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成功得益于中共七大以后全党的高度团结统一，这一点恐怕连革命的敌人也不会否认。而中共七大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团结统一，又得益于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这一点有人否认，但否认者也不多。
被概括为延安精神的主要内涵都来自于大生产和整风，因为这两个运动是延安精神的实现形式，构成了延安精神的两个翅膀。今天在共产党内部，有些人继承着革命的成果，坐享着革命带来的利益，却否认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幻想告别革命，尤其是要与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进行切割。还有一些人，承认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但他们只是抽象地谈论理想信念，至于这个理想信念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是避而远之的。他们喜欢美味佳肴，却又装作看不得杀生。
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的风潮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叫高华的人，和他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引用了整风运动中的历史细节，但并不想去挖掘这些细节与大历史的联系，以及这些细节的历史涵义，却用一种阴暗心理在揣测毛泽东，把毛泽东放在一个阴谋家的解剖图上标注这些细节，于是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为你是阴谋家，所以这些事证明你是搞阴谋——这就是他的基本逻辑。
有意思的并不是高华，而是近几年被认为是党史专家的金冲及。
他在接受采访时，也否定了这本书，但否定的理由却很荒诞。他说：“我没看完《红太阳》，但我听说了这个书。有一次我和高华在山西聊了半天。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他父亲是厦大地下党，我是复旦地下党，他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个对人看问题确实会有影响。延安整风，说实在，他看的材料太少。延安整风核心的会议记录，我是系统地看过的。他这些都看不到，只能拿公开发表过的材料来说。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他比较隔膜，靠猜。延安整风当然有些问题，特别是‘抢救运动’。后来毛泽东也说，我一直向你们敬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但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系统的政治局的记录我都看过，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会是怎么开的。照我看，这些会上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我和高华说过，我和他父亲一辈，他吃苦头我也吃苦头。吃过那么多苦头，我还是想把我们国家搞好……我是很温和，不极端的人。现在很多人尽讲国民党好的，尽说共产党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实。”
这说明，第一，他没看完书;第二，高华有家庭成见;第三，他看到的材料高华没看到。
这就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历史学也是科学，任何人使用相同的材料进行研究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你认为高华的结论不科学不符合事实，要么你正面反驳，要么公布你知道的事实。我们都知道反驳的三个方法：反驳论据、反驳论证逻辑、反驳结论，但金冲及不愿意这样做，他用一种躲闪回避的方法来掩饰立场。
近年来，很多号称专家的人，都喜欢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手法。比如一个叫沈志华的人，说自己买到了苏联解体时大量的苏联国家档案，不断抛出中、苏、朝三个国家关系的“绝密档案”信息，然后宣布自己垄断了历史秘密，炮制他所需要的结论。但这些“绝密档案”的完整性可靠性如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档案正在他的主观选择过程中。这些根据美国中情局选择性“解密”抛出的情报信息从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早就不是秘密。可以肯定的是，依据美国中情局的情报线索复制的苏联档案，它一定是服从于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
很遗憾，金冲及也在使用这种闪烁其词的套路。事实上，关于延安整风，大量的历史材料都是公开的，当时参与整风的主要机构还都延续着，还有不少当事人也还都活着，作为国家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专业研究者，完全有责任有义务回答公众的疑问。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000到5000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2000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主要都集中在中央党校。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受到组织处分的只是极少数人，把整风说成整人，这就不符合基本事实。我们会在后面专门用一篇来剖析“抢救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为什么要集中学习?因为当时有了这个条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学习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需要通过学习来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共产党保持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方法。在井冈山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还要挤出经费来办干部学校，到了延安更是应该把学习提到突出位置。
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大体一致，部分抑制了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革命的成功使中国革命有了仿效的榜样，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中共一直是以一个支部自居，这样很多人就误以为共产国际的声音就是马列主义本身，谁能贴近共产国际谁就代表共产国际，这是历史形成的缺陷。
毛泽东重视学习是一贯的，并非突发奇想。历年跟随过他的警卫员多有回忆，他有两样东西是不能丢掉的，一是地图二是书，什么都可以丢这两样不能丢，即使在长征途中他也是想方设法找书找报纸来看。
斯诺也有描述：“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除了毛泽东本人嗜书如命的习性之外，也与指导革命实践的现实需求有关。
中共虽然宣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但党内很多人只是以背诵马列经典中的名词概念和现成结论为荣，并不愿意下功夫弄通马列的基本原理，更不善于把这些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所以说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的学习运动，一点也不过分，利用战争的间隙重新思考共产党走过的道路，从理论上归纳出几条基本经验，不但对高级干部，就是对新党员也都是完全必要的。只有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人理解不了，觉得这是内讧是瞎折腾是搞阴谋，是争夺马列主义的解释权。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在学习，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出他下的功夫，看到他对马列经典的熟稔程度。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语言习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口语化规范化进程，也是到了延安时期才真正成型。正是这种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语言，使晚清以来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得到真正改造，体现着历史进步的方向。
毫无疑问，进行延安整风运动的最贴近伤痛的原因之一是皖南事变。没有皖南事变也许还会整风，但可能不会那么迫切，那么引起全党的共鸣。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索。
上一篇我们梳理了在事变前两年国共两党各自运行的轨迹，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其实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警惕一直存在，不止一次与党内高层交谈过，指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可惜当时很难得到响应。原因就在于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仍然在党内占上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依然是很忌讳的话语。据说汪精卫投敌以后毛泽东曾提出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设想，打算派15万精兵到国民党后方去建立根据地，但这个计划很快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折射出中共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
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重要干部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彭德怀在传达“十二月会议”时说：“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这个话很快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彭德怀与毛泽东共事多年，是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所以毛泽东批评他没有顾忌，对其他人就没有这么方便。
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首先是指挥打仗不行，正面战场的死守硬拼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国民党也很乐意见到这个结果。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与日本妥协，然后剿灭共产党，东三省就是例子。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坚持自己的山地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针，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项英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清醒，加之考虑个人过多，最终才导致失败。
如果说皖南事变是一次军事失败，那么它的根源还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失败，是党内高层放弃独立自主原则的失败。所以整风的核心内容是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教条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期出现过多次“左倾”“右倾”路线错误，这固然是成长的代价，但老是付出代价而不长进就不是一个现代性政党了。
中共的现代性体现在，它承认事物发展是由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的，承认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性，承认人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党内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通过斗争达到的团结。
中共除了大革命时期发生过陈独秀右倾错误外，后来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遵义会议以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虽然暂时结束，但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结论。此后，毛泽东多次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那时毛泽东虽然名义上还不是主席，实际上已经负起了最高领导责任，这也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如果从个人地位考虑，他只要平稳过渡到七大召开，一切都水到渠成。毛泽东有什么必要去搞一次阴谋整风呢?这个逻辑高华之流想不通，燕雀不懂鸿鹄，不奇怪。
再看王明。他回国后又一次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只不过这一次是从右的方面体现出来。由于共产国际一直在中共党内有着普遍的影响力，王明又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面目出现，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要纠正这种错误，仅仅把王明调回延安，或者撤销他的职务是不够的。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老子党，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唯一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就算打倒了一个王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还可以派出钦差大臣来充当最终仲裁者。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就要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实践中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学习总结，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共产国际指示的神圣化教条化。只有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中共的方针政策，跟以前的干涉有着很大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主要还是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为中共的成长着想，属于好心办了坏事。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兄弟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也就是说，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选择了前者。
抗战开始以后，苏联大规模向国民党政府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对此早就不满，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红太阳》这本书里面对这个基本历史背景轻描淡写，说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搞到军事援助，所以毛泽东利用党内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如此肤浅的认识只能证明高华不具备研究历史的基本素质，仅仅一味地宣示立场。军火给谁当然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主动的战略选择。站在苏联的角度，不能说斯大林这样选择是错的，但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肯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所以仅仅在党内高层进行斗争，解除王明的权力是不能实现这个任务的，必须通过全面清理过去犯过的错误，找出犯错误的根源，所有中共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但这个道理又不能挑明了说，转弯太急太快容易带来混乱。因为毕竟追求独立自主，不是彻底退出统一战线，更不是要跟苏联决裂。反抗日本侵略还要继续，苏联党的老大哥地位还是要承认，需要苏联帮忙的地方还有很多，要给苏联给斯大林留足面子。有人把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理解为党内“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把政治斗争降低为派别斗争，这就格局太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反对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只是文字表达，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主张权利。
理解了这些背景，关于延安整风的必要性便一目了然，其他一些枝节问题也很容易得到解释。毛泽东是有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的领袖，体现在他敢于以身试法、主动地去创造历史。当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扛过枪没上过战场的毛泽东就敢带着部队造反，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比那些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滑头，何止天壤之别。比如王明，一见大革命失败有被杀头的危险，就跑到苏联去了。等到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九死一生到了陕北，跟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他这才坐着飞机到延安来争夺领导权。像王明这样的人，再聪明理论水平再高，党内多数人心里还是有数的。
发动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挑起论战，向党内教条主义发起攻击。1941 年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检讨中共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会议开了两天了，大家纷纷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检讨，而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竟然无动于衷。王明甚至自信地宣称，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不仅与他没关系，而且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指责“博古中央”是不合法的。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政治局委员们中间引起了巨大震动。
9 月29 日，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对自己在江西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情况进行具体说明。张闻天在这天的会议上系统深刻地检讨，确认土地革命后期“路线是错误的”，明确表态愿意承担责任。博古发言时也明确说，自己所犯的错误的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王明的做法显然是想把思想路线斗争引导到个人争权夺利上来。
毛泽东见王明转不过弯来，还想采取谈心交流的方式，休会期间毛泽东先后两次找王明谈话，但王明依然觉得自己背后还有共产国际。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真的来了电报。这封电报是季米特洛夫发过来的，措辞十分严厉，一连质询了中共中央十五个问题。有了莫斯科的支持，王明好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态度十分恶劣。10 月8 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公开了王明的错误。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逐条进行了解释和辩驳，并想把责任推给当时不在延安的周恩来，王明的姿态颇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味。在场的书记处成员认为，既然王明总是自持有共产国际撑腰，那就索性把话挑明。于是王稼祥和任弼时当场转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王明的谈话。据王稼祥和任弼时的介绍，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地方不确切，有些关键部分甚至是避重就轻的。这出乎意料的一击，一下打中了王明的痛处。12 日开会前，王明终于承受不了压力，心脏病突然发作，休克了。
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特别具有现代性的地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为闪光的内核，就是揭示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斗争同样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团队，如果老是一团和气，封闭保守，必然死气沉沉无法进步。所以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要主动挑起思想斗争，大家要不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矛盾爆发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线错误的就要检讨，就要开会批斗。只有经过了充分的思想斗争，把矛盾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说清楚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所以他说，斗争是团结的前提。
但同时，毛泽东反对批评不讲政治，离开路线发牢骚，他坚决把这种斗争限定在出以公心的范围内。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难以把握，斗争过于温和，人人都能过关，起不到作用。斗争过于激烈了，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仇恨，对整体事业不利。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整不行，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共产国际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毛泽东极为小心的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同时也需要个人光明磊落的人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时的党内生活面貌：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讲政治、讲公心、有理想的。在如此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完全不影响对外作战和各项工作的情况下，共产党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内部整合。
1944年7月至1945年2月，在美国政府要求下，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进驻延安，共写了77份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谢伟思在报告中写到：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与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据此，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蒋的封建的旧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
这就是美军观察组当时对共产党的观察，这样的看法高华之流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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