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重形式，喜欢摆谱，蹬马靴披大氅，端着肩憋着气，时而威严时而亲和，举手投足都透着领袖派头。
毛泽东重内容，相比之下就土得多，老棉袄肥棉裤，膝盖上还打着补丁，喜欢无拘无束，唯一与现代人物匹配的物件就是胸前还插着一支钢笔。
这两种形象代表着1937年的南京与延安两地的不同审美趣味，一边是精英的一边是平民的。
1937年7月16日，“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原庐山图书馆楼上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蒋介石就坐在山尖上。各界精英坐位前泡有一杯云雾茶，唯有蒋介石面前是清水一杯。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排而坐，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清癯的面容上挂几许笑意。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是一个民国史册的大日子。蒋介石昂然发表《应战宣言》。他说：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说到这里，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显然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在大日子里唯有他才能做的大动作。
著名的《应战宣言》得到共产党的积极响应，周恩来当面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呈交给蒋介石。
毛泽东对此评论说，蒋在庐山发表的《应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当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
也是1937年5月的一天，海伦·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日子，她拿出一张笔记本里的照片，说这是我的介绍信，是我丈夫埃德加·斯诺给您拍的相片。
一年前她丈夫要求给毛泽东拍一张照片，发现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褪色发白的旧军帽，且帽檐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毛泽东只好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可惜没有一顶合适的。斯诺灵机一动，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扣在毛泽东头上，结果就留下了那张流传很广的红军照。
毛泽东眯着眼睛仔细端详自己头戴红军帽的照片，稀奇地说，没有想到啊，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照出来的照片会有这么好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那种快乐是属于老百姓的，只有老百姓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喜欢舞文弄墨，对照阅读这一时期两个人的文字是件有趣味的事。
不过蒋介石的文字是写日记，他是把自己的日记当作治国平天下的印记来写作的，故而很少涉及私人事项。
毛泽东不爱写日记，如果有时间他宁愿甩着膀子散步，他的文字多是正经文章，有一种不得不写的使命感。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终于看到后果，这使他被迫放弃“安内”思考“攘外”。但因为仓促，蒋介石搭不准日方脉搏，日记中经常出现疑问句：
“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他想不通日本人怎么会这样，说好的《九国公约》呢？答应过的国际调停呢？
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甚远，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我还没准备好你就开打，河半渡而击，太不仗义了。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
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所以他想“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21日，徐永昌致函庐山上的蒋介石称：
“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
蒋介石的心态如此矛盾，叹息“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
当时的精英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早和。
为此胡适曾经两次面见蒋介石，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这位建议日本应该征服中国民心的胡适，甚至在蒋介石那里都引起反感。
但战与和是攸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蒋介石有点内心矛盾也很正常。
7月10日，他还写道“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2日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
17日发表《应战宣言》。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公开，蒋介石自己也心神不定；
16日写道：“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17日又说：“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
但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同时绝不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又说：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到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写道：
“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
28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终于醒悟：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到了这时，蒋介石才真正以务实态度来思考抗战：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之族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
8月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同时与共产党合作才真正进入谈判的实质阶段，也不再要求朱毛必须出洋了。
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等人的主张颇多讥刺，“文人误我”，参谋总长程潜公开指责胡适为汉奸，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居正还要求逮捕胡适。
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图为两党代表在黄帝陵前合影。
再来看毛泽东的文字：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毛泽东为共产党撰写的这篇《祭黄帝陵文》，1937年4月5日由林伯渠在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仪式上庄重宣读。
传统的形式，崭新的思想，超前的现代思维融为一体，被任弼时认真品味后，评为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对照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句子，这篇《祭黄帝陵文》中所言之事虽异，但情志旨趣一致，胸襟抱负更为远大，堪称绝品。
要知道，1937年的4月，蒋介石正踌躇满志，囚禁了张学良，逼走了杨虎城，瓦解了西北“铁三角”，正琢磨怎么收编红军呢，对于抗战事项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头脑。
而此时的毛泽东，一天也没闲着，一面忙于处理根据地草创时期的各种事务，一面还在备课。
从 1937年4月起，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总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范畴。
从1937年4月到7、8月，毛泽东的哲学课共讲了约100多个学时，后来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讲课中断了。辩证法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其他法则和范畴都没来得及讲。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曾派人做过讲课记录，记录稿连同整个讲授提纲经过整理后印发给大家学习，从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区单位印行和流传开来。
1937年的夏天，也就是7月8月两个月，国共两党的谈判到了最后紧张阶段，周恩来每天都有电报谈及最新进展，话题已经集中到红军的指挥权、以及朱德和毛泽东还能不能留在国内等问题的激烈交锋中。
奇怪的是，毛泽东依旧气定神闲地在抽象的哲学概念天空中遨游，似乎这些问题离他很远。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经过了井冈山斗争，经历了苏区建设，特别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大争论、大失败，从个人角度看还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沉浮荣辱，他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
千言万语都化作了高度浓缩的抽象语言，他需要思考唯物论与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等问题。他要回答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盲目性究竟出自哪些错误观念。他的内心在苦辩，如同哲学营垒中的两军对决，这些都凝聚在《实践论》的绪论部分。他甚至有些愤激：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这期间，他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凡是能找来的都读。1936年10月22日他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就提到过：“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加上他在苏区读到的那些，可以说阅读量巨大。
对苏联30年代的一些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还作了大量的批注。
主要有：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研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 1937年以前读米丁等人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西氏本”中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对“米丁本”的批注约2600字，从内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统一规律问题，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
所以讲课的第二章就接着讲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
在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部分，除重点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外，还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对立统一的范畴。
我们今天看到的《实践论》应该是这个讲课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的原本则是这个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题名为“矛盾统一法则”。
和其他一些章节相比，这两部分实际上已不是提纲了，而是梳理得相当扎实丰满，具有完整的逻辑结构，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系统内容，已有了自己的体系意识和某些深刻独到的见解。
在1930年代的中国发生过一次哲学论战。与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同处一个时代，应该说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他通过阅读艾思奇等人的《大众哲学》和相关资料也应该了解那场争论，但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同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的论战有无联系还看不出来。尽管这两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但也间接地驳斥了张东苏、叶青等人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观点。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哲学界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情况下，《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本身，实际上扭转了这种不良倾向。
1937年10月艾思奇到延安亲眼目睹了人们谈论哲学的盛况，十分惊奇。他从毛泽东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看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这种观点鲜明、言简意赅、信息丰富，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善于运用中国的民间俚语、风俗、典故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经验，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思，看到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1943年艾思奇撰文说：“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回到开头的两人比较，谁站在时代前列，谁更具有现代政治领袖风范不是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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