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关系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需要艺术家认真去创造。
最近一年，中国观众已经有两次机会聆听丘吉尔在英国的“至暗时刻”发表的“绝不妥协，永不言败”的演讲了——一次是《敦刻尔克》，还有一次《至暗时刻》。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当纳粹德国横扫欧洲，法国投降，苏联和美国尚未参战时，英国确实面临一段“最黑暗的时刻”。由于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欧洲只有英国单独对抗希特勒，所以这也是英国“最光荣的时刻”。
一段时间以来，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电影《国王的演讲》、《敦刻尔克》、《至暗时刻》等密集上映，表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确实遭遇了困境。
西方已经不再像冷战刚结束时那样趾高气扬，信心满满了。
这类影片动用了一个文化惯例：即在现实的困境面前重新叩访历史的危机关头，重温杰出人物当年的决断与胜利，从中汲取新的精神力量。
《至暗时刻》就是这样一部传记历史片。
该片讲述了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至6月作为英国首相的“苦难辉煌”。
在这一时期，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等一大批欧洲国家在德军的凌厉攻势下纷纷投降，法兰西被击溃，屈膝在即，英国远征军被驱赶至敦刻尔克海岸，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对孤悬欧洲一隅的英国来说，怎么办?
一条窄窄的英吉利海峡，似乎不能阻挡气势如虹的德军乘胜横渡。
是坚持抵抗到底?还是乘老本没有输光尽早与希特勒和谈?
临危受命的丘吉尔面临痛苦抉择。
看了这部电影，不禁感慨，西方是多么善于塑造、宣传他们的领袖和伟人啊!
当影片到了最后，丘吉尔战胜了体制内以前首相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国会发表演讲——
“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战斗!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投降!”
尽管深知英军在二战期间的战绩可谓乏善可陈，但看到丘吉尔演讲结束，国会大厅一片欢腾，连不懂政治的打字员雷顿小姐也眼含热泪的时候，居然也被感动了——这就是一部优秀电影的感染力。
二
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影界对自己的领袖和伟人——主要是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塑造就太不成功了。
毛泽东主席是世界级的伟人，他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影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客的丘吉尔无法望其项背的，但他在银幕上，却远远没有丘吉尔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国电影界的耻辱。
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电影中塑造的毛泽东主席的形象能够和《至暗时刻》中所塑造的丘吉尔形象相媲美。扮演丘吉尔的加里·奥德曼获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可谓名至实归。
毛主席的银幕形象不成功，原因何在?
就大的方面说，和八十年代以来只能谈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恶劣气氛有关。
如同一位著名主持人酒后段子所折射的心理那样，文艺界充溢着一种轻薄的、自以为聪明的、自鸣得意的感觉，对这位带领中华民族走出近代陷阱的伟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和感情，这当然不利于塑造厚重感人的领袖形象。
这张《建国大业》的剧照，不经意中透出了刻意的安排，折射了自由主义对历史的颠覆：蒋介石和毛泽东具有相同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则高于一切。
更可气的，有些带有公知倾向的主创人员，还要借银幕上伟人之口，讲出公知对他的诋毁。比如《建国大业》就让领袖们自己说出“我们不懂经济，要靠资本家”之类的话。
有了这种近乎恶搞的心态，领袖的银幕形象怎么会好?
就小的方面来说，失败的原因在于，主创人员始终不能真正抓住伟人的特点——既伟大又单纯。从伟大的一面来说，他们能够扭转乾坤，改天换地，就单纯的一面而言，他们又心地明亮，往往像个孩子。
《至暗时刻》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遵循了这个规律。
三
再来看《至暗时刻》中对丘吉尔的塑造。
大的方面，影片成功塑造了丘吉尔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坚韧、顽强和不屈不挠的形象——虽然他也曾感到过痛苦、压抑和困惑，甚至一度动摇，但他能够最终战胜这软弱，不仅让自己重新充满战斗豪情，也激励了全国军民战斗到底的意志。
不要说西方没有主旋律电影，这就是西方的主旋律电影!
透过丘吉尔的形象，英国成功美化了自己，也美化了西方。这一类的影片向全世界观众传递的暗示是：
西方能够战胜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困难，走出“至暗时刻”，延续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再困难，能比希特勒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时更困难吗?
从小的方面来说，影片中的丘吉尔，任情任性，并不刻意经营自己的形象。
他体态臃肿，喜欢在床上吃早餐和办公，嘴里无时无刻都叼着一只雪茄，每天三顿饭都要喝酒，动不动就冲着打字员嚷嚷。
他一边洗澡一边口述电报，并让打字员雷顿小姐在门口记录，却因为没带浴衣要光着身子从浴室冲出来，雷顿小姐只好飞也似的逃下楼梯。
希特勒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无法排遣，他只好在口述电报时像个受了委屈的老妇人那样嘟嘟囔囔地骂希特勒是“不合格的下士”、“下等油漆匠”，等等。
不过，丘吉尔虽然有这样许许多多的“弱点”，但他主战的决心从未动摇，这个时候，大英帝国命悬一线，全靠丘吉尔一力承担。
丘吉尔需要支持。他上了地铁，混入普通市民中。要抽烟，向车厢里的乘客借火柴，询问了借火人的姓名，接着又询问了一个怀抱婴儿的夫人的姓名，大家纷纷向首相报出自己的名字，随着乘客一个个站起来，观众仿佛看见星星点点来自民众的火焰渐渐在车厢中凝聚。
丘吉尔询问了一个一直在困扰着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祖国被践踏了，你们怎么办?”
“战斗!”
“如果和平谈判呢?”
“绝不!”
闻此答案，丘吉尔潸然泪下，车厢里的小姑娘问他怎么哭了，他说我时常会哭，你们会慢慢习惯的。
地铁到了威塞特敏特大教堂这一站，丘吉尔下车去国会演讲了，来自民众的力量使他气宇轩昂，虽然还是黑云压城，但他已经获得了必胜的信心。
四
银幕中的伟人，如果只有伟大，观众就会觉得无法理解，不够可信。如果只有单纯，观众又无法理解他何以能够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所以必须是伟大和单纯的结合，通过他的单纯，来表现他的伟大。
给几代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中，苏联人民艺术家史楚金塑造的列宁形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既有政治家的敏感和坚定性，又富有人情味、幽默感和孩子一般的朴实无华，至今还没有一个演员可以超越。
史楚金曾经为如何塑造列宁的形象而深感苦恼，直到有一天，他在观看列宁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纪录片时，发现列宁竟然坐在通向讲台的阶梯上写字，史楚金有顿悟的感觉。
他写到：
有谁在开会时会坐在通向讲台的阶梯上写字呢?你能否设想，会有哪一位部长或者甚至一般的某单位的主任能在开会的大厅里坐在通向舞台的阶梯上呢?可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会上就曾这样坐着!这不是无稽之谈。这已由电影摄影机拍下来，记录在电影胶片上了!
那应该怎样演列宁呢?应当考虑到，他正是这样行动的，他正是能这样坐着的!
这是一种无任何顾忌的性格，是与一切清规戒律格格不入的性格。是一种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天才的特征。任何一个活动家，包括，请原谅，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带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而只有伟大的人才会丝毫不关心个人的威严!
事实上，毛泽东主席也是这样，在他留下的照片和影像里，他总是那样朴素和不拘一格。
斯诺在他的书里写到，毛泽东有时会一边同他谈话，一边漫不经心地从棉衣里捉出一个虱子来，陕北的条件就是这样，他从来不觉得这样有损自己的威严。
只有像蒋介石这样的“花生米”式的小人物，才喜欢装腔作势，用勋章、佩剑之类叮当作响、闪闪发光的小东西，把自己装饰的像一棵圣诞树。
五
史楚金的确抓到了表演的关键。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把全部的身心都倾注于事业，倾注于人民，他就不能不是单纯的。而由于他是单纯的，他就必然是无比生动、无比丰富的，有时怒容满面，有时和颜悦色，既有铁一般的意志力，又有感人肺腑的温情，既有远见卓识，又有点儿孩提般的天真……
《列宁在十月》导演罗姆在他的“导演手记”里记录了史楚金扮演的列宁的魅力——
当拍列宁第一次出现在斯莫尔尼宫讲坛上那场戏时，我们请来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群众演员。他们常常今天扮演贵族，明天扮演苏维埃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持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冷漠态度。
就这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群众场面组成了，有1000人，也可能还多，坐在装饰成斯莫尔尼宫会议大厅的摄影棚里。我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向同志们说明，他们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扮演列宁的演员就从那扇门进来，走过人行通道，看到他时要起立，鼓掌，喊：“乌拉!列宁万岁!”
我以为，第一次“乌拉!”一定是没劲儿的，会乱成一团，我将不得不一再校正镜头，不断给大家“打气”。
可是发生了预想不到的事，当史楚金刚进门，迈着轻快的列宁式的步子走上人行通道时，整个大厅像刮起了一阵风似的站了起来，响起了宏大的“乌拉!”声，整个摄影棚被激动的呼喊震得抖动起来。
我们的灯光还没有准备好，摄影机还没有装上胶片，可大厅已在一片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中沸腾了。我看见，很多人眼里流出泪水。这是激情的真正的爆发，是无法排演出来的。
六
在中国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中，古月只是做到了形似，部分演出了毛泽东自信与从容;唐国强则做到了部分神似，演出了毛泽东的智慧和“霸气”。
他们都从一个侧面接近了毛泽东，但都远没有像史楚金那样，深入的伟人的内心，甚至和伟人融为一体。
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中国形象，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形象，是最重要的中国形象!
人们通过银幕上的列宁感悟苏联，通过银幕上的华盛顿、林肯了解美国，通过银幕上的丘吉尔认识英国……也必然会通过银幕上毛泽东感悟并认识中国!
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关系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需要艺术家认真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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