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2日，设在盐城的华中指挥部收到了新四军军部用脑记密码发来的电报：
“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正在开会研究施救方案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赖传珠、粟裕，黄克诚等华中总指挥部领导人，看到电报以后久久沉默，相对无语。
他们明白，这是军部报务员的最后诀别。
关于皖南事变，有两个背景是清楚无误的：
一是国民党溶共、限共、灭共方针的既定步骤，
二是共产党部分领导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酿就的必然苦果。
皖南事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惨剧，在双方都有两年发展的轨迹，所以几十年来争议并不多。
可是到了2013年，《炎黄春秋》杂志第2期刊登了一篇“小朝整理”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却要把这段历史颠倒过来，随后又经过凤凰网、腾讯网等传媒接力，制造了不少混乱。这篇文章将皖南事变说成了疑案，周恩来题词的“千古奇冤”是冤在共产党内部，新四军是“朱毛不要的部队”，蒋介石给毛泽东帮忙反倒没落下好，也堪称网络传播的奇葩。
在国民党方面，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宣布公开降日后，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决议。至4月10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向全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其训令一经颁布，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的顽固派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军事磨擦，各类袭击事件层出不穷。
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则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重点地区，计派出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另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实施长期包围与封锁。而由胡宗南统领的这四十万大军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一次与日军正面交战记录。
这位胡宗南被称为“西北王”，之所以胆敢如此，自然与蒋介石的支持分不开。
先看蒋介石日记
在汪精卫投敌两天后，不思考怎么惩办汉奸，却于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六天后又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
也就是说，汪精卫的投敌并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集体愤怒，共产党的抗日情绪反倒促使蒋介石把其关注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到了反共、溶共、灭共的历史目标上来。
蒋介石的立场之变化很快影响到了全国各地。
当时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防军总指挥张荫梧看到训令兴奋无比，说“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都是没有问题的。”1939年6月11日，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竟然丧心病狂地从背后偷袭包围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
与此同时1000公里外的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于6月12日包围了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及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
而张荫梧于8月初乘八路军与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激战时，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吕正操部，再次疯狂地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于反击中，八路军缴获了张荫梧勾结日军密谋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忍无可忍之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3天后全歼其残部，共歼灭4500余人，独张荫梧只身逃跑。其勾结日寇对八路军实行偷袭夹击的罪行一经披露，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
在1940年，国民党每次中央会议，对共产党的限制都是中心议题，是“整理党务”，是“唤醒党魂”。国共关系至此，山西、河南一带屡屡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只有发动政治抗议。
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气候下，蒋介石不敢彻底翻脸，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摩擦等要求。这些要求蒋介石虽不可能接受，但在政治上颇有压力。于是命陈立夫拟出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
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
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
1940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后的第8天，国民党抛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该案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也就是说，将共产党首脑机关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赶到作战前线。
1940年10月19日，从这年的8月20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也就是“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成果在蒋介石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突然冒出来100个团。蒋介石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八路军发出皓电，指责八路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
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他一再敦促与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一个月后，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发表佳电，一方面揭露反共阴谋，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
蒋遂于12月9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12月31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12月31日开往黄河以北。到1940年12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部分北移。于是加紧在华中部署，向新四军下手便提上议程。
蒋介石当时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奉国民政府命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发起大规模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
9月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逼，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10月4日，韩德勤以多出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11000多人。战后，陈毅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表达善意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
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射程之内，于是周恩来向蒋介石要求改变路线。
蒋介石表面答应，却在发布限期北移手令的第二天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25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湘：“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1月8日已经合围时，顾祝同电令上官云湘：“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血战七昼夜之后，新四军仅二千余人突出重围。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星期。于是论功行赏，上官云湘独得法币五万元。1月17日，蒋介石兴奋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对此事仍暗中窃喜，遂写于日记上：“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
事实上皖南事变也与中山舰事件一样，确实是他自导自演的得意之作。
再看共产党方面，也有当年陈独秀妥协退让的轨迹可循。
在1938年中共“12月会议”之后，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的长江局成立，实际上推行着一条“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宛然独立于中共中央外的“第二政治局”。王明的这些做法，自然有着配合共产国际的意图。他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面对如此微妙的分裂局面，到了1939年1月21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已经忧心忡忡：“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意思是中央应当有所表态。
其实在1938年9月武汉保卫战期间，毛泽东曾经委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希望蒋介石“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表达过共产党愿意长期合作的态度。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以共产党单方面“以增互信”的良好愿望为转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已将注意力由抗日转向防共反共了。
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第一次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政治纪律提出来。当时项英对六中全会决议、以及新四军“向北发展”也是举过手的。
当时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多次与项英交谈，要求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身负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的项英，不仅居功自傲，刚愎自用，而且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较深，盲目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相信国民党，最终酿成大祸。
从个人角度看，项英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斯大林十分器重并赠送过手枪，同时他又一直是中共的高层领导，对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游击战争以及组建新四军做出过巨大贡献。王明回国后，中共领导层的变化十分微妙，所以对毛泽东并不信服。特别是当年的“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他都是代表中央直接对毛泽东进行处置的人，心存芥蒂也属正常。但不执行中央决定，就是不顾大局了。
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确定了的，但项英一再顶着不执行。
1939年2月，周恩来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4月，周恩来又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驻地，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从中发现新四军军部一面临敌，三面受围，蜷缩在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足五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前方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又是剿共最得力的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稍有不测，将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分析上述种种困境后，周恩来在军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号召新四军的干部克服种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针，得到了新四军众多负责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尤为积极执行，很快就有了一系列成果。
1940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来到中原后向党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共同大力发展苏北。但是，项英仍然固执己见，要求留在皖南。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1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进行了研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2月19日，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重申两年前六中全会确定的、后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宣布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新四军发展的方针。10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再次强调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然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对于这个新四军发展方针，项英表面上没有反对，但在实际上仍然按兵不动，并将已经进入江南敌后的第一、第三两团又调回皖南，同时还把中央调来的，以及从前方抽去受训的干部留在军部，对国民党的种种无礼要求仍然一味地迁就退让。
在延安的毛泽东心急如焚，当即发出了“摩擦中心转移至华中”的警告，并要求：“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
毛泽东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新四军军部，“顾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牵挂着皖南新四军安危的毛泽东直接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绝对不可能?”等问题。
4月15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万般险境绝地之中，但项英此时却要求江北的部队“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而陈毅、粟裕则主张“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10天后，4月26日中央书记处急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强调：“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原则：“在团结抗战期间，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局势日趋恶化，项英也意识到了，但他仍迟疑不决。5月4日，毛泽东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在应对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此时距事变还有9个月。
1940年9月19日，中央发电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当蒋介石磨刀霍霍时，毛泽东更是直接催促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何应钦皓电发表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但项英还是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他电告周恩来，希望通过在上层的斡旋减轻压力，说明他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
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与美、英、苏等国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为皖南新四军的安危作着最后多方面的努力与安排。
此时距事变已不到四个月。
在延安昼夜不眠的毛泽东，接二连三致电一直拖延北移的项英。在12月26日的电报中，他对项英尖锐批评道：“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不执行。”“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顽敌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周恩来也在重庆频频会见各方人士，包括国民党联络员张冲，竭尽全力，一次一次地作着为皖南新四军险境解困的努力，直至在12月25日面见蒋介石本人。12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部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又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大局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然而，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难以逆转。
此时距事变已不到一周了。
正是由于项英的一再拖延，使得顾祝同从容部署兵力，得以全面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尤其恶劣的是，国民党部署在长江以南的军队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接讯后迅速将长江封锁，烧毁大、小渡口全部船只，江心遍布舰艇，岸上岗哨林立。顾祝同下达“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在安徽泾县、太平一带布成袋形阵地，皖北则由李品仙部布防堵截，而江苏冷欣部则负责封锁新四军到苏南的去路。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北移。行动前项英居然还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政治动员报告。
这一天，正是屠杀开始的日子。
对于项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成功突围的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曾向中央发过六份电报，说明情况：“我军行动迟缓之原因，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暗中指出某些干部不顾保全力量的观点之不正确云云。”
李一氓到新四军是负有协调项英与叶挺关系的使命的，据他观察，认为就个人关系而言，项英与叶挺并无太大矛盾。项英对叶挺总体上是尊重的，生活细节上是照顾的，叶挺介绍的干部项英都有很好安排，叶挺夫妇还为项英张罗介绍对象。虽然两人曾经有过工作摩擦，可是认为皖南事变的惨剧是由叶、项个人矛盾引起的说法是不靠谱的。确实，“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
同时李一氓还列举事例驳斥这种个人矛盾的说法，比如陈毅与饶漱石的关系紧张并不影响大局，那是部队经常发生的事。另外，说叶挺作为军事首长不能适应政委制度也是没有根据的，叶挺当团长时就开始与党代表合作，南昌起义时聂荣臻就是党代表。
也就是说，夸大个人因素是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叶挺本人在囚禁中得知项英遇害后即说：“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有才干的英雄”，并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历史把叶挺推上新四军军长这个位置，是国共谈判妥协的产物，他是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从中共方面看，深层原因还得从当时党的领导层对统一战线的分歧、以及项英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上去找。
在新四军中，主要干部都是南方游击队整编而来，项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事实上新四军也只有他说了算。项英也多次表示过，他要保全力量，保住这支部队。换句话说，他已经把这支部队看作他个人的资本了。在中共高层存在分歧的背景下，项英有着张国焘似的拥兵自重的念头就一点不奇怪，这与当年张国焘在松潘草地的几次反复非常相似。
他虽然个人作风朴素，能与官兵同甘共苦，并不代表他是为党带兵。他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并不说明他具有天然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现代政党意识。他可以对毛泽东个人不服气，但不可以将个人置于全党全军利益之上。所以项英会在危急关头，抛开部队，试图带领袁国平、周子昆一走了之。尽管最后他又回到部队，并痛心疾首请求处分，也足以令他半世英名蒙羞。
由于通讯阻隔，事变发生后直到1月10日，毛泽东才收到刘少奇9日转发来的两封电报：一份是转发新四军军部的“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一份是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当日华中指挥部建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饶(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到1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但到此时，已经回天无力了，叶挺下山与敌谈判，被扣留。项英等人又一次离开大部队另行突围，最终被自己的警卫员杀害。
以上是皖南事变的大体过程，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都是其来有自，清清楚楚。
按新四军老兵的说法，你向北走他要消灭你，你向东走他还要消灭你，反正他死了心要消灭你。对这一点国内外的舆论也都没有异议，这从美、英、俄几国的态度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2月7日，距皖南事变发生不过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居里明确表示：美国赞成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美英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来是持赞同态度的，但又极其害怕会由此引起大规模的中国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
英国驻重庆大使卡尔请周恩来到自己家中面谈。随后，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警告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会见蒋介石时，代表苏联政府向他严正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他还敦请蒋介石注意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美、英、苏三国政府的重重外交压力下，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经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境地。
被蒋介石无理囚禁达五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于1946年3月4日获释。次日凌晨，叶挺即致电延安党中央、毛泽东，庄重地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热切愿望。仅仅过了两天，1946年3月7日清晨，周恩来副主席给叶挺送来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复电报。
“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会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升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在狱中的明志诗是那一代真正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至今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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