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纠正重大结构性失衡，是我们当下需要严肃对待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我们要确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科学认识，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决定市场流通的基本原理，避免把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混同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认识政府职能的阶级性并坚持宏观经济计划调节，发挥好国有经济主导力量的作用，把发展外贸和利用外资纳入宏观经济计划调节。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认清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和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弊病，纠正照搬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错误倾向，自觉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坚决维护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标本兼治地解决好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1]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2]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部分，进一步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可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纠正重大结构性失衡，这是我们当下需要严肃对待的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我们很有必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界限的一贯要求，确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科学认识。唯有这样，才能在工作实践中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标本兼治地解决好宏观经济严重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决定市场流通的基本原理
1、搞好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要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辩证关系的原理，明确社会生产对市场流通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流通对社会生产起反作用。这里，社会生产指全社会的生产，市场流通指全社会“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些经济环节是“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4]可见，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看，是社会生产决定和支配市场流通，市场流通的反作用只有在特定方面或一定条件下，才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不能颠倒社会生产和市场流通之间决定性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也不能一般地说，市场流通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起决定性作用。
2、区分两种辩证关系中的不同“决定性作用”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辩证关系的原理，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绝没有过时。遵循这个基本原理，就要避免把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混同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弄清：前一种关系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生产与流通两大环节之间，后一种关系则是发生在上层建筑的政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流通之间，前后两种关系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不应当把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误认为在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由于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有一种轻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倾向，往往不讲社会生产(包括生产目的、所有制、分配关系和产业结构)对市场流通的决定性作用，而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可以让市场来决定。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不仅要讲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要讲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中的“社会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而后一种作用才是更为基本、更关乎宏观经济运行全局的决定性作用。
3、正确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5]党的十八大提出这种“决定性作用”，主要是为了深化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使政府的管理职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防止政府在经济管理中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不懂得利用市场供求信息，来认识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要素分配的作用状态，不善于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对社会生产在反作用意义上的调节作用，就必然会使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带上主观性，就会弄巧成拙，背离客观经济规律，从而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失去平衡。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主观服从客观，尊重市场供求信息对政府决策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科学含义。弄清了这个道理，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中，就应当高度重视对各种市场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市场调节，努力做出遵循价值规律的宏观计划调控。
4、政府对两种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都应当重视
重视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意味着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可以不再遵循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关系中的“社会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时指出，“供求关系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6]《资本论》深刻揭示出，市场供求关系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综合状况来决定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要促进市场供求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实现平衡，政府就必须始终自觉坚持社会生产决定市场流通的基本原理。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始发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即社会生产环节，重视抓好这个环节中的两方面重要工作：一是要重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以按劳分配为主，促进社会收入公平，消除两极分化，促进市场需求适应市场供给，朝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二是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中心，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这样才能“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引导全社会生产者遵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促进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从根本上保证全社会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促进宏观经济多快好省地稳定运行。政府尤其要高度重视在社会生产领域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牢牢掌握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主导作用。如果放任私有制经济和外资经济盲目增长，轻视国有经济这支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底线”就难免会被突破，社会收入势必两极分化，社会生产势必一盘散沙，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势必愈加严重，乃至最终发生经济危机。
5、弄清市场作用的科学含义
人们要真正弄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不能无视社会生产决定市场流通这个重要原理。马克思科学地揭示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7]要弄清这种总表现及其作用，就应当坚持唯物史观科学指导，摒弃拜物教观念，充分认清市场中物与物的关系背后实质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现实的市场总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市场流通环节，是一般商品流通(W—G—W,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等价交换的总体)和无数私人资本流通环节(P…W—G—W…P,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环节)二者的结合;而资本的流通环节与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是私人资本剥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以私人资本供给商品为主的市场，市场供求的主体主要是资本家阶级，推动市场流通运动的主动轮是资本家阶级，这种市场起着为私人资本服务的主要作用。因此，这种市场对社会生产要素的调节分配，就必然具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发性，“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8]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则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是一般商品流通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资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流通环节的结合，它主要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以社会主义公有资本供给商品为主，市场供求的主体和推动市场运动的主动轮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这种市场起着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能够制约市场流通一般的自发性，这就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具有避免供求失衡的基本条件。因此，不宜只从商品流通一般的等价交换关系角度理解现实的市场，现实的市场是有生产关系属性的，是有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之分的。[9]
科学认识市场作用，还应当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0]事实上，市场供求关系对社会生产起反作用的“市场调节”作用，往往并不是万能的。要想实现“全国一盘棋”的社会生产力合理布局和总量平衡;防止竞争产生垄断;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收入公平;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组织民族经济内部的大协作，提高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等目标，这些都不能单纯指望市场的作用就能达到。[11]这些都必须要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发挥国家政府的计划调节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有可能实现。
二、认清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反社会主义实质
1、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纠正照搬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错误倾向
自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都有人强调要借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而根本撇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规定性。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时下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没有解决好计划经济遇到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者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者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增加效率的积极性”。[12]不难看出，上述引文中提出的“资源配置”和“激励”这两个问题，都是针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机制，才能解决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他们并不讳言，其理论依据是来自米塞斯、哈耶克、科斯、德姆塞茨等人的经济论著。而这些人都是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明显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敌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哈耶克甚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法西斯专制制度相提并论，并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称之为“通往奴役之路”。[13]显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搞好宏观经济调控，是绝不应当照搬他们的“市场经济理论”的。
2、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的反科学、反社会主义实质
源自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资源配置理论”强调，只有私有制的市场定价方式或私有制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14]这种“理论”缺乏劳动二重性的科学观点，不懂得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不懂得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产业部门生产要素之间必须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能区分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不能区分商品和商品资本，不能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不明白决定流通领域市场供求关系状态的是生产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业结构关系，不明白市场竞争显示出的生产和消费的生产关系历史性质，因而他们的理论是片面的、是不科学的。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是只承认私有制市场机制、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显然，要想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调控，在理论指导上，就不应当盲目搬用这种肤浅的“资源配置理论”。
实际上，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明确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应当下功夫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践，深入理解和应用。认识经济资源，应当区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应当结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认识两类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弄清公有制经济中的各级经济管理人员和劳动者都是一定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人格化，都处在社会主义自主联合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而不是什么专门利己的“理性经济人”，也不是什么“人力资本”。认识生产要素在全社会的分配或“配置”，要努力弄清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产品价值构成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相互依赖的比例关系。认识市场作用，既应当看到市场一般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自发竞争作用，也应当探索社会主义固有的社会分工大协作在市场一般关系中的表现形式。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供求机制，应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阶级和阶层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通过从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决定的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生产要素的分配，来促进社会分工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3、西方经济学“激励机制理论”的反科学、反社会主义实质
源自哈耶克、德姆塞茨等人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励机制理论”，把满足人的“利己心”和管理者拥有“私人财产权”，作为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和承担经济责任的依据。哈耶克鼓吹，“激励制度”应当建立在所谓“真个人主义秩序”上，“私有财产制度在这方面确实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激励”。[15]他的这种激励个人的经济“秩序”，不过是沿袭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人人有“利己心”的市场秩序，即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分工中，每个人“只盘算自己的利益”，却“使他能比在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6]如果说，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提出的市场秩序对反封建主义制度还有一定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哈耶克在人类社会已经诞生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真个人主义秩序”，则只能起到维护衰退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历史倒车的反动作用。德姆塞茨则研究了在所有权有一组权利，实行控制权和管理权分权的条件下，对管理者的激励。他提出必须给国有经济中的管理者私人财产所有权即国有资产私有化，才能激励管理者。认为“私有化就意味着，资源的控制者(‘所有者’)要比‘国家’所有制下的控制者(官僚)更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如果不实实在在地建立私人所有权，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分权体制”;只有“依赖私人所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17]上面的引证清楚地说明，这种理论渗透着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有着极大的破坏性。
照搬西方经济学“激励机制理论”，就必然会迎合私有制观念，推行按股份分配或按要素分配这种“激励”，从而淡化按劳分配；必然会对公有制企业管理者大搞“股权激励”，把管理者取得私人产权的“剩余索取权”作为公有制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改革中推行“经理层购买”从而化国有、集体资产为管理者私人股权，即推行私有化的“改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的物质利益的“激励”，属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方式范畴。为此，应当把现阶段虽不成熟、但是正在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即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按劳分配原则，作为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个人激励的主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激励，首先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激励。因此，必须要遵照我国宪法规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公有制企业内，不宜普遍推行对管理者的“股权”激励和对职工的“持股”激励，而应当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形式的按劳分配方式。对现阶段的私有制经济，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原则，以税收、金融、市场监管等手段，限制私人资本过度发展和私人企业主收入过高、增长过快，防止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调整宏观经济结构，促进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战略导向作用。
三、科学认识政府职能的阶级性并坚持宏观经济计划调节
1、必须用唯物史观认识政府职能的阶级性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中央政府则代表国家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是具有阶级性的，因而中央政府是代表一定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阶级来行使宏观调控经济职能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有阶级性。虽然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产生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但是这种调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调控却有本质区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8]所以其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府代表“总资本家”在行使经济职能，它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整体经济利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能有一个稳定的、持久地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社会环境。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在行使一定的经济管理职能，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通过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运用计划调节和利用市场调节等手段，合理组织社会分工，完善产业结构，多快好省地科学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2、政府职能是阶级职能和公共职能的统一
我国人民政府的“人民”两字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性质，它决定了我国人民政府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必然要体现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特征。这种阶级性质和制度特征是绝不应当忽视的。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是这种阶级性质和制度特征的人格化。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这“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19]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舆论媒体在论述我国政府及其职能时，往往只说政府的“公共职能”，不讲人民政府的“人民”概念及其阶级职能，这很难说不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应当深刻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人文社会学科在谈到现代国家的政府职能时，通常使用政府“公共职能”的话语，其实这是为了欺骗大众，宣扬国家政府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掩盖其作为资产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工具这一阶级性质。虽然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都不能不承担维护全社会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职能，但是这种职能并不能替代国家的阶级职能，而且国家一般的公共职能是服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就我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来说，它应是阶级职能和公共职能的统一。
中央人民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阶级职能主要表现在：在现阶段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同各级人民政府一起，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巩固和发展城乡公有制经济，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毫不动摇地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主人翁地位和经济利益。中央人民政府应当贯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原则，定期公布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统计数据，以便让全国人民都来关心和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各级政府都有责任规范市场管理制度，加强市场的法治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阶级职能落到实处，必须加强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实践工作的领导。共产党领导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宏观经济调控实际工作之中。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毫无疑问，这包含党对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领导。这就意味着，决不能让以维护私有制为前提的、理论逻辑也不科学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来干扰甚至左右我们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职能。
3、人民政府应当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
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对国民经济整体实施计划调节，促进社会再生产以人民为中心，遵循价值规律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健康发展。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舆论界似乎很少提“计划调节”，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实践也出现淡化“计划调节”的倾向。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与淡化、轻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和“计划性”本质有很大关系。为此，有必要重申，淡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在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轻视“计划调节”，这是违背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范畴的初衷的。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时曾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20]这说明，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是内在地包括“有计划”、“计划性”和“计划调节”的。[21]
众所周知，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物质基础的发达商品生产社会即市场经济一般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我们通过改革扬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为了从发达商品生产社会的实际出发，纠正具体计划制度的某些弊端，而不是要否定自觉遵循这个客观经济规律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的计划性。要充分认识，宏观经济管理的计划性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九大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必须要认真贯彻落实。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有责任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制定和运用好国家经济计划，各级地方经济应服从中央宏观经济计划，加强地方经济工作的计划性;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必要对各级政府提出具有约束性、问责性的计划调节指标任务。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既要尊重市场调节，又要高度重视国家计划调节，绝不能把计划调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4、宏观经济调控应当发挥好国有经济主导力量的作用
国有经济是中央人民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计划调节的重要抓手。宪法第七条庄严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22]可见，宏观经济调控必须依法进行，首先是依宪法的规定执行，高度重视“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自觉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这就要求保证国有产业资本的总量达到它能够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力量的应用比重；通过计划调节，促使国有企业在社会各产业中和全国地域中有合理地分布，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计划方面起引领作用，并具有控制中外私人资本的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央权威的国有资本的统一管理机制，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群众监督，从总体上促进国有资本的有效运营，不断发展。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国有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却呈下降态势，有些党政干部和国企经理层对搞好国有经济信心不足。应当说，这都是背离了宪法要求的。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3]近年来他又不断强调，要“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各级领导应当认真贯彻这些重要讲话精神。
发挥好国有经济主导力量的作用，前提是要坚决维护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应当是在全民所有制性质(内容)不变前提下的企业管理制度(形式)的改进和完善。须知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未来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经济相衔接的经济成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促进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逐步成长壮大，实质上是促进共产主义经济因素的逐步成长壮大。把全民所有制经济改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为此，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的精神，既要在宏观上确立“壮大国有经济”的理念，完善国有资本管理的中央机构，加强对发展国有经济的整体组织领导;又要在微观上确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理念，理直气壮地大力支持国有独资企业的发展，积极在市场竞争性领域发展国有经济。一定要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所谓“私有制最有效率”的谬论，纠正似乎只有私人资本融入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实现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的认识误区，冲破这些错误思想的束缚，才能真正开创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新局面。
四、应当把发展外贸和利用外资纳入宏观经济计划调节
1、必须把发展外贸和利用外资纳入宏观计划调节的范围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主动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和利用国外经济资源，这是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赶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战略性措施。但是，必须要把它们纳入宏观计划调节的范围。这是因为，在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仍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世界市场的商品供求关系和国际资本的流动，都具有偶然性、任意性和无序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必不可免地会扩展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依然存在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未停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霸权主义，这些都必定会使我国的国际经贸关系遭受负面冲击。如果我国缺少对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的宏观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势必会因这些因素而遭受损害；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不断扩大，所遭受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国际上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应当扩大对外经济开放，而是说，经济对外开放越是扩大，国家政府就越应当防患于未然，越应当加强对国际经贸关系的计划调节。
2、重视对外贸的宏观计划调节
对外贸易最基本的就是出口本国商品和进口外国商品。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世界市场，既不能保证对本国出口商品的稳定需求，也不能保证对本国进口商品的稳定供给。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如果照搬新自由主义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张，放任民族企业各自分散地进入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那么，绝大多数企业势必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弱肉强食的对象，那就难以通过对外贸易增进本国民族经济的整体利益。而要趋利避害，国家政府就有必要对外贸从质上和量上进行宏观计划调节，科学运筹，扬长避短，作为全国对外贸易的总指挥，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24]率领民族企业投入国际市场竞争，从总体劣势中争取局部的绝对优势，不断增进本国的民族经济利益，最终在总体上转化为竞争优势。
在出口方面，国际贸易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本国民族经济要获得较多利益，就需要国家政府出面组织生产、销售出口商品的企业加强联合，一致对外，增强集体国际竞争力。政府职能部门应当加强对世界市场的调查研究，有目的地引导民族企业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在制造业领域组织民族企业协作分工，依靠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创造出能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包含较多“附加值”(新创造的国际价值v+m)[25]、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高端商品;并形成统一的对外销售价格，提高国际贸易的利润率。为了维护民族经济整体利益，国家应严格控制原材料尤其是重要战略性资源直接出口，严格控制直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有些稀缺性资源，即使目前国内难以利用，也不应当出口，因为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显示出它们的使用价值时，就会成为宝贝，如果轻易出售给外国，那就会遭受重大损失。
在进口方面，必须明确，进口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地向现代化发展，而不是相反。为此，应当加强国家对进口的监督管理，对有损中国民族经济利益的外来商品，应敢于构筑“贸易壁垒”。原则上应控制进口外国深加工商品，力求减少和避免购买国外高端产品带来的利益损失。应当理直气壮地制定对本国民族经济的保护政策，严格控制农产品进口，保护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总之，对进出口商品都应有宏观计划调节。不能认为，进出口商品越多越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越好;[26]而应当把进出口的商品纳入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结构，从而保证宏观经济运行遵循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客观规律。
3、重视对利用外资的宏观计划调节
值得重视的是对直接利用外资的宏观计划调节。这是因为，其一，直接利用外资，引进的主要是外国产业资本，它们一旦在本国落地，就会在原材料购买、劳动力使用、产品销售等环节，进入本国民族总资本的循环运动，成为本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构成部分。如果不把引进外资纳入宏观计划调节，不能合理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分布，甚至让它们进出自由，那么势必就会导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缺乏稳定的比例关系，进而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引进外资成为必然削弱民族经济的重大因素。其二，外资与中国民族资本虽有合作的一面，但更有对立的一面。不应当忘记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陈云的重要提醒，“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27]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实力雄厚、占有科技优势的外资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势必要挤压中国民族资本。其三，外资并不是像有的舆论所说，它们虽然从中国取走了利润，却把资本留给了中国。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的资本积累原理(剩余价值资本化)揭示出，如果只看一次生产过程，资本家的投资似乎是他的私人基金或所谓“原始积累”，但是，如果分析连续进行的资本再生产过程或资本积累过程，就可以透过这种假象认清真相：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过程显示出，资本家的全部原始投资都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则显示出，资本家总是凭借对雇佣工人过去的无酬劳动的所有权，不断地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新的无酬劳动。[28]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中国的外资越多，中国工人阶级无偿为外商提供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可见，直接利用外资必须要在合理调控上下功夫，引进外资必须要为我所利用，质上要选择，量上应有度。引进外资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影响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地稳定运行。认为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越多越好的观念，实质是想依赖外资搞中国经济建设，这是幼稚的，也是错误的。尤其要看到，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削弱的经济条件下，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某种困难迹象，中国私营经济中的某些人难免会找实力强的外资做靠山，从这个意义上看，过量引进外资也是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不利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五、应当认清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弊病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乃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存在一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甚至照搬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倾向。这乃是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问题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同程度地搬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ⅡB模式，搬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搬用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这是必须要予以纠正的。
1、科尔纳关于宏观经济调控ⅡB模式的严重弊病
亚诺什·科尔内是匈牙利经济学家，1985年秋天来到中国，阐述了他的ⅡB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简单地表达为“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机制”，主张国家主要运用综合性的经济杠杆如货币供应总额、银行信贷总额、外汇汇率、存贷款利率等来调节市场，从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29]这种模式从国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调控，主张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增加市场调节这个层面，重视市场流通的作用，这相对于当时认识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有着某种积极意义，因而引起我国理论界和经济管理界的关注。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就会发现，ⅡB模式存在轻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病。科尔内ⅡB模式所讲的市场，只是指商品流通一般关系，但却完全忽略了一定历史条件的生产环节所具有的生产关系性质赋予市场流通的社会规定性;ⅡB模式完全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基础)对于宏观经济运动的决定性作用;ⅡB模式还绝对否定从实物形态角度调节社会再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必要性。很显然，ⅡB模式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不科学性。
其实，科尔内ⅡB目标模式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的“资源配置理论”。搬用这一模式，就会把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放到宏观经济调控视野之外。例如，有人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把它解释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的体制。这就完全撇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的规定性，并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建设目标，即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的“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混同起来。这很难说不是受了科尔内ⅡB模式的影响。然而该模式的弊病和理论上的危害性，至今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很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2、凯恩斯主义的严重弊病
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解决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不少人搬用凯恩斯主义，提出控制投资、消费、外贸所谓“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指导意义。其实，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凯恩斯主义，是有着严重弊病的。
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主要着眼于市场简单流通层面，强调市场总供求和总需求的平衡;主要围绕“投资等于储蓄”这个恒等式，对宏观经济进行数量分析;把投资、消费和外贸比喻为可驾驭的“三驾马车”，认为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市场供求平衡。与《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相比较，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不讲货币与货币资本的共性与区别、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与区别，不讲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生产要素相互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的比例关系，不讲货币信贷与货币资本信贷的区别，不讲固定资本折旧的储蓄、个人收入的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储蓄的区别;尤其是沿袭资产阶级经济学长期以来的“斯密教条”，只讲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即GDP的消费和补偿，而忽视了在宏观经济运动中不变资本(即Ⅰc+Ⅱc)如何补偿这个“最重要的问题”，[30]因而不可能科学阐释宏观经济的内部联系和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用凯恩斯主义指导实践，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掩盖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证明，运用凯恩斯主义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严重后果。
因此，照搬凯恩斯主义根本不可能解决现实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只会带来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践中确立《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论自信，才是破解我国宏观经济失衡难题的正道。
3、西方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的弊病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针对宏观经济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毋庸讳言，“供给侧”这个概念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供给学派。这个学派对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分析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它侧重于供给分析，但是它同样也具有很大弊病。供给学派在理论上沿袭了《资本论》深刻批判过的“萨伊教条”(“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31])，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主张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并放慢政府开支，让自由市场制度增加劳动者就业、刺激私人投资，其主要政策主张就是通过减税刺激供给。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曾在美国里根时期受到过政府青睐，但是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不久便被弃用。[32]
供给学派用降税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是肤浅且有很大片面性的。在产业结构已经失衡的态势下，降税只能起到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的作用，有利于维护私营企业主的利益。然而，由于降税同时涉及所有的企业，这就并不能调整由企业构成的各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关系，更不涉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关系;同时，降低企业税收，势必会降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是不能没有财政支出的，尤其在国家财政负担较重，甚至仍有赤字的情况下普遍地降税，反而会降低国家实施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能力。可见，这种主张并不能对调整经济结构起到积极作用
其实，运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就能发现，使用“需求侧”或“供给侧”这种概念来分析宏观经济运动，并不能指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着力对象。使用“供给侧”这个概念，还给某些人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的经济主张提供了借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33]这很有针对性。因此，必须要划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界限。
六、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宏观经济调控
1、要坚持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指导宏观经济调控
如果说照搬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有害，那么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问题，也是无益的。要标本兼治地解决多年来积累的宏观经济严重结构性失衡问题，唯有应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宏观经济理论来指导。
“宏观经济”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34]这种经济学贯彻唯心史观，是不科学的；不过“宏观经济”这个概念的形式是可以借鉴的，用它来概括国民经济的总体运动具有简略性。《资本论》没有使用过“宏观经济”这个概念，但是科学地阐释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35]这些都是国民经济的整体运动。使用宏观经济概念来概括这些丰富内容，应当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首先创立了研究宏观经济运动一般的辩证方法和基本原理，是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我们理应以《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认识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运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
2、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
要认清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弊病，就要深入研究和自觉应用《资本论》原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36]
要深刻认识到，《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指导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运动的不可替代的科学理论指导。只有结合实践认真研究《资本论》原著，才能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地全面认识宏观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才能精准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着力方向和对象。《资本论》遵循唯物史观，它深刻揭示出发达商品生产社会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的里层是生产领域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表层是流通领域的供给和需求结构。
因此，解决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必须由表及里，坚决贯彻党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方针，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从长远与当前的结合上调整好产业结构；必须坚持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有机结合，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抓好包括农业、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之间以及消费与积累之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之间的总量结构调整；必须坚持物资、财政、信贷和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必须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促进消费、生产与生态之间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不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灵魂。政府有关部门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过程中，应当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有的内涵明确的科学范畴来促进思考。如果有必要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个术语，则一定要对其进行“术语的革命”，[37]赋予其新的科学含义之后再使用。这样才能防止党的经济理论出现漏洞，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防止在实际经济工作中迷失方向。只有自觉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坚决维护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才能标本兼治地解决好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注 释：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7日。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页。
[5]《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页。
[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
[9]陈云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范畴，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10]《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1]关于市场调节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有深入的研究。参见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101、111、126、367页。
[12]《钱颖一VS马云：大数据能解决计划经济的弊病吗?》微博，中国好学者，2017-06-2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0MDI1Nw==&mid=2652196076&idx=3&sn=b8d618d2300edd4f14c9f9d9142a293c&chksm=bd6047428a17ce54e1ed9c0857670f7529f2c3e50bb5fb0112b6d120b29e8939c327c306ad26&scene=0#rd。
[13]这是哈耶克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著、王毅明、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英〕F•A•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7～208页。
[15]〔英〕F•A•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27、30页。
[16]参见〔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17]〔美〕哈德罗•德姆塞茨著、段毅才等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页。
[19]《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20]《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21]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全国常委会办公厅，2004年版，第81页。
[23]《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24]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中国革命战争克敌制胜的“十大军事原则”，充满唯物辩证法。他说，“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3页。
[25]“高附加值”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表述没有揭示新创造的国际价值的本质，“附加”两字撇开了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
[26]“对外贸易依存度”是目前使用的统计指标，指一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58、671~673页。
[29]吴敬琏：《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2页;吴易风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47页。
[30]《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
[31]《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32]高鸿业、刘凤良主编：《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5~139页。
[3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34]我国有学者指出，“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是挪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ch)于1933年提出的”(参见张培刚、厉以宁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另有美国学者奥利弗·布兰查德认为，“宏观经济”一词直到1941年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而“宏观经济学”一词出现在1946年。参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页。
[35]《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455、512页。
[3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6MZD01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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