周筠的微信聊天记录。
从杨宝德女友披露的情况和聊天记录看，作为周筠对杨宝德的要求很多，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等，但对学术研究，则鲜有提及。周的语气像发嗲撒娇的小女友，迹近性骚扰，完全没有导师尊严，而在杨宝德恭敬语气的背后，则是深深的无奈。
关于寒门博士杨宝德自杀和周筠对他的役使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需要等待校方和警方的最后调查结论，这里不多说了。但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不难发现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已经高度封建化了，带有强烈人生依附色彩。博士生，这个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称谓，在导师面前居然宛如仆役，甚至男宠。
周筠和杨宝德之间这种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令学生感到窒息的关系，是不是个别的呢?显然不是。前几天被揭露并且被处理的北航教授陈小武骚扰性侵女研究生事件，是第一个例证;目前正在调查的对外经贸大学薛姓教授猥亵性侵女研究生事件，是第二个例证;2008年，因和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被女生男友在教室当场斩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是第三个例证。在百度上，用“教授性侵犯女研究生”做关键词搜索，居然能够搜出27万多个网页，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令人触目惊心!
要知道，不正常的性关系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不正常的权力关系。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要靠制度，但单靠制度，恐怕也不行。最近三十多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的最响，至少从表面上看，制度建设也是最受重视的一个时期，但师生关系居然蜕变到了如此地步，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如果真的尊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话，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失败。
制度是重要的，但文化更重要。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将决定其对制度的态度：是和制度博弈，还是按照制度的精神原则行事，自觉遵守制度?
对教授来说，文化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自己掌握的知识？是把知识看成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是役使、侵犯学生的资格？还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的、无保留地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还有，如何看待学生?是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还是欺负他们、奴役他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跟班和仆从?
行文至此，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
由于多年来妖魔化的宣传，许多人一听到这个词汇就不寒而栗，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迫害知识分子。其实，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不过是想用公开辩论的方式，来解决由来已久于今尤烈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的知识？
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 究竟是把知识看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还是牟取个人名利的资本？
第二、 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地位？应不应该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欺压小人物？应不应该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地位阻碍知识和技术进步？
不能说这场运动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但总的来看，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思想大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大解放。一位老工程师回忆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了高度民主的风气。”
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中国取得了包括“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足以获取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只是当时中国科研人员认为：“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而不屑于去申请。】等在内诸多重大科技进步，并建立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文化上，也出现了类似芭蕾舞剧《HSNZJ》这样的不朽精品。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屠呦呦，她最主要的科技成果正是在文革高潮，同时也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高潮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取得的，如果不能打破“学术权威”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当时尚属年轻的屠呦呦是不可能出任攻关组长的。
按照当下的“规则”，凡是有可能成功的科研项目，通常由一个院士、名教授之流的来挂名，成绩归他，申请来的学术经费也归他支配，真正搞科研的人不过替他打工而已。屠呦呦在今天，能够有资格打工也就不错了，年纪轻轻挑大梁，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势必困难重重。
今天，主流媒体喜欢吹捧“民国大师”。其实许多“民国大师”，不过会写几句新诗，或者花样追女生罢了，实际水平不会超过新中国的高中生。况且，他们的成就与国计民生何干?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才是大师辈出的年代，只不过当时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成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很少宣传个人而已。
“反动学术权威”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阻碍学术进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文化革命是普遍需要的。1991年11月1日，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校内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和副校长，卢刚当场饮弹自尽。后来查明，卢刚可以说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天才，他所研究的领域在全世界的学者加起来也不超过两百人。由于他的研究成果可能导致推翻他的导师戈尔咨教授的理论，所以他的论文被按下来迟迟不能发表。这一因素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终于酿成血光之灾。
寒门博士杨宝德的悲剧、北航教授陈小武的性骚扰丑闻，以及大学里发生的其他一些或悲惨或丑恶的事件提醒我们，到了重建平等的、去封建化的师生关系的时候了，到了尊重学生平等权利的时候了。不这样做，就不能改变研究生们仆役化、奴婢化的地位，不这样做，就必然会逐渐窒息中国的学术活力。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怀着温情、理解的心情，回望并触摸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捡回被无情抛弃的金子——毕竟，周筠、陈小武们在杨宝德、罗茜茜们面前领主般的地位，正是彻底否定“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逻辑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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