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作者说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美国自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同时也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回顾这段美国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对于认识今天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反华政策及新的围堵中国的新形势及其可能的结局，是有益的。
冷战中，美国打倒了苏联，而欧洲则借力打力，打倒了苏联和美国。现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正躲在美国巨大而虚弱的身影后面静等中美在激烈冲突后坐收“罗斯福”式的渔利，而目前中国国内一些网上舆论正在向这个方向推动，这是需要防止的倾向。毛泽东曾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1]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录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四、结论和启示
全文结论：在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既定国力和版图不变的前提下，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2.在东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3.东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本文载于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三节，参阅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249页。
世界政治就是一个国家间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国的国力伸缩都有其极限和底线。一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他国安全的底线。而能最大限度的扩张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在国力不及处实现战略收缩，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
迄今为止，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分三个时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间，美国首先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而后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先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冷战，后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
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先生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争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2]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日本幕府5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阪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定位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荷兰、法国以及中国、俄国的东亚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3]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4]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得到日本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承诺后，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5]。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6]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7]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的《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评价说：
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8]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9]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伐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10]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10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1]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亦决非难事。”[12]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3]。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14]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5]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6]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7]。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9]“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20]。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1]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2]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要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3]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24]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25] 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中国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26]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了日本向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西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 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27]1900年8月，日本趁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干涉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28]，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29]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住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30];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31]。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三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32]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33]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34]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35]
事实上，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俄国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36]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州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它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37]塔夫脱并不熟悉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抱负，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38]。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39]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国驻日大使提议继1907年《俄日协约》之后，“现在正是应当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在满洲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40]小村提议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应;1910年3月5日，俄国政府正式授权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条件。日本政府于3月9日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会谈于4月初举行。在会谈中俄国外相伊兹沃尔斯基称：“若问满洲将来归谁掌握，当然应为日俄两国所有”。[41]日本公使本野则答说：“即使不用这样露骨的文字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义的文句并不难”。[42]7月4日，伊兹沃尔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条约》。“第二次俄日协约签字的日子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东北之外。”[43]中国历史学者崔丕先生对这个协约评价说：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的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44]
在日俄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45]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1913年3月18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3月21日，美国正式退出六国银行团，与此相应，美国强势角逐东北亚的外交努力也在触礁后随之结束。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才再次并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区。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特点是美国开始限制日本向南扩张，在日本彻底将欧洲殖民势力赶出南中国海后，再联合英国、苏联和中国击败日本并使美国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对手是日本，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从全球形势看，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欧洲在远东的势力已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日本这时已转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竞争者也是直接对手，而英国则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让日本感受到其扩张极限的事件，首先表现在与美国在夏威夷的争夺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地处太平洋战略要津，同时也是近世美国和日本双方安全边界的临界点，它与中途岛等一起构成美国容忍日本扩张的最后底线。
19世纪前半叶，夏威夷是美国在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和捕鲸船的补给基地。美国于1842年承认夏威夷王国并于1849年与其缔结通商条约。此后美国在夏威夷与日本展开争夺并迫使日本向东扩张在此停步。19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则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与夏威夷建立外交关系，缔结修好条约。1873年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请求国务院指示：“日本政府如果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在夏威夷人民的同意下吞并该岛，美国政府是否对此举有任何反对?”美国务卿菲什明确答复美国不同意任何别国兼并夏威夷。[46]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360人，占夏威夷总人口的13%。同期美国移民仅为1928人。三年后即1893年日本移民为10万人，是同期美国移民的10倍。[47]1893年1月，在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下，当地美国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请求并入美国。2月，日本即派“浪速”舰抵檀香山与日本“金刚”舰会合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舰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48]。这迫使美国改变了立即吞并夏威夷的做法。罗斯福对此不满地说：“我们如果不占夏威夷，日本、德国或英国就会占。”[49]
夏威夷危机反过来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扩张的步伐，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50]发动甲午战争。次年日本获胜后即调头再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并与美国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此举标志着日本东扩的极限与美国容忍日本东扩的底线在夏威夷得到日本的初步默认和美国的确认。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日俄战争后，东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联俄制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51]。
1906年至1907年日本陆军制定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组成。计划将日本的扩张重心仍放在俄国，而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假想敌。主张由陆军“对俄国能在远东使用的兵力取攻势”，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俄、美兵力取攻势”。 [52]
1907年，美国也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对日战争计划，并决定就可能与日本发生的战争进行联合研究。[53]同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国战斗舰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此举是对日美关系恶化的反应，旨在威慑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54]1908年后，美国国会分两次拨款180万美元，加强夏威夷设防，使之成为海军的战略基地。1911年，美国第一次制定在后来不断修改和升级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同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未来的日美冲突作出预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谋求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现在和将从事侵略的海上侧翼的同时确保其贸易通道。这要求日本通过夺取菲律宾、关岛、或许还要攻占夏威夷来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以此为前提，美军将单独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战争将以海战而非陆战的形式进行。美国将由此取得制海权，收复失地并抑制日本的商业。最佳设想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将在东亚大陆的一场战争中阻止日本，这将转移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威胁。[55]
1908年11月30日，美日双方在一段时间的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协定即《鲁特—高平协定》(亦称《罗脱—高平协定》)。这是日美就地区安全首次公开达成的一个全面但却十分脆弱的协议，“目的在于维持上述地区(即太平洋地区——笔者注)内彼此的所有权”。[56]这实际上已包含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并暗示日本仍有向西北扩张的余地。1908年9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向小寿太郎外相报告说，他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的印象是：“罗斯福愿把‘满洲’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对待。”[57]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发表声明称：“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58]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随后出兵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作了适度妥协。11月2日，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签署《兰辛—石井协定》，进一步确认布赖恩的声明，称“合众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承认领土的接近造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兰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与欧洲大战因而无力西顾太平洋的特殊条件下与日本签订的带有不得已而忍让一时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关系至此已臻极限。1922年秋，美国政府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相悖为由，向日本提议并在日本的反对中于1923年4月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60]此后的美日矛盾渐升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太平洋外交及其政策大体上是英国大西洋外交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努力确保大陆国家间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词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均势外交基于现成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崛起后，面对的太平洋是以俄国和中国这两大主体板块，并以中国为中心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主体对主体，美国在东亚外交就没有矛盾可利用，从而也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的条件。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和中国衰落，使美国认识到这是利用日本打破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赐良机：利用日本的扩张需求，在“保全”中国的——实质是为了保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牵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东北亚成长为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行“大陆均势”的新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同时也可将必然要出现的日本东进势头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东北亚，以减轻美国的安全压力。这种战略不同于又源于老牌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而在美国外交史中能够理解其中深义并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能对其创造性运用的人并不多，而始终沉默于领袖们身后的柔克义、马汉[61]、马歇尔[62]和基辛格等学者则是我们后人解开上述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打败俄国几年后，时任驻俄公使的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友好与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价值将随着日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加。”[63]随着日本南向扩张日益明显，柔克义的亚洲设计方案开始进入美国政治家视野，1932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给读者交待的是，柔克义的思想是美国远东外交研究中具有源头意义的环节。如果说柔克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俄国的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曾对美太平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柔克义的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思想在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马歇尔那里则得到了天才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美国不仅利用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并打败了日本，而且还利用俄国人在欧洲战场上牵制并打败了希特勒，并通过将苏联力量引入东欧而最终挤压并窒息了欧洲的世界霸权。
1923年日本开始把美国当做唯一的假想敌，同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预言，“日美冲突，势在必至”。[6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国东北地区”[65]。但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日本侵略中国台湾行动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曾帮助日本崛起的美国和英国反咬一口，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接着全速向南进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三）“奇怪的战争”[66]：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这里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还在中国长江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67]，但此间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增无减，如下表所示
来源：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页。
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1939年4月6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已明确告知：“1937年，日本大量屯集各种原料和用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1937年和1938年满洲大幅增加外国(日本除外)商品的进口显然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68]1937年，美国对日本开始采取日益严格的经济限制措施，但事实上战争的关键物资石油及相关石油制品的美日贸易，却不降反增。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汽油、铜、铅，分别比1936年增加了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64.7%。从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69] 1940年7月26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第2417号公告中开始限制对日石油产品的出口。[70] 但此项公告并未严格执行。“美国对日石油出口在1940年比1939年增加21%，1941年前五个月又为1940年全年的50%。此时美国对日出口的74%为石油。”[71]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却远低于日本。如下表所示：
来源: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上表可见，美国对中国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对日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与1932年相比高出72%。这说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1940年9月24日，日军入侵印支，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提出“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到两国间恳切而友好的谅解”。[72]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开战。到1941年11月罗斯福及其同僚已不再怀疑美日战争不可避免。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战争部长斯塔克都认为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避免在远东立即卷入。为此罗斯福亲笔给赫尔写了有效期为六个月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是“美日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73]，条件是换取日本不可能采取的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南边的任何地方增兵。“1941年5月6日，中国取得从美国获取租借物资的资格，但石油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罗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认为例行的步调推选一项鼓励中国，限制日本，使美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的政策。”[74]11月24日，赫尔根据总统指示，拟就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遭到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反对。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75]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马歇尔等认为的“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美国公布的文件都将之归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限制了罗斯福提前对日本采取行动。[76]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及其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会有新的认识。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77]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思考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孔华润先生所说：“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78]如果同意这个基本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直至1945年8月15日之前，与美国在欧洲面临的既要打败德国又要打败英法欧洲的双重任务一样，在东亚地区，美国同样面临着既要打败日本，也要对欧洲落井下石，驱逐并收夺英国、德国、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双重任务。换言之，在驱逐欧洲殖民主义在亚太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与日本是一致的，这一点在1941年4月16日发表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该方案第七条A点认为：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79]
正因此，美国才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和有限支持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支持的下限是不能影响其在东太平洋的安全，上限是日本冲垮欧洲列强在亚太的殖民体系。
但在这之后太平洋的政治主导权上，美日关系则是对立的。如前所述，美国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传统的主体板块地位、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势头和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然后，再联合这些国家打败日本以收渔翁之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服务于柔克义等战略学者为美国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欧洲英、法、德之间那样的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和操纵的中、俄、日之间的均势平衡的战略目标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研究和实施这一外交战略。1895年5月，面对日本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要求海军军事学院制定一个战争计划。于是，以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西卡德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基于在夏威夷与日本、在古巴与西班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设想。1901年至1905年，由于俄国因素的存在，美国的主要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国海军还有两种意见，委员会在春季完成的一个计划中就设想一场英日美为一方，俄德法为另一方的战争。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后，美国仍认为日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倾向在增强。里米上将在1902年5月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英日虽是最可怕的对手，但在一场可能的对俄法的战争中，却是最可能与美国联合的两个大国。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仍坚持：优先计划一场在远东反对德俄法联盟的可能的战争。尽管日本不能确定，但仍可同英国一起被视为美国最可能的盟国。海军的上述立场很快被陆军否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902年6月批准陆军军事学者H.布利斯提出的优先考虑西半球的战争设想，认为未来可能性最大的战争原因是，一个欧洲列强的行动或目标与门罗主义的冲突。[80]如果再考虑从1922年2月6日《五国海军条约》之后直到1930年1月，以史汀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英、法、日、意诸国代表在取得舰艇吨位份额上的讨价还价，[81]我们就能理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全球战略中需要优先解决的并不是日美矛盾而是美国与欧洲的矛盾，这使借重日本削弱欧洲在亚太的势力的策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不便明说的共识，这也是上述马歇尔等提出的“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理由的更深层的原因。换言之，所谓“最后时刻”就是英法等被德、意、日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但又不至断气的时刻，这是1823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在写给驻西班牙公使训令中提出的“等待苹果成熟”[82]政策在20世纪的创造性运用。作为美国战略导师的英国人对美国学生们的这点小把戏看得明白，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在书中写道：
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其实也在另一方面推动日本与英国对抗——笔者注)，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83]
不是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没有被打到这分上之前，在东亚地区，美国不惜让出菲律宾以纵容日本向南“狂飙突进”[84]。在欧洲地区，1935年2月，墨索里尼向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1934年12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5倍共50万并恢复征兵。可美国于1935年8月31日通过中立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运输军火。10月当国联准备对意大利制裁并要求美国表态时，罗斯福则通知赫尔说，美国将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既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又要防止战争的延长。同时罗斯福还认定石油、煤炭、铜锭等不在中立法禁运的物资之列，他只同意对这些原料实行“道义上”的禁运。事实上，1935年10月同1934年10相比，美对意出口总额虽略有下降，但石油产品、纯铜和废钢铁却增长1倍多，而在1935年最后3个月里，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比平时还多3倍。[85]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由于最近一次国会辩论中表现出美国人要求严守中立的情绪，加之英法两国在反对柏林方面不可能采取坚定立场，因此美国对希特勒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的总政策。”[86]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对美国人的《中立法》看得透彻，他在书中写道：
华盛顿在拒绝保证英国属地安全的同时继续反对任何英日和解。亚洲并不是英国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区。伦敦的许多人责怪美国先是破坏了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又通过《中立法》，使欧洲的形势日益恶化。正如霍尔所指出的，这些行动“不仅证实了许多不相信美国任何有效帮助欧洲人的疑虑，而且暴露了民主阵线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独裁者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张伯伦感到只要《中立法》还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什么贡献。[87]
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88]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英国绥靖德国，是为了削弱苏联;那美国就不能绥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国吗?当然可以。不到万不得已，在国际斗争中难得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美国默认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地中海、日本在太平洋将英国打到心力交瘁之际，再被美国榨一遍“油水”后，才向英国伸出援助之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绝无反手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于当月请求罗斯福提供武器，罗斯福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付出的代价是英国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将以九十九年为期租与合众国”的使用权。[89]罗斯福不无得意地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宣布这项趁火打劫的交易时说：
在纽芬兰和百慕大建立基地的权利是慷慨地赠予和高兴地接受的礼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则以交换我们五十艘逾龄驱逐舰来获得的。
……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国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90]
即使如此，美国还在1941年4月16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称：“美国政府阐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为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更有甚者，美国与日本置英、法国国难于不顾，在该方案第七条A点共同声明：“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91]另一方面又于8月14日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只是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1942年“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笔者注)”防线为日本基本打垮后，美国才真正开展与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合作。1942年2月23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6月2日，与中国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与苏联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这时美国与日本的战争才真正开始，可这时欧洲英法在大西洋的力量已被德国和意大利打散，在太平洋的力量则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美国就像拳击裁判，在一方倒下并数十下后才将败者扶起;不同的只是，美国是在败方倒下并将败方口袋掏空后才将败方扶起。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强调——实际是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容忍是由于其“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对罗斯福的制约。[92]这都没错，但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借助了这些因素延长日本在太平洋——实际上还有德国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冲击。在太平洋上，当日本冲垮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就到了美国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线。只有到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比较彻底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其对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所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有如下冷静评估：
如果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暂且不谈导致日本战败的政治和外交原因，仅从经济方面分析的话，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战时经济的崩溃。日本在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无法从殖民地和占领区向本土运输物资。[93]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外交的在理想主义掩饰下的精华。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94]
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95]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美国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扩张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在东西两翼都出现易于为美国操纵的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这在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声明“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其“劝告”内容之一即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该方案第五部分保证“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的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96]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曾对蒋介石说：“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97]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98]1943年11月，魏德迈还建议“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99] 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100]只是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并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并胜利渡江以后，美国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才化为泡影。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的话，那么利用美国虚化这一目标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则是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国抗战，1940年中国已被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减化为两个政治实体，并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完成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从1937年到1949年，如果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曾为美国人充当了“战略清道夫”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人又为中国人在东亚当了一次“战略搬运工”。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些线索探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政治，在朝鲜、印度都被大国肢解为两个国家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中，就起点和崛起速度比较而言，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联合日本等与中国、苏联进入全面冷战;苏联解体后，又转入通过提升日本的作用遏制中国崛起阶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则集中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的矛盾，此间又分两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美国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手，苏联只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此后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而苏联则成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对东亚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使美国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于美国控制的亚洲均势的努力化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这个“避雷针”或“防波堤”。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亲临前线”与中国和苏联作面对面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不仅给东亚，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是给美国带来了灾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越南、联合国、以及中国台湾和西藏等方面进行了空前较量，其结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上也全面失败，最终迫使尼克松屈尊到北京与毛泽东谈“哲学”[101]。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为什么竟会输得如此彻底。如果知道了美国失败的原因，那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东亚政策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就是一国国力可以有效到达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合理边界。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美军占领汉城。 10月中旬，美韩军队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中朝边境仅约10公里，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过江参战。这样，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成了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且力量极为悬殊的交手。大出美国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迄今为止，与今天我们一些抗战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自豪感往往掩盖了对中国胜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从是否道义及作战是否英勇等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成败的原因。但这很不够，因为这样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有些斯巴达克式的殉难事件。
其实，美国人对什么是“战后亚洲”的认识，不是通过宣传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得到的。美国人在开始时也是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或说根本就没想到“输”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战后如何在美国领导下对朝鲜全境进行战后治理。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此评论说：
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102]
美国人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1950年7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写给约翰逊的NSC76号文件中指出了朝鲜半岛“对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全球战争爆发之前，或者说在全球战争的初期，美国在一个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调派大批军队对抗苏联，这从军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103]杜鲁门的轻率使他的政府忽视这种警告，认为：“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104]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81/1号文件，在“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案”第15、16点中称：
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到该线以后或击败这些军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指望联合国军总司令会获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追击时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从而彻底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只要采取那些行动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部队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宣布有意图进入北朝鲜，也没有威胁在北朝鲜以军事方式对抗我们的行动。
应同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制定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计划。[105]
也就是说，这时美国所想的并不是什么阻止北朝鲜的“侵略”，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这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人民“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越过北纬38度线，向北推进。10月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示，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美国与英国等国辩论“中国共产党人介入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难地表示：“联合国军经过重组之后将开进北朝鲜，现在阻止这项进程为时已晚”，目前“惟一合适的路线将是一条坚定、勇敢的路线，我们不能过分地被中共可能只是吓唬人的举动所吓倒。”[106]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的命令。[107] 10月25日中国军队越境作战。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仍不相信中国的警告，称“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害怕与美国开战的后果”，“除非苏联做出进行一场全球战争的决定，这种干涉行动在1950年还不可能发生，这段时间里，干涉很可能局限在继续秘密为北朝鲜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108]
三天后(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现在我正率第一装甲师向平壤推进。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坦克、卡车小分队，派它们直取平壤。这得取决于我们在以后48小时获得的情报。我们已经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调遣第五集团军，它能在一周内拿下平壤。北朝鲜人正在犯他们以前犯的同样错误，没有做出纵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来，在北朝鲜将会发生与南朝鲜同样的事情。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109]
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
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110]
其实，麦克阿瑟那赵括式的轻率，正好为中国所利用。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
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11]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此时此刻的轻率扼腕唏嘘，他写道：
不幸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杜鲁门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杜鲁门及其顾问不再满足于击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鲜，他们断定，斯大林不会来帮助他的朝鲜代理人了，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112]
11月24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朝鲜，他发布一份公报称：
如果成功，这次进攻实际上应结束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允许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充分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113]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美国人却在朝鲜战场上栽在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共产党中国手里。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双方战线就在“三八线”一带稳定了下来。1951年4月，杜鲁门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解职。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 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了美国政府希望与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举行会谈。1953年7月27日，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麦克阿瑟免职回国，美国外交史专家孔华润对此事评价说：
杜鲁门不得不解除在狂躁与沮丧消沉之间莫衷一是的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来说，这是一个颇为辛酸的结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职又给政府增添了骂名。”[114]
美国民众给予麦克阿瑟以盛大欢迎。[115]这说明当时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可能失败的结果。但事实是曾在二战中大展威风的美国人确实是失败了，并且是败在尚处“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手里。
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外交的全面失败。
五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可以按自己意志使用的外交资源，自战争开始起，美国对联合国一直是先斩后奏。在战争之初，美国在联合国中拥有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广泛的外交资源。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下午2时，安理会应美国要求召开会议，美国代表首先提出一项要求谴责北方所谓“侵略”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最后以9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弃权、1票缺席(苏联)作为安理会第82/1950号决议获得通过。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定。当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1票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与杜鲁门声明相呼应的“紧急制裁案”，即安理会第83/1950号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已经命令它的空军和海军掩护并支持韩国政府部队，并于三天后通知安理会它已下令海军封锁朝鲜海岸并授权使用地面部队。7月7日，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3票弃权(埃及、印度、南斯拉夫)与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第84号决议，要求会员国依照安理会决议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统一使用，同时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军”采取的行动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决议还授权联合国军在朝鲜执行军事任务时使用联合国旗。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美国外，由十五个国家[116]先后参加联合国军。7月14日，美国获李承晚完全授权可以在朝鲜境内指挥大韩民国的陆海空三军。1951年1月20日，美国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提出诽谤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并凭借其把持的表决机器于1月30日强行通过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届联大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诬蔑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并决定成立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企图对中国实行“制裁”。[117]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使用这些外交资源的能力日渐减小。7月下旬，麦克阿瑟提出拟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双方也在考虑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重提1947年联大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以配合美国北进扩大战争规模的军事意图。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美国先争取英国支持并由英国提出一项“八国提案”[118]，该提案于10月7日以联大47票赞成、5票反对(苏联、捷克、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沙特)弃权获得通过。美国开始遇到国际社会——尽管是微弱的——的抵制。
12月4日至8日，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协调双方立场。杜鲁门坚持坚守朝鲜的立场，认为“迎战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朝鲜之后会是印度支那，接下来是香港，然后是马来亚。不看清我们要遵循的路线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可以在朝鲜拼命打仗，把战事尽可能拖长，尽我们所能地惩罚敌人。那样，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不会太糟”。[119]英国不同意将大量资源用于朝鲜战场。艾德礼奉劝美国的朝鲜政策应实行多边协商，他说：“我们必须考虑联合国内的意见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意见。……如果我们卷入与中国人的战争，我们必须考虑这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舆论有何影响。”他说他“已经努力从中国人感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把它视为联合国对抗侵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不会从那些考虑出发。他们把这个问题视为那些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抗他们的行动”。[120]
12月7日，艾奇逊向英方递交“美国在朝鲜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英方认为联合国多数国家不会同意第二种即“继续打下去，如打败了非撤出朝鲜不可，到时美国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方案，并强调英国不同意用有限战争对付中国，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部分地区。英国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121]英美双方讨论使用原子弹问题。艾德礼单独问杜鲁门，美国是否正在更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表示：“英国与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同伴，他不会在不和英国商量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的。” [122]
1951年初，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再克汉城、仁川，直逼“三七线”。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项由“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意见。主要内容有首先在朝鲜安排停火;停火后“所有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宜的阶段撤出朝鲜”;“一俟获致关于停火的协议，大会将设立一个适当机构，其中将包括有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现有的国际义务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求得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以50票赞成、7票反对(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台湾国民党代表)、1票弃权(菲律宾)获得通过。[123]尽管这一决议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但鉴于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盟国的要求和谈的呼声，美国也不得不勉强投了赞成票。美国舆论和两党国会议员纷纷指责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国会领袖塔夫脱甚至称这项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124]
至此，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时至1953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外交较量也随其军事失败而惨败。
2.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越南战争几乎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而美国对越战的战略设计所犯的战略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的致命错误几乎也是朝鲜战争的复制。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临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125]。1961年初，老挝内战不断，美国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明确向苏联发出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接管老挝”[126]。为此美国准备军事干涉。
1961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少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反复而强烈地表明这样的观点：除非美国准备在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老挝采取行动还存在极大的困难。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准备进行激烈、长期、艰苦的战争，并且很有可能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127]4月2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电国务院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老挝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我们特殊的国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总统在偶发事件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做出决定，动用美国有组织的军队。这可能会迅速引起朝鲜战火重燃、冲绳岛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轰炸、沿海岛屿和福摩萨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击。”[128]
4月29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司法部长肯尼迪、副国务卿鲍尔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助理国务卿克瑙吉、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斯蒂夫斯、海军少将、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等就军事介入老挝可行性进行评估。会上充满着目标与资源间的悖论，斯蒂夫斯几乎与当年麦克阿瑟持同一逻辑，认为：“如果我们决定我们守不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写下在东南亚失败的第一章。”[129]伯克认为：“你每作一次让步，下一次就更难坚持。如果我们放弃老挝，我们将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驻到越南和泰国。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胜利——或许是‘全套的’。现在占领要比以后更容易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陆老挝，尽可能多地控制一些地区，明确表明我们不能被赶出东南亚。”[130]
接着美国再次陷入针对中国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
军方代表德克尔将军说：“我们在东南亚不可能赢常规战争;如果我们投身进去，我们就应该争取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河内、中国的轰炸，或许甚至使用原子弹。”[131]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没有把握地设想：“如果我们把部队开进去，然后又撤退出来，那时我们看起来会比现在还愚蠢。”他反复问：“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到最后?”军方代表勒梅将军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共产党中国的卷入。”肯尼迪问：“可以不可以用空军来解决问题。”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陷入无解之解，说：“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后会议转了一圈又陷入两难困境。斯蒂夫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东南亚的陷落。”[132]只是由于1962年7月23日老挝问题各方在日内瓦签字，确认老挝中立，授权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停火，并要求在75天内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美国才放弃大规模军事干涉老挝的选择。但美国却没有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将战略目标指向越南，其战略意图还是遏制中国。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剌，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约翰逊赢得大选。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还是在由中国参战导致的战争规模继续扩大而赢得战争的手段却极为有限的两难之中。
“约翰逊曾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133]可就是这种犹豫使约翰逊再次犯了杜鲁门在威克岛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
1964年2月15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醒国务卿：“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他警告国务卿：“若没有对在敌人能力范围内任何程度的升级行动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执行攻击的计划，哪怕是有限的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对我们的决心与可动用的实际军事力量的判断成反比。”[134]2月21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复函中认为“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同时在诸如东南亚、韩国和台湾这样广泛的地区中的一个发动有限的地面和/或者空中攻击。然而，有限的后勤能力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多个地区支持陆海空行动的能力。但通过集中力量于任何一地，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攻击行动。”[135]接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选择手段上立即陷入两难境地，即将无限非常规手段——核武器——应用于有限和常规战争，认为：“广泛使用基于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面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击可能不会促使共产党中国/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击却极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侵略。以封锁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产生实质效果之前需要相当的时间。另一些诸如声东击西的两栖袭击也可起到类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用秘密常规武器会比单纯空中行动更为有效。然而，对于硬目标，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对就小得多。”[136]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空袭共产党中国的核弹制造基地”[137]。
1964年10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致信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说：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个亚洲相比，美国政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挝的太多。这或许是我们面临共产主义大挑战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仅把精力集中于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我还要说我甚至不能断定这尾巴到底属于哪条狗，过分强调北京对于南越危机的责任是危险的)。[138]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1965年1月苏联宣布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出访东南亚国家。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顺访北京。但美国决策者再次犯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139]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3月2日，开始对北越实施“雷鸣行动”持续大规模轰炸计划。
1965年3月8日，美国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作出此决定前，约翰逊总统也被困在有限常规手段与无限常规战争间挣扎：一方面是“柯西金将鼓励河内继续加强他们所实施的颠覆政治活动和游击战争”[140]，另一面又是如美国从越南撤退“这将会为共产党接管整个东南亚铺平道路”[141]。2月3日，约翰逊总统无奈地问其助手：“如果你们是美国总统该怎么做?”[142]2月8日，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上书约翰逊总统，痛陈已见：
你们可回忆一下我在会议上阐述的内容，那就是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全部涵义，包括所涉及的费用、事实等。依我看来，如果我们在北越走得太远，那么可能比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境地还恶劣。
从更广泛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不能依赖于南越人，也不怎么能信任老挝人、泰国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于东南亚事件的不断发展，我们被挤进“钳子”中。中国对东南亚有不祥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下，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号召我们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援助的条约。
最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签订了大约42个不同类型的多边安全条约，并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们已没有能源或力量能遵从这些协议。如果同时要求实现承诺的话，我们就会“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就算通过整体动员，我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同时实现这些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在亚洲本土上冲突扩大的趋势和不断加深的军事义务，不会有一个答案。尽管我们的愿望相反。[143]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这封情切意真的信于第二天就受到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一一驳回，其基本逻辑还是没有摆脱前述两难困境，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邦迪并没有正面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 [144]这样一个尖锐问题。
2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函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也对在越南军事升级一连提出四个疑问：1.我们正视——总统正视——中国全面干预的危险了吗?2.这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愿意——总统愿意——在东南亚面对北越和中国军队联合发起地面战争吗?3. 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国人民愿意面对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一场已经使民族疑虑重重的战争，它远远超过明确的朝鲜战争所具有的一些关系(侵略和“联合国”的反应)吗?4. 最后，在很多新闻界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下，被忠诚地坚持“谈判”的想法怎样了呢?以前许多有思想的人还坚持这种想法吗?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南越是否会表现出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是否值得同中国打一场地面战，且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很难保持中立立场，发生这场战争的几率是很高的。[145]
即使到了1966年就连以提出“遏制战略”出名的乔治·凯南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对抗。他坚持认为，撤军虽然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南越的统治，但不会对美国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损害”[146]。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始终摆脱不掉合乎逻辑，但又实现不了因而对美国而言是近乎无限的战略目标。1965年2月13日，助理国务卿鲍尔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约翰逊总统汇报经国防部长讨论过的“关于在北方逐步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参战的无解难题中又回到“美国面临与中国的地面战争将引起美国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争论”，认为“回想一下朝鲜战场的经历，一些美国人争辩说，只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大规模部队的战争，因为核武器使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147]。2月18日，在鲍尔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确认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越南战争，中国、苏联也将大规模介入。
但美国最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月8日，美军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越南大规模展开。毛泽东看出了约翰逊的短板，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说：“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不个准。”[148]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社论，表明中国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派遣自己的人员，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4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曾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国出兵意志时同样的口气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他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149]4月8日，黎笋率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军部队援越的请求。中越两国达成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5月16日，周恩来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领导人重申，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已做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150]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志愿军工程部队和高炮支队从广西云南奔赴越南战场，1966年8月，周恩来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帮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领导人，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截止1967年，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达到15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提供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也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及3000名军事技术顾问。[151]
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一出兵，美国就开始准备后撤，而这次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一旦出兵，美国就会又面临着麦卡锡时代曾出现的“谁丢失中国?”的责问。因而，战争一旦开启，美国政府就没有退路，美国参战的“合理性“的论证迫使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文件针对中国以确定“在越南的行动方针”，文件认为：
美国的战略。关于2月份决定的轰炸北越和7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只有它们有助于长期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才有意义。中国——像1917年的德国，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苏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其威胁在于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遥远但更危险的是，把所有的亚洲国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美国长远的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基础上的，即认为亚洲的人民和资源能够很有效地被中国或中国人组织的联盟动员来反对我们，而这一个联盟的潜在力量能够迫使我们处于守势，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种直觉式的对安全威胁的理解融合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美国应该行动起来，它是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保持相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会走向经济上的富裕，走向开放的社会，走向与各国进行合作;我们继承的角色和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扩大我们的影响和力量，挫败反对这些目标和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它们沿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和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论是德国、日本、苏联，还是中国——被允许用和我们相反的意识形态去组织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我们领导者的角色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一个遏制中国的长远努力有三条前线(意识到苏联在北面和西北面“遏制”中国)：(a)日本—朝鲜前线;(b)印度—巴基斯坦前线;和(c)东南亚前线。今天要决定在人力、金钱和国家荣誉上做出巨大投资的话，只有在考虑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持续的平衡努力和其他两个重要的前线以后才有意义。亚洲的趋势是朝着两个方向跑——因而也不利于我们的利益;没有理由对我们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打造我们的盟国和联合战线(特别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过度悲观，这将防止中国实现它的目标，直到它的热情衰落下去。然而，这个工作——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些责任转移到一些亚洲国家身上——将继续要求美国予以关注、金钱、以及有时不幸包括生命。[152]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产党的军队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约翰逊下令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该命令于2月28日生效。“美国的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153]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1965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机次为3.5万次，1966年为7.9万次，1967年为10.8万次;同时投掷炸弹的吨位分别为6.3万吨、13.6 万吨和22.6万吨。[154]此间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中国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心，担心中国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中国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它。
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没能正确把握战争开始的突破口。直到30万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识到与中国的战争开始了。[155]
1950年10月在朝鲜，我们对于中国的意图面临同样的问题。情报机构那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对话的内涵：
“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鲜一边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摇摇头说：我可以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几十万人在鸭绿江边，但他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试图过江，我们的空军部队会屠杀他们的。可能最多6万人就可以做到，我们的步兵能轻取他们。我预计朝鲜的空中之战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可以让士兵们回家，至少在圣诞节前到日本。”
就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已经有10多万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北朝鲜，另外有20多万人准备跨过鸭绿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万中国士兵投入战斗，而南朝鲜、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达到了顶峰，超过了100万人。[156]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持续升级，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157]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也开始后退。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研究报告就“美国的基本战略选择”提出看法，认为：
为应付中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我们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所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158]
今日的北京政权正处在革命时代的曙光之中。毛离世之后的新时代与正在消逝的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现在无人能说出，但变化迟早要来临。[159]
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160]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161]
1967年春，曾坚决支持越战升级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升级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建议总统停止或限制轰炸。后与约翰逊意见不合，麦克纳马拉离开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在政府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162]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实质是准备从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军的三个基本条件。5月14日，尼克松就越南战争发表演说，称美国在南越仅追求有限目标，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十点全面解决办法》，愿意在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163]1973年1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巴黎协定》(即《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旱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
美国自北方战线即朝鲜战争之后，又在南方战线即越南战场上再次遭到失败，其主要对手还是同一个中国。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在越南投入更大，败得更惨!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朝鲜战争是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几乎由美国独立承担的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区域性战争。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曾在杜鲁门总统面前以嘲讽的口气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出置疑。他说：
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费解。法国人有15万人组成的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是声誉最高的。他们的军队是我们在防御带的两倍，对抗他们的力量只相当于北朝鲜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消灭干净。他们本可以4个月内把敌人消灭，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僵局。这提出了一个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法国军队的能力和质量如何?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表现不佳。现在的法国士兵的水平令人怀疑。如果法国人不打算战斗，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防御欧洲的任务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印度支那拥有法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164]
令美国怎么也没料到的是美国军人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人交手后得到的却是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同样结果，这个结果将麦克阿瑟的话改动一下就是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拥有美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麦克阿瑟提出为什么在越南法国会失败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鲜美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48/2号文件(即《美国的亚洲政策》)[165]，其中已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结论即使在今天美国人的视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国没有政治和外交资源吗?也不是。可以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联合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当时事关朝鲜的几个联合国决议在美国操控下均获得通过。
那么，为什么在这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中失败的竟是强大的一方呢?
a.战争目标没有相应的战争资源支撑
读读美国当年的文件就不难对美国失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1950年11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斯图尔特在写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的备忘录中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提出他们的评估，认为：
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深切关注到目前恶化的北朝鲜局势，我们卷入与共产党中国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列出这种事态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军事和政治问题，与共产党中国的重大冲突违背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种冲突只会使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受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要是与中国的战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悲剧，是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的事情，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力防止出现这种局面。[166]
参联会得出结论：
应该把中共在朝鲜进行干涉的问题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解决，就我们的意向，通过我们的盟国进行直接谈判，与中共政府组成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其他可行的方法让共产党人放心。[167]
12月1日，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认为苏联人知道朝鲜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其次是失去朝鲜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并且也许会最终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但西欧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宁可看到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也不能失去西欧。J.劳顿·柯林斯将军“强烈反对舍曼上将关于守住朝鲜的观点。认为即使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朝鲜也“一文不值，因为俄国人占有海参崴和另一侧的阵地”。他认为对付中国出兵除了“只有使用或威胁使用原子弹”，美国实际上无计可施。[168]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
从获得的所有估计来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有两种方式阻止这一能力成为现实：一种是敌军认为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自动放弃;一种是在那一战区投入大量额外的美国军队，不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严重妨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入，包括影响日本的安全。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为朝鲜获得大量额外部队是不可行的。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我们还相信，我们不应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我们剩下的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中共部队的行动中。[169]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参战不久就意识到美国全面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性，但是由于美国将美国的军事行为与所谓“道义原则”[170]而不是与基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利益相捆绑，使美国骑虎难下。中国出兵没有几天，美国政府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171]的问题。马歇尔说：“接受停火会表明我们十分软弱。”[172]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白宫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柯林斯将军、海军部长马修斯、海军上将舍曼及国务院、财政部等方面人员。马歇尔已开始考虑退出战争问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联合国义务，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卷入在中国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他再次强调了其他陆海空三位部长的观点“即我们不应与中共发生战争”。会上，参联会也支持马歇尔认为“我们不应被拖入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副总统在会上问总统：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作过让军队在圣诞节前回家的声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么。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令美国尴尬，表示美国必须想办法回避它。副总统说，中国可能投入了比现在估计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国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回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应考虑美国“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国务卿艾奇逊说也许应该告诉麦克阿瑟：联合国和美国的观点是，“他没有必要占领那一地区，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冲突。我们无法在朝鲜击败中国人，他们可以比我们投入得多。最后杜鲁门总统批评“有些人宁可看着国家垮也不愿政府取得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有一部分确实这么想”。[173]
12月4日，杜鲁门会见英国首相艾德礼讨论朝鲜问题并诉苦衷：“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负有责任，我们自然首要考虑欧洲的防务，但是我们同样对朝鲜、日本、菲律宾负有责任，正如英国对香港和新加坡负有责任一样。”艾德礼看到西方人的弱点，他说“我们没有十分强大的部队”，“就英国而言，他们几个月都不可能调任何军队去那里”。艾德礼劝杜鲁门：“整个问题十分严重且十分令人厌烦。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也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英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面对过一些艰难的局面。”在他看来，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174]杜鲁门与艾德礼“他们讨论了原子弹及其使用问题”。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兵后的朝鲜战场已无计可施。
1951年2月，美国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从朝鲜撤军问题。这离中国出兵参战还不足四个月。2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从朝鲜撤军问题。会上参联会表达了他们关于从朝鲜撤军的立场，即“由于美国还承担其他军事义务，他们倾向于下一个冬季前撤军，但是朝鲜的军事局势表明无法强制执行这一撤退”。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认为：“从朝鲜地区撤出军队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从事国内建设、保卫日本和西欧等等”[175]。2月23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重复美国不能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原因。他写道：
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将这些力量投入朝鲜，就会使其他地区面临苏联的威胁。即使联合国增兵，莫斯科—北平轴心仍有无限的后备军队可投入朝鲜，以阻碍联合国军的全面胜利。随着战事向北推进，敌人的力量及阻止联合国军前进的力量将显著增加。[176]
事实上，联合国所有成员，包括积极参与朝鲜战争的大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逾越三八线的行动。这些意见的基本理由是：(a)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务;(b)进入北朝鲜(1)便无法早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敌人不会接受除了三八线以外的任何东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国发生敌对行动的压力，(3)在亚洲一个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中不断增加军事资源投入，(4)大大增加苏联直接介入朝鲜的风险以及随后的全面战争风险。[177]
结论
权衡利弊，联合国军向北全面越过三八线地区并非上策。
建议
a.将此备忘录交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政策基础，以便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批示草案并供总统考虑。
b.经总统同意向麦克阿瑟传达该指示后，国务院将与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商议此事。[178]
上述分析结论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见解发生冲突。杜鲁门经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后于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这标志着美国的朝鲜政策在中国10月25日出兵后，就从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后形成的可以扩大战争规模的立场，迅速转到准备从朝鲜撤出的立场。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让美国“体面地”从朝鲜战争中摆脱出来。1951年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我们宁可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也不要中断谈判或使谈判出现僵局。”[179]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我们看到，造成美国朝鲜政策上述转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国出兵，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美国没有支撑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从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为期七周的远东军事形势联合听证会。会上杜鲁门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避免，不要说别的理由，只因为它是一颗巨大的饵雷。”[180]艾奇逊说，如果进攻中国，“就要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181]，而俄国人在欧洲就可以放手地干。1951年底，面对久拖不决的朝鲜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近乎哀号地写道：“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军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美国坚持扩大战争目标，那美国就不能不面对“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 [182]的问题。正因此，1951年4月6日，总统、国防部及国务院曾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即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调遣美国远东驻军攻击敌人驻满洲的空军基地及飞行器，并打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附近区域”[183]，但这项批准通知被扣下直到麦克阿瑟卸任都未发给他。[184]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再次要求“进攻敌人在满洲和山东半岛的空军基地”的授权[185]，尽管得到参联会的同意，但受到相当复杂或说根本无法操作的条件限制。[186]
现在回头总结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同样也是后来直至半个世纪后小布什时期美国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目标与可支撑战争目标的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越洋进行大规模地区性战争，使美国用以支撑这场战争的资源更显脆弱。在战争发动不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此有所认识，1950年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要求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进行评估，清醒地认为：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苏联的设备，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187]
只是由于麦克阿瑟、艾奇逊等被二战胜利冲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国政府不愿采纳甚至不愿考虑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确意见。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临的是两洋任务，从大西洋方面看，美国面临阻止苏联的扩张和复兴欧洲的任务。1947年6月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出台，9月苏联东欧国家成立“情报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第一次“柏林危机”，与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签订《波恩专约》，宣布恢复西德主权，实际上承认西德重新武装。次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订，而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与东欧国家成立相应军事联盟以与西方对抗。在欧洲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面对已经开辟的朝鲜战场，美国就没有可以支撑两洋同时发生战争的资源，况且朝鲜战争还是被美国认为的在“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战争。目标没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撑的资源，这样的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战略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毛泽东也是在战争之初就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188]
毛泽东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不久，数次约民主人士周世钊谈他对中国参战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他告诉周世钊：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
在回答周世钊提出的假如美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中国海岸登陆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189]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国发动战争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到访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国领导人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表明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能在朝鲜长期打下去，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能指望取得胜利。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190]
如果读一下当时麦克阿瑟的一些战场分析报告，会发现这些报告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不足是他似不考虑美国是否有财力支持其战场目标的实现。这是这位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与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等只考虑到局部军事目标的“合理性”，而没考虑到美国是否能够调动实现这样一个“合理”目标的国家资源。事实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国参战不久，麦克阿瑟已意识到“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不足”，他在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以埋怨的口气称：“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数量的地面援军，否则这支部队将被迫不断撤退，抵抗力量也会随之越来越弱;要到被迫处于滩头碉堡地位，这固然能延长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御以外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191]1951年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承认：“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出现我们必须从朝鲜撤军的情况，我们也必须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困难在于军需方面。”[192]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中带有埋怨的口气解释美国已无力继续这场战争的原因：
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的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193]
1953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后的策略”提交的报告中承认：
自由世界的欧亚大多数国家很可能会赞成朝鲜中立化，因为这种解决办法看起来是消除了美国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个危险的磨擦区域，从而减少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性，还因为要强化美国在南朝鲜的地位就会大量消耗美国资源，不然，这些资源可以用在别处。[194]
通过解除其对在朝鲜的美国基地和大规模装备精良的韩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加强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地位。[195]
美国为这场战争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直接军费高达200多亿美元。[196]在只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中，美国提供陆、海、空战争费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鲁门亲自出马呼吁拉美各国为美侵朝战争“分担重担”，只有哥伦比亚作出响应，派了象征性的地面部队赴朝。[197]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693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5%。[198]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时将“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199]作为其中美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来，与战争之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200]一样，美国确实没有能力提供支撑打赢一场远距离区域性战争的资源。如果中国和苏联再不罢手，美国只剩唯一的手段——原子弹了。
b.“极右”思潮严重介入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质资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国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及国内的“极右”思潮也是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许多美国政治家始终摆脱不掉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两难困扰。与德国威廉二世之后的战略思想史进程相似，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二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及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研究的通病。当这种思维通病被应用于东方战争时则更显得致命。
如果说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的辩证法（阴阳）渊源，那么，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使西方人则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以至形而上学成了推动西方基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主线。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标脱离资源支持的基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具有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这种“补药”副作用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即片面的形而上学认识路径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灾难。
麦卡锡主义是造成20世纪五六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201] 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以至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202]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再次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同时也不能不承认麦卡锡主义对强化这个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策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 [203];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胜利，他在1964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204]。
如果说麦卡锡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美国人的唐·吉诃德式的冒险意识，那么，乔治·凯南较早提出的“遏制理论”则为麦卡锡主义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完美原逻辑依据”[205]。
1946年2月22日，当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511号》，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国整个冷战政策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前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前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
这份电报认为，苏联始终感到它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说“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美国在估计苏联政策时“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教条的重要性”，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这里某些邻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象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波恩荷尔姆岛[206]”;“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如果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207] 这份文件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表扬，凯南也为此奉命回华盛顿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时任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尔下令复印这份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必读文件。年底凯南为福莱斯特尔又写了一份《美国与俄国》的意见书，提出对苏十原则，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目标，不要害怕(在美苏关系上)出现不愉快和公开分歧;“对于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小事情也不要害怕使用重武器”，他认为只有态度强硬才能使对方让步，所以美国应该“在任何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保持坚定和警觉的姿态”。[208]福莱斯特尔将这份报告转交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将凯南在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上的讲演报告在《外交季刊》以《苏联行为的根源》[209]的题目发表。
美国国务院收到凯南第“511号电报”后没几天即3月4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以《和平砥柱》为题发表“铁幕演说”。它从外面又加大了美国政府对凯南建议的重视。此后，美国外交迅速转入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并形成相应的外交政策。1946年4月1日，美国国务院向跨部门委员会提交一份由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Freeman Matthews)执笔并以凯南遏制理论为基调的备忘录，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有的特征”[210]。马休士为美国提出以海洋为基点从全球范围遏制陆权大国苏联的政策建议。9月24日，美国总统顾问亲信克拉克·柯立福(Clark Clifford)在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明确主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力量。”[211]这项政策后来在实践中就演化为一项旨在全球保卫“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的政策。这项政策所要防范的地区几乎覆盖全球。更有甚者，凯南理论将与苏联本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转义为不可调和的意在“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蔓延”意识形态之争，这样就将一个有限地点和时间的安全目标变成一个美国国力根本承受不起的无限区域和无限时间的全面斗争。
真是“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212]美国人的天真气使其在世界和平奠定之初就背上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背得起的工作即向自己定义的红色“撒旦”宣战。此后美国就象一辆由凯南在前面拉车，麦卡锡在后面执鞭的马车——当然还有英国丘吉尔在后面的忽悠，[213]满载着美国大兵冲向朝鲜半岛，冲向中南半岛，最后冲向充满灾难的血色黄昏。1972尼克松“关岛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214]实际就是对凯南无限遏制理论和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力的校正，校正后的美国得到再次复兴。基辛格对凯南的遏制理论及其对美国作用的批评比较辛辣：
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215]
事后，凯南也反思说：“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个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好象是在对虔诚的信徒说教。”[216]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后来他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217]1957年，凯南已经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218]
这实际上凯南已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基辛格说凯南在“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219]在冷战结束后，他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220]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去世前又看到少不更事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和美国外交在小布什内阁之后将再次受到“尼克松主义”的再次校正。
（2）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关于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此有极为深刻全面并有助于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的评价，他在其主编的长篇巨著《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
如果说战争的失败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对美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苏联在战略平衡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与西欧重新获得的经济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经济政策，包括为越南战争筹资的手段，都对美国衰落的时机和深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虚弱，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困扰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该赤字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诸位总统都未对国家安全的代价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地拒绝对他们追求的外交目标所需的代价予以密切关注，在他们的考虑中，国际收支一向从属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印制越来越多的美钞来应付其创建帝国的各种行动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约翰逊和尼克松都试图将战争开支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他们的贸易伙伴。1965年，法国起而发难，要求美国拿黄金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国和德国也开始反对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世界开始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作为免受苏联威胁的代价。他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小;他们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的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在盟国领导人心中，当货币问题开始向安全问题提出挑战时，紧张情绪在潜滋暗长。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解释说：“由于外交和国内问题的双重原因，美国政府对扩张性和通货膨胀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终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中既危险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员。”
1950年至1954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年平均为17亿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为25亿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为34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导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而美国黄金储备则从243亿美元，进一步降到163亿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国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后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仅为83700万美元，是1937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221]据统计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1488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4%。[222]美国国力在60年代末期严重衰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孔华润接着写道：
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的商品价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场，到1971年，美国在这个世纪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在这一年里，为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政府拒绝拿黄金兑换美元，尼克松的属下宁愿结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破坏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20世纪20年代所设计的、给参与国带来惊人财富的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没有这次战争，假使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困扰的为国民提供工作和服务的国内计划所造成的恶果，美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会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因耗费在越南的数十亿美元而恶化了。经济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快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打击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和日本被剥夺了参与大国角逐的机会，因而成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将其研发预算的99%用到民用生产上，从而轻易地占领了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将研发预算的50%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另一位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解释了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的兴起，尽管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国家选择了贸易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获取财富和权力。撇开对日本卓越的工业计划的不实指责，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那场毫无理智的越南战争，美国至少加速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日本第一”的到来。塑造一个全新的、后霸权领导风格的机会，随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一起被挥霍掉了。[223]
此外，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也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苏的洲际导弹数量比是5：1，1964年是4：1，1967年苏联洲际导弹为570枚，1968年增至900枚，1969年达1060枚，数量上赶上美国。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战略核力量外，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也受到苏联的挑战。当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苏联正好摒弃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迅速加强远洋进攻力量。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尽管美国由于扩大侵越战争把兵员在1968年扩大到350万人，但是受人力开支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加之越战困住了约50万美军，美国全球常规兵力分布失去平衡。[224]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已呈江河日下之势。
我们大量引用上述资料，试图说明与20世纪50年代输掉朝鲜战争的原因一样，战略目标与资源手段之间严重不匹配，也是美国60年代输掉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后者与前者不同的只是，于前者中美国尚处“一鼓作气”的少年气盛阶段，而于后者中美国则进入“再而衰”阶段。如果不是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很可能继而陷入“三而竭”的沼泽之中。对此，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变化，我们就会有更直观的认识，不难发现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国防支出：
上表表明，“尼克松主义”的出现拯救了美国：其要义是收缩战线，量力而行，使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其有限的资源手段相匹配。我们看到，尼克松执政时期(1969-1974)美国财政支出大幅下降。1969年尼克松上台将1968年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年增长率从13.1%压缩到3.1%，收入增长率从2.8%提升到22.2%。在美国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其大部，因此，国防支出的下降是联邦财政支出下降的主要因素。在《美国联邦预算国防支出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支出》表中，国防支出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从1967年的22.9%，到尼克松上台的1969年降到 0.7%，1971年猛跌至 -3.5%，至尼克松下台前一年即1973年也保持在 -3.1%;同期，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总额分别从1967年的45.4%，到1969年降为44.9%，1973年为31.2%，1974年猛降为29.6%。此后数年，美国外交基本在尼克松主义的路线上进行调整。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部分逐年下降，1989年，国防支出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基本保持在已下降到2.7%，1975年至1989年，国防支出占联邦预算支出总额比重大体保持在26%至22%之间。这使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期间严重透支的美国经济得以休整和恢复。美国国力逐渐上升，这为后来战胜苏联做好了预备。
（3）中国胜利的原因
作为美国失败原因的反证就是中国胜利的原因。我们传统上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中朝参加人员的勇敢顽强和中国参战的正义性质。这没问题，但还不完全，因为仅凭勇敢和正义我们就不能解释类似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国文明在殖民主义炮火中毁灭的原因。
其实，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有在国门以逸待劳的天然优势，但也有资源不足的困扰。
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国家预算中43%减少到30%，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到战争进入持久战后，中国被迫将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225]这就是说，只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抵抗战争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近1/3。[226]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227]这说明，当时中国用以进行这场战争的资源，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形势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以朝鲜全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基于此，与美国麦克阿瑟的作派不同，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口气强硬，但自始至终不以朝鲜全境而是以三八线以北为目标，这使其有限的军事目标有了可以与之匹配的资源支撑。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武器对比的角度，美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这又是美国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撕破面子的最后底线。在只以三八线以北的有限战争中，美国是“纸老虎”，但如果将有限战争转化为朝鲜全境的无限战争，那形势可能就会使中国的优势化为劣势，除了中国财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外，真的到了美国以核武器与百废待兴的中国鱼死网破的地步，对中国也是不利的。根据现在已公开的美国档案文件看，美国准备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军方高层开始准备以原子弹作大战再启底牌的时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呈送的关于朝鲜采取其他行动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表示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他在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中说：“我个人对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由于任何地面战争升级都会造成伤亡，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将被迫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核武器。”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弹，我们用它来袭击满洲的基地。原子弹在那里会有效果。”[228]3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怀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229]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上也提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他承认，没有许多好的战略目标，不过他觉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后，我们能(1)对共产党部队取得重大胜利;(2)在朝鲜蜂腰部划线，那就是值得的”。非军事顾问迪马洛特表示“我们应该在朝鲜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认为：“不管怎样，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230] 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复会，5月20日，美国军方仍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的必要性”，这样，“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时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对这一建议的一大担心是，苏联空军可能会袭击日本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说“这一点总是压在他心头，令他不安”。[231]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联合国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事先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7月7日，也就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前20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就美国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准备一个“临时行动方案”，以防“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就不可能把战争仅限于朝鲜境内”。[232]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还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进攻的可能”。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停战协定被违反，我们可能利用我们的核能力打击中国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补充道：“把我们的援军放在日本，需要时随时运到朝鲜。”[233]
可见，美国在朝鲜准备停战的同时也在预备着一场更大的更残酷的原子战争。而对于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中国而言，应对这种战争既无必要，也没有力量。而中国能够在尽可能扩大战果的同时又能适时地结束战争，既是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的表现，又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的关键。战争输赢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看谁在适时妥协之前在资源可支撑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国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234]
在越战中中国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并迫使美国屈服的原因与上同理，此不赘述。
将朝战和越战中的背负着拯救“民主世界”这一所谓“道义责任”的美国领导人与同时期既具有共产主义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新中国领导人作比较，前者打仗更多是为了“面子”，而后者则是地地道道地为了“里子”。美国开战的理由基于所谓“道义原则”[235] ，而在事先明知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只为了所谓“政治影响”[236]，被迫结束战争甚至想在穷途末路时使用原子弹则更是为了保住面子[237]，这两点决定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几乎是无限的，而中国则始终将战争的目标定在三八线上，由此保证中国依托于东北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建设[238]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仅仅为所谓徒有虚表的“面子”。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好出风头的错误，犹如世界级“超女”，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
4.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39];也有人认为：中国参加朝战是“彻头彻尾的赔本的买卖。”[240]基辛格更是极端地说：“朝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241]。
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的赢家。
我们知道，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242]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国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的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243]。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244]。其实，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与同时期的美国也将“尊重”美国在华利益当作与新中国建交的前提一样——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正因此，斯大林才告诉毛泽东：至于条款中涉及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在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245]。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现在，毛泽东当着斯大林面再次重申：“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246]
以实力大小分红，这对斯大林来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并归俄国，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247]现在到了1953年，中国人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并且是在斯大林请求的条件下入朝参战而不是相反，那么，1945年斯大林对蒋公子的话这时也可用在自己头上，在落实1950年关于归还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的承诺上，这时中国已有独立地打击美国霸权的力量，在落实交还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港口的承诺上如再打折扣，那也“就等于废话”。既是废话，不如不说。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表明中国拥有了“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深知实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换算关系的斯大林当然明白：在中国人将美国人赶出北朝鲜的同时，也就事实上将苏联体面地“请出”了中国东北。1952年底，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爽快地将原本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从形式到内容一并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苏军完全从大连、旅顺撤离。
不仅如此，在朝鲜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美国人也讨好卖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248]。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249]至此，《雅尔塔协定》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才被“体面”且彻底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更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以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胜利。
这里可以推测的是，1950年6月朝鲜北南内战爆发，北朝鲜誓言国家统一。此时，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国参战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并以此借助金正日亲苏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为苏联进入太平洋获得更为优良的深水不冻港，这样可以弥补在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同意放弃了的在中国东北的地缘政治利益。[250]比较而言，朝鲜半岛比中国辽东半岛更有利于苏联进入太平洋。[251]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将美国逐退三八线以后并未继续南进，而根据中国的财力物力条件适时在三八线停火。其结果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力——而在1950年只能用语言——“请走”了苏联利用《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攫取的不当利益。中东铁路及随后的大连、旅顺港的收回，使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获得的战略利益大为贬值。而斯大林则在1950年“失之东隅”之后却没有在1953年“收之桑榆”：除了教训了美国外，斯大林不仅没有从朝战中获得反而失去了此前曾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位曾在欧洲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豪气万丈并决心利用二战后期的有利条件完成彼得大帝夙愿的斯大林，[252]三年寒暑，此时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溘然长逝。
总之，毛泽东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真理往往多走一步，就转化为谬误。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挥师过江，统一了中国;1953年毛泽东仍是没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收兵于三八线，结果既保住中朝两国的利益，又没有使中国因国力透支而势必形成对苏联的绝对依赖。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当时毛泽东听从了斯大林的话，挥兵越过三八线，那中国就会犯下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错误，其结果在中国被战争拖住的同时又会反求于苏，到那时，中国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战时的战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苏联同意归还中国的雅尔塔“红利”——因为对斯大林来说，与力量相比，“条约是靠不住的”。[253]因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只是心理上的”胜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与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俄国亚太地缘政治战略的研究中还有更深入的讨论，由于主题的关系，此不赘述。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二战后真正的美国对华冷战政策是以军事手段为依托的全方位立体打压新中国的政策，在实践结果看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政策。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它包括：美国对新中国人民政权颠覆的失败;干涉西藏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政策的失败。以下我们重点分析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军事包围及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失败的原因。
1.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中提出“我们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判断上。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现在的强烈亲苏的政策不仅对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对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254]。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外部遏制，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255]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256]
但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并没有沿着英国的思路，而是沿着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思路从1949年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后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257]，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258]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259]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260]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261]。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就对中国禁运发表谈话说：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和北朝鲜有些东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国外供给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致实行完全的经济禁运就可以使在朝鲜的战争停止。[262]
但贸易事关各国切身利益，因此，随着禁运的强化，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少，参与禁运的各国家对美国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也同步增加，导致禁运如同虚设，最终不了了之。
1951年初，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便遇到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这在2月份美国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中已有披露：
由于军事形势的差异和中国经济的特性，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实施的贸易管制有很大不同的贸易管制政策。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采取的选择性出口管制政策不同，我们实际上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出口与进口)和金融往来。
就这项政策而言，西欧和联合王国仅仅在很少方面与我们协调一致，而世界各原料产地几乎没有与我们一致的行动。[263]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的《特别评估报告》就出口管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评估，结论认为：
1.目前自由世界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管制，未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这些管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共产党中国经济潜力的发展。
2.即使扩大和加强目前的管制，达到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苏联集团可能会承受这样的代价：在不减少军事物资输入的情况下，满足共产党中国重要的非军事需求，只要西方船只仍能够被苏联集团租用，以满足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航运需求。
3.海上封锁行动及完全禁运可能迫使共产党中国的几乎全部进口都依赖于来自苏联的陆上输送。如果不把旅顺和大连包括在内，这样的封锁行动不会奏效。
4.海上封锁将使共产党中国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并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显著地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或影响到其政权的稳定。……
5.禁运措施和海上封锁，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铁路和水运系统中关键地点有效和持续的轰炸，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并使维持其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极大地恶化。然而，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空中轰炸。(言下之意，后一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笔者注)
6.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可能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军事行动方针产生显著的影响。[264]
半年后，也就是1953年3月9日，这一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情报机构的一致同意，并增加一些更为肯定的判断，认为“我们相信，目前共产党中国内部的政治控制极其牢固，这些经济困难不会危及中国的统治”(第3段)，“我们认为，封锁本身不会使共产党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第4、6段)[265]。关于对中国贸易管制的范围及其效果，该报告第9-11段作了详尽的叙述：
9. 苏联集团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出口管制。自1950年12月以来，美国一直维持着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航运的完全禁运，及对共产党中国美元资产的管制。加拿大、日本、国民党中国及菲律宾采取了几乎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严格控制本国船只向共产党中国运输物资。联合王国已禁止或限制种类广泛的战略物资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胶。1950年7月，贸易统筹委员会的西欧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早先针对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家采取的选择性禁运。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者后，这些国家对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施的管制比对与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贸易实施的管制更为严厉。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禁运三份国际禁运清单上的所有物资，以及对共产党中国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其他16类物资。为制定适用于远东的国际出口管制计划，1952年秋建立了一个与贸易统筹委员会平行的中国委员会。其他许多国家也遵照联合国1951年5月通过的额外措施决议，采取行动限制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战略物资。1951年秋制定的《巴特尔法案》通过持续提供美国的援助，加强了贸易统筹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禁运，这些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受援国予以合作，对向苏联集团(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供应战略物资的行为进行管制。
10. 然而，各国采用的禁运清单和采取的管制措施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联合王国和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其他欧洲国家所实施的管制相当广泛，但远不如美国实施的完全禁运政策。其他国家(大部分是非工业化及不生产战略设备的国家)对联合国决议的解释难见统一，该项决议涉及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用于生产军用品的物资、汽油及纯粹的战争物资。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仅对禁止战略物资运往共产党中国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诺，而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不愿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的决议，虽然它们已给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战略物资被转口授予中国共产党。关于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橡胶一事，尚未加入联合国的锡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11. 船只管制特别不足。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售船只，并且同意限制向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来，至少有33艘船转而挂上了苏联集团的旗帜。不过，在1951年12月，贸易统筹委员会加强了售船限制。美国单独对船只买卖、修理和添加燃料实行全面的正式管制。过去一年间，共有61艘苏联集团的船只(注册总吨位达30万吨)在西方的船坞得到3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修理。只有美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禁止在本国注册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而利比里亚禁止本国注册的船只运载战略物资到共产党中国。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政策不禁止苏联集团租用商船(油轮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轮的命令未见实效。虽然大部分租赁船只未驶入共产党中国的港口，但这些船只被用于西欧、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从而使悬挂共产党旗帜的船只得以直接服务于共产党中国。
该报告“目前的管制对共产党中国的影响”部分的结论相当悲观。在 “经济影响”部分的20-23段认为：
20.工业影响。由目前的管制造成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进口限制，并没有削弱其工业生产。事实上，由于从苏联集团的商业进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产党中国现有的设备和库存物资，中国的工业生产一直在持续发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贸易管制不生效的话，其发展规模可能会更大。
21.对铁路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尽管没有扩展到在无西方管制的情况下应有的水平，但其能力与性能已稳步提高。管制措施已使中国不能从西方进口机车、货车、火车零件及铁轨。然而，苏联集团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此类物资，加上当地生产的，已能保障现有设备的持续运转和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展，尽管此类物资在朝鲜消耗较多。
22.对国内其他运输方式的影响。主要由于苏联卡车和汽油的进口，1952年共产党中国的汽车货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机动车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当大，这表明苏联集团的援助赶不上共产党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制已使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允许悬挂本国旗帜的船只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海岸贸易，所以海岸运输没有受到西方管制措施的显著影响。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对外国船只海岸运输的要求似已放松，中国共产党对内河和海岸运输需求的增长部分可能由他们自己的船队来满足。
23.总的经济影响。尽管与西方贸易有所减少，过去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经济重建、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能力方面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共产党中国外贸净收入的减少，应视为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用来投资的资源的减少。没有西方的贸易限制，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进步可能比实际取得的进步更大，而且能够在苏联集团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266]
24-26段“军事影响”部分认为：
24.陆军。虽然西方的贸易管制使共产党难以获取某些重要物资，如抗生素及其他药品、通讯器材和橡胶制品等，但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未受到西方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共产党中国仅生产轻型陆军装备和物资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军火工业所需原料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铜和锌，苏联的大量供应足以满足中国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苏联提供大多数重型军事装备、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以及在朝鲜使用的大部分轻型装备和物资。
25.空军。由于苏联事实上向共产党中国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喷气燃料在内的所有飞行装备和物资，故而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空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实施管制的整个时期，中共空军一直在增加飞机数量和空战能力。
26.海军。由于中国共产党海军主要由原来外国的海军舰艇组成，所以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几乎肯定阻碍了中共维修和保养海军舰艇的努力。就我们所知，苏联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少量小型军舰，这迫使中共几乎完全依赖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舰艇。[267]
在最后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部分——这也是报告的核心部分认为：
27.西方的贸易限制未明显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实际上，管制措施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国内宣传中，作为西方对华敌意难消的另一证据，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更为严厉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借口。[268]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战协议签订(7月27日)整整两个月后，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提交的《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该报告对美国对华禁运效果有十分详细的披露：
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劝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
大多数西欧和亚洲的主要贸易国家不能采纳美国的立场。这些国家虽在战略物资的禁运上合作，但一旦禁运涉及棉花、肥料、纺织品、纺织机器、染料、药品之类的货物，它们就不愿断绝其对华输出。我们不必推断这些政府的决心不及美国真挚，我们只须说，它们是处于不同的环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问题。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深感它们对于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性。它们辩称，它们不但在对华出售非战略的出口货上获经济利益，而且在从中国换来的进口货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航运服务上得到经济利益。它们辩称，这种贸易是有利于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机器的。有些人还辩称，保持中国与西方间坚强的经济联系是明智之举，这样可以减少中国对莫斯科的依赖，也许有一天会把毛泽东变成铁托。一部分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受一件事实的影响，即它们和美国不同，它们已经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
因此，我们大多数盟国继续运出它们认为是非战略的物资，以换取中国的货物。1952年自由世界输往共产党中国的货物约值2亿5700万美元。1951年为4亿3300万美元。1952年的减少是由于种种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运战略物资以及共产党中国在1952年上半年对于西方贸易表面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国人试图改变其贸易方向，从对自由世界的贸易转而为对苏联的贸易。他们改组其对外贸易机构并加以集中，同时还举行了“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有一部分是反对“外国人”和与自由世界的贸易的。1952年中国向后转，在秋季他们又复积极谋与西方贸易。这一运动在1953年的统计里便开始反映出来了。
1952年所有对华输出的自由国家中，香港以输出9100万美元(1951年2亿8100万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输出的主要项目——多半是其他国家的转口货——如药品、肥料、染料、毛条、纸和纺织机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输出价值8390万美元原棉。锡兰以价值2600万美元的橡胶交换中国大米(橡胶是战略物资，但劝说锡兰勿运的努力失败了)。联合王国运出价值1280万美元的杂项物资，以钠化合物(如苛性钠)、肥料、毯子、毛条、纺织机器等为主。其他各国的先后次序为：埃及(棉花)、芬兰(纸张、纸浆)、印度(黄麻制品)、瑞士(染料、纺织机器、药品)。
与输往共产党中国2亿5700万美元货物同时，自由世界从中国输入货物约值3亿4500万美元，主要的项目有：大豆、干制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铁砂、谷类和猪鬃。香港输入1亿4500万美元;马来亚4000万美元;印度3200万美元;而美国居第四位，输入2770万美元。其余各国的先后次序为：西德、日本、瑞士、联合王国。日本进口达1500万美元，虽然该国经慎重审查后的输华货物仅略逾5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依赖自由世界的货物。他们在1952年中从欧洲的苏联盟国获得的货物数倍于从自由世界所获得者。由共产党国家输华的货物，包括武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多半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的。中国共产党宣称，和苏联集团各国的贸易在1950年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许多国家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在1953年头几月续有增加。例如香港、锡兰、西德、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该年的货运率便高于各该国去年特别低的货运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输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个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难断定——继续下去，则1953年的输出总值将达3亿7500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将高于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并非由于对战略物资贸易的管制有所松弛。该年上半年战略物资的禁运是加紧而不是放宽的。1953年的增加系在非战略物资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放弃了不愿和西方往来的态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订购各自由政府一向愿意输出的货物。
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月间就任以来所遭遇的多方面的远东问题之一。[269]
美国自1949年开始的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270]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且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的时期。
其实，美国的上述评估报告忽视了一个对西方世界最致命却对中国成长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正是西方对华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全面禁运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才使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最为艰难的所有制改造的任务。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同一天，中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中发展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使新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就此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271]
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及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支持：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272]而西方在同时期实施对华经济禁运恰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进入“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的历史进程，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么彻底，而庞大的私有权的保留又会在庞杂的产权交易中大量截流并由此耗掉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与两极分化同速扩大的问题。如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273]
2.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加紧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快军事遏制中国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274];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275]。
但美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立，1955年4月就接纳中国参加万隆会议[276]，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仅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评而且在东南亚集体条约国家中消释宿怨，使美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意在封锁中国的链条反倒成了反帝前线。会议4月28日结束，29日美国白宫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影响，国务卿杜勒斯正话反说，认为：
亚洲的友好国家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惊奇，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获得周那样的个人声望。结果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识，这在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277]
杜勒斯承认周恩来在会上获得了“个人声望”，这实际承认了中国通过会议获得了国际声望。这也同时说明1954年9月由美国拼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在半年后就变成一堆废纸。白宫内阁会议几天后(5月5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就万隆会议向国务卿杜勒斯做工作汇报时便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他认为：
会上真正的斗争不是体现在演讲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很明显，大家不愿普遍攻击国际共产主义，也不愿揭露其性质。
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现在有三点是清晰的：1.对美国来说，目前不与共产党中国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2.对美国来说，要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难的;3.对美国来说，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278]
再看中国西部边陲，美国1955年 2月主导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反倒乱了美国的阵脚。就在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即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先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由于签订地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以一般称之为《巴格达条约》)。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格达。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自然也动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0月，该条约组织总部被迫迁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双边防御协定，所以美国在该组织中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常设委员会。同月，伊拉克卡赛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该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1年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到惨败并失去东巴基斯坦，其间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中央条约组织”及对巴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的实质性保护，这使巴基斯坦深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苏联对巴北方邻国也是大兵压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接着土耳其也步其后尘。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国代表在会议上决定，中央条约组织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转而与中国结为战略性合作关系。
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搭起的自东到西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遏制新中国的体系，因美国无力“维修”而链断环飞。
3.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公告：“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79]同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对此，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280]10月12日，艾奇逊致电部分驻外使领馆馆员称：“美国的观点没有改变(国务院5月6日及6月10日通电已经阐明)。中共‘政府’的宣布成立早在意料之中。美国认为，此举并未给非共产党国家考虑承认问题带来任何特别的紧迫性。但是，局势的发展确实表明了有关友好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共同态度的必要性。为此，美国政府强调，在各有关友好国家的政府朝着承认方向采取明确的或独立的步骤之前，有必要充分地交换意见。”[281]此前，也就是在5月3日美驻华使馆在发给艾奇逊电文中均认为：“要想有效行动，我们必须至少得到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公约的成员国政府，尤其是英联邦国家的政府，不得为了暂时的表面上的经济政治利益，而过早采取承认行动。”[282]5月13日，艾奇逊复电强调：“国务院继续坚持过去的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强烈地反对任何国家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认共产党，而且应当继续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认同(尤其是英国)，以便有望在这个问题上结成联合阵线。”[283]6月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勒给国务院的电文中表示：“英美共同认可的政策要求共产党对美国采取主动，这是惟一应遵循的路线。”[284]
然而，对于美国政府这些建议，英国、印度及西欧国家最先不买账。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285]。10月17日，杜鲁门与艾奇逊谈话时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286]11月1日，英国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进一步解释道：
只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因此，出于政治的、现实的原因，英国政府倾向于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贝文先生[287]认为，考虑到中共政府所控制的中国领土的数量和这一控制的稳定性，同时又考虑到国民党人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小部分以及它控制的脆弱性，在目前形势下，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并不能被视为有违国际法的原则和实践。可以断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抵抗现在显然已无望，它在大陆上对任何中国领土的控制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贝文先生认为，给予中共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在法律上是正当的。[288]
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289]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等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亚洲国家和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的同时又与苏联开始全球争霸。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包括英法在内的世界反美反霸的浪潮。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大多并没有追随不可一世的美国，而纷纷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大丰收的背后，除了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推动之外，还有英法国家反美的“影子”。与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英联邦国家比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一样，六七十年代非洲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多是与英国政治联系密切的国家。(见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建交资料，可以看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时间选择上有下列规律性的梯次排列：
1.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最早给予新中国以外交承认，这是共同事业的需要。
2. 中国支持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的政策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比如1956年埃及与中国建交正值其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前夕，就是需要中国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些反殖反帝的政权组织在取得国家独立后也与中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
3.在新中国外交地位提升的历史进程中，英、法、美各自势力范围的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是有时间差的。作为英法传统势力范围的亚非地区和作为美国势力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在回报中国外交的时间上正好形成梯式错位。在中国最困难，美国对华遏制最紧的五六十年代，英法势力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承认中国的较多，时间上也较早。比较典型的是印度。1950年1月26日建国，4月1日印度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地位。当时有几个“藏独”分子闹事，美国希望印度给“藏独”以军事支持，印度的冷漠态度令美国一筹莫展。可以设想，印度的这种外交选择固然有本国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后面不能没有英国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知道，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在1949年10月6日向周恩来提议了“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290]，以至使杜鲁门埋怨：“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291] 不仅如此，英国在印度与新中国建交后3年即在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的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不管英国人怎么解释，英国人曾于1902年利用日本牵制俄国的外交策略在此已表露无遗。在二战中与美国合作吃了大亏的英国，在战后采取了暗扶中国以牵制美国并由此减轻美国对欧洲控制的策略。继英国之后，即1964年法国对深陷越南战场的美国“落井下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较早承认新中国的都曾是欧洲，尤其是英法势力范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60年代美国对亚洲军事控制加深，此间承认新中国外交地位的国家则在英法势力范围的非洲地区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却处于美国控制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则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五六十年代，承认新中国的只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古巴一国。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少数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大部分中小国家则随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这说明拉丁美洲对华外交开放后面有着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子，这正如亚洲、非洲对华外交的开放后面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样。而造成欧洲这种世界范围的与美国进行暗中较量的背景则是英法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利用吃亏的经验：其间美国利用欧洲的困境扶持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权并最终击败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体系。
对美国东亚对华外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后的冲突。首先美国不同意参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内的五大国会议来一般性地讨论世界和平问题”。[292]法国和英国则主张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293]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此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特意于4月中旬去伦敦和巴黎，要求英法等国针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发表宣言“表示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行动，以反对中国继续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如果中国不停止援助“越盟”，就威胁要“对中国海岸采取海空军行动”。[294]此要求遭到英法的拒绝。4月22日，杜勒斯在北约会议上再次要求英国参加联合行动，随后不久又建议以美、英、法、菲律宾和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的名义宣布，为了“共同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不惜使用“最后军事手段”。美国的这些建议均遭英国的拒绝，并且“英国的态度很强硬”[295]。会议期间，英国政府发言人认为，英美之间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意见分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296]马歇尔曾通过扶持苏联压缩欧洲的战略空间，后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反制苏联，现在英国和法国人则“请君入瓮”：利用美国人解放了的民族自决权，在美国最困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是在亚洲印度，后在非洲，自己则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通过扩大中国的外交空间对美国形成巨大反制，并通过这种反制继续维护其殖民利益。
由上可见，在中国突破美国对华外交封锁的斗争中，除了主战场中朝、中越人民的英勇作战及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支持外，英法等国家构成的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霸权主义的矛盾也是造成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对华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对此，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过明白的分析。他说：
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鲜占去了，把台湾占去了，把菲律宾占去了，泰国变成它的了，巴基斯坦变成它的了，还有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国家呢?过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297]
鉴于对英法等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分析，毛泽东开始注意中国与英法等西欧国家联手削弱美国的可能性，1960年5月27日，他对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赞同但又表示害怕美国的报复，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298]
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的结论是正确的;由此我们不得不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299]的观点是正确的。此外，就连龟缩台湾的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54年7月8日，他请美驻台“大使”转告艾森豪威尔：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支持美国主导的远东任何区域防御体系，“当然，他们可以被包括其中，但是，要求它们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就像是与虎谋皮”[300]。
4.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美国“西藏计划”及其失败
如果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进行的自北向南的军事围堵，美国拼凑的从东、南、西三面封锁中国的各式条约组织则是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双重遏制。在这铁桶似的“包围”中，美国还针对中国采取干涉、分离、制造动乱等政策，试图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如果说前两种是用于遏制中国的两条主要战线，那么后者属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条战线，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国配合东亚战场从西面侧翼牵制中国的重要举动。
二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官员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301]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认为：
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302]
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提醒：“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303]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304]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并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305]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如下理由：
(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306]
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307]。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308]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309]。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310]，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311]
鉴于美国、英国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及西藏的政治形势，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312]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中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313]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314]
1950年3月1日，美国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开始试探向印度提出“美国和/或英国与印度合作满足西藏的要求”，并致电美驻印使馆要求向印度表达“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15]3月8日，亨德森致电艾奇逊披露，英国不断鼓励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扩大军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满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实质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项目”。[316]
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旋即出兵朝鲜，7月22日，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要求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和资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意帮助西藏”。[317]9月9日，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见”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并对“美国主动提出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达了“西藏想要的是独立”的迫切愿望。[318]在得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对西藏“独立”持消极态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问题上洗手不干了’”[319]的报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和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美国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320]10月31日，亨德森会见印度外长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准备撤回在拉萨的印度代表团，尼赫鲁指示“给在印藏边界西藏一边向西藏军官提供军事训练的印度官员”，“继续他们的工作”;同时也告诉亨德森：“目前美国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行动会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机会重新指责大国对西藏不怀好意，让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对西藏的进攻在共产党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分裂。”巴杰帕依告诉亨德森：“即使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分裂，也显然来自于事件的推动，不是来自于外部大国的帮助。”[321]11月3日，亨德森拜见尼赫鲁“希望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鲁再次明确告诉他：“美国现在什么都不做，少说一些话是最有帮助的事情。”[322]
10月24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的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争取起义人员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2/3，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
但美国并未至此放弃颠覆新中国的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
在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同时，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现在应该：
a. 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323]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324]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325]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326]
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327]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决定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328]
195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动乱，蒋介石集团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会谈中承认：去年秋天以来，他“继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反共活动。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但其他国家对此则很少注意。从5月份以来，这些反共活动几乎已成了既成事实，这促使共产党采取严厉手段”。[329]
与美国决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遥相呼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即《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并诬是解放军所为，并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
与1950年“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动是配合美国朝鲜半岛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1959年西藏叛乱也是美国即将大规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动，遏制中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330]因此，叛乱期间，“藏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韦什尔•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鉴于西藏抵抗运动最近出现高潮，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导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彻底决裂，我们正在现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制订计划。”[331]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通报“看来康巴地区的起义力量已被完全击垮。拉萨的起义力量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地。”[332]同日，达赖托转“请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答复建议，告诉达赖美国“一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并正在考虑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在内部保留了“承认似乎可作为一种实践措施，但只能是在举措会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热切回应之后，才能加以实施”[333]的考虑。5月5日，就承认达赖“政府”问题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的研究报告建议“我们不应该鼓励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要求，除非我们肯定这一要求将得到很好的回应”;美国“将给予他们的呼吁以同情的考虑，支持寻求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众多的自由世界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合作，就应该给予承认。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我们应重新评估局势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334]此后，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线。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也制定了长期计划，计划目标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独立，并建立一个反共产党中国的抵抗力量”;[335]“在政治行动和宣传领域，西藏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西藏人和其他国家当中支持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独立，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5913/1号文件中最初确立的美国政策目标，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336]为此“中央情报局派出小组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同时也认为“西藏人继续有效的抵抗，不仅会给中共造成很大麻烦，还有助于在整个地区保持抵抗的火种”;“这不仅是出于对西藏的人道主义考虑，也是为自由世界的长远着想”。[337]1960年2月4日，白宫举行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会议，在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关于“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计划执行汇报后，“总统批准按照预定方针继续执行该计划。”[338]
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加大实施“西藏计划”力度，每年所需经费173.5万美元，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非中国及西藏的事态发生突然变化，这一有关西藏的长期政治计划的开支预计不会超过这个数字”。[339]1966年，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国及西藏的事态”确实“发生突然变化”并对美国的“西藏计划”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968年年初，美国在越南战场遭到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败局已定，[340]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于1月16日提交的“关于西藏各项行动的情况报告”也对“西藏计划”作出极其悲观的评估，认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蔓延到西藏，这包括内部交通、通讯、旅行的破坏，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这一内部混乱寻求进一步的自治。中国的安全状况并没有显示出恶化的迹象;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控制，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样广泛深入。西藏领导层已经被清除。由于中国人直接控制当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财产被发现并被消除。[341]
越南战场的失败导致美国在东亚实行收缩政策，中央情报局逐渐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美国对“藏独”支持的年度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342]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
四、 启示和结论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倾其可动用的最大资源打压新中国，将中美外交对抗推向未来很难再达到的极限且屡屡失败。因此研究这一时段的美国对华外交对研究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压可能达到的极限，具有标本意义。通过前面对中美冲突及其结果全方位研究后，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
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屡屡失败，以及尼克松及后来美国各届政府外交成功的历史经验，如果再联系小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失败，我们就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线索，那就是不管美国每届政府制定的西太平洋战略的逻辑如何严密，论证如何有力，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有支撑在这一地区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军事解决能力的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战略。由此联系到1997年以来美国五角大楼反复提出的美国要有“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343]的能力的安全防务目标，以及2001年小布什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承诺是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一厢情愿的，因此是大而不当的战略臆想。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臆想却被21世纪初的美国政界列入可以实施的国家战略，并使美国大军在中东地区再次经历“越战”式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如从认识论上分析，其错误根源都产生于美国人将思想上的战略边界与实际资源可支持的战略边界混为一谈，而美国人这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思维，又在“麦卡锡主义”和今天美国人以反恐划线的认识固化下，使这种失误极难得到调整，最终在实践上演变为一场场带有血腥味的国家闹剧。
如果再联系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与中国合作打败日本并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另一面得到启示，即在太平洋地区，没有一个大国有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作对的资源，美国没有，日本没有，中国也没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败于与美国和中国作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败于与中国和苏联作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败于与中国和美国作对。由此，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的强硬承诺，其实只是“纸老虎”式的讹诈。这是因为，与中国正好相反，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保卫台湾”动用大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资源，当然美国也就不会在“保卫台湾”的军事行动中获得比朝战和越战更好的结果。上述美国对华种种打压失败结果表明，美国对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的军事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和外交能力弥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退出西北太平洋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资源对付太平洋西岸的战争，而是说担负两洋防务重任的美国人很难为一个局部问题而倾其所有劳师征远到太平洋西岸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对此，与美国人交手从不失败的毛泽东看得明白，他说：
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344]
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它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在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345]
基于上面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
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346]
对此，就连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今日在台军援，实为有名无实，切勿以联防协定之存否，为我强弱之决断。”蒋经国在1975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感叹道：“以上所言时隔四年，但今所面临之事实与问题仍无二致。”[347]
（二） 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遏制中国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鲜及越南主战场的侧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让新中国在西面分出力量以减轻美国在东部战场的压力。美国政府曾告诉达赖分子“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我们不应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是为了冷战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势”[348]。事实上美国确实是为了冷战的需要才制造出所谓“西藏问题”。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能在这条战线上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也几乎是微乎其微，或说根本不可能。曾对西藏最有野心，其失败经历也最为惨痛的英国反倒将问题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逊的电文中披露的“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就西藏问题进行的秘密谈话”认为：
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
英国过去在西藏的利益来自于与西藏毗邻的印度。这些利益现在被印度继承下来了。英国不再继续向拉萨派驻代表。印度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与英国协商之后，印度决定给予西藏外交支持并提供数量有限的小型武器。印度承认，如果中国决定占领西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的占领。
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英国对于在这个地区同中国纠缠没有足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会抛开印度。[349]
英国人的这些看法基于这样的经历：西藏的地缘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国家若想劳师远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雪域，在军事上是极难想像的，即使远征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实施占领。1899年，寇松接任印度总督后对西藏的政策从过去的“耐心等待”到“积极进取”。[350]此后就着手为控制西藏做政治和军事准备。1904年8月3日，英军曾攻陷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抢掠，但到9月严冬即将到来而不得不从拉萨撤退。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351]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的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352]，以至美国后来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353]。
其次，西方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狄龙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提到这一点，认为“作为西藏的邻居，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个重要因素。”[354]因此，离开印度的帮助，美国对“藏独”的支持仅靠空投是无能为力的。而印度传统上是与英国外交接近而与美国疏远，又在北方与中国近邻，为了全力防卫印度洋必须稳定北方，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意表态。其次，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及其与英国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领导人尼赫鲁，对二战中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对美国保持着高度的防范心理，因此决不会让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如果美国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国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处于南北受制于美国的境地。印度独立后首任驻新中国大使且与尼赫鲁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的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355]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356] 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是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而造成不安和忧虑的真正原因正是继英国之后的美国的霸权活动。正因此，1949年12月，当美国驻印大使遵照艾奇逊指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拨印度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发展持半超然态度是不现实的”[357]，结果得到的却是“印度令人气馁的态度”[358]。后来的历史表明，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理解上有相当的距离，但它对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几乎是绝对的排斥，因为对印度而言，美国介入西藏比对中国危险更大;而如果没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就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及其效果只能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的西藏问题研究者应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国支持“藏独”势力对中国统一的破坏作用，又要明了这种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国宣传机构怎么夸张，“藏独”活动最终只能是“有几个苍蝇碰壁”的闹剧而已。对此，就连达赖本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明白了许多，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359]
其实，这一点美国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有识之士就对美驻印度使馆提出的干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认为：
做出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仅涉及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们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阻滞、虽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还帮助中国通过第二次大战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这种政策不应该放弃，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对于我们利害攸关。[360]
事实上，西藏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处偏僻、其政府和社会的原始特征、与外部世界联系有限的特点，除非得到影响深远的实际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长期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倒向西方。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与西方站在同一战壕里，实际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利用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例如，作为空军基地或火箭发射场，可能遭遇不仅是地形和天气方面可怕的难题，而且还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场对飞机飞越其领土的反对。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藏，军方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
能否采取什么实际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控制西藏沟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361]
事实上，当年美国对其反华的“西藏计划”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才强化了对达赖分离中国活动的支持力度，至于这种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战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逊还在发给美驻印使馆的192号电文中告诉亨德森“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月8日，亨德森在给艾奇逊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独”势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实质上应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气”，“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362]最让美国“令人气馁的”还是在艾奇逊在301号电文发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假手印度干涉西藏问题以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的企图，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国的不妥协斗争中最终化为泡影。
（三）只要中国国家意志坚定，美国在北太平洋控制的有效范围达不到太平洋西岸
我们知道，政治干涉的有效范围基于军事干涉的有效范围。也就是说，在军事力量不及之处，政治力量就会苍白无力。鉴于中国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地缘政治条件所具有的天然强大的近海反制力量，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只要中国国家意志坚定，美国在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边界达不到北太平洋西岸即东经125度的范围。老一代美国人明白这一点，1903年4月28日，海约翰国务卿致函西奥多·罗斯福：“俄国像我们一样清楚地了解，我们将不在满洲作战，理由很简单，即我们不能。”[363]西奥多·罗斯福的后继者塔夫脱不信这个理，大举介入东北与日本俄国抢占市场，结果败得没有明堂;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明白这个理，以雅尔塔秘密条约作交换条件将出兵东北亚的活交给斯大林，结果赢得了太平洋战争。而接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与塔夫脱一样，也不认这个理，结果被中国打得没有颜面且一无所得。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看得不十分明白，而基辛格却说得十分明白：
韩战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韩战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364]
基辛格这个判断对中国的未来崛起是非常重要的。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许多中国人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却少有人从中看出它还测出了美国的可达到的有效实力边界,以及由此折射出在西太平洋存在着大片中国力量在未来可以继续推进的发展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造成这个大片空间的原因是中国所拥有的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及其漫长的大陆海岸线——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海上天然“航母”——的条件，而非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远程制海权。由此，我们得到的另面启示是：在目下中国制海能力不变的条件下，离大陆越远，中国扩展和保护其海上利益的能力就越弱。
不仅如此，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位置，拥有的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和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同14国接壤;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1.8万多公里，与8国海上相邻。这样的地理条件有比较强的抵御经济封锁的能力。经济封锁只对弹丸之国有效。拿破仑对英国封锁欧洲的“柏林敕令”对俄国不起作用，十月革命成功后西方对苏维埃的封锁也是无可奈何。而对中国这样的地处亚洲大陆中心的大国而言，经济封锁更是天方夜谭。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禁运的“巴特尔法”及90年代初的对华经济封锁对中国根本没有达到目标，最终都成了一堆废纸。而中国西接资源(石油天然气)东接财源的地缘政治特点，中国油气管道已于新世纪由西直通中国东部沿海，那么未来西方对华不管是石油封锁还是金融封锁更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空话，相反他们的封锁还会更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利用资源制约中国的能力相当有限。
经历过50年代美国全面封锁中国那段历史的邓小平同志对此看得明白，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对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7国，70国也没有用。”[365]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及其失败，只不过是50年代失败的继续。
（四）在东亚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中，台湾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区
历史表明，在东亚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中，东经120度至125度是美国力所不及的极限，东经130度至180度之间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制海权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而太平洋西东分界线即180度经线以东则是美国可以也可能动用全部国家资源维护的安全底线。
正如昨天日本对太平洋的制海权是从俄国、英国、西班牙及德国手中经过血战获得的结果一样，今天美国对太平洋的制海权是与日本人血战后的结果。但这只在中国将几乎是日本的全部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大陆、苏联于1945年出兵东北、美国动用了几乎是全部国家力量的条件下才在海上打赢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失去中国苏联支持的条件下，在打败日本后却输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如果联系考虑20世纪初美国塔夫脱政府插手中国东北为日俄联合逐出东北亚的历史教训，这一赢一败也就大体可以划出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国力可达到的有效发挥和控制的范围。这个范围大体基于一百多年中发生于太平洋西东两面的美国两次败北东北亚，日本两次败北于夏威夷的经验事实。
我们知道，1898年美国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最终日本向美国作出妥协。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西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而1941年12月日本再次向珍珠港发起攻击，随后迅速将其制海权推进到东西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180度。1942年6月中途岛日本战败，此后日本一路败北，至1945年太平洋制海权又全部转入美国之手，也就是说美国的海上控制范围又反伸展至东经125度的琉球群岛一线。[366]
然而控制范围并不一定就是有效控制范围。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金元外交”在日俄联合抵制下碰壁于东北亚、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在中苏的联合抵制下再次触礁于东北亚，以及60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70末年代苏联通过越南金兰湾基地扩张其在南中国海的制海权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有两个大国或一个半以上的大国共同防御的条件下，美国对北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范围达不到包含台湾岛在内的东经125度。这意味着，只要中国版图不被分裂，中国还能够与亚太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对台的所谓“共同防御”，在中国统一台海两岸的原则面前，只不过是用于充饥的画饼而已。其深层原因还是斯大林所说而我们必须再次重复的话：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367]
诚哉斯言!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人仍想征服全世界，现在却对付不了小小的伊拉克，这算什么实力。五十年前美国对付不了的朝鲜。现在已当着美国的面放了原子弹，美国却立即表示说无意打击朝鲜。同一个小小的伊拉克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难道他们还能为几个“台独”分子而“不惜一切”吗?只要中国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只要再读读 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368]，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台湾流血的。毛泽东早就认为“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他说：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369]
（五）简短的结语
迄今为止，我们不能确定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有效控制范围在东经125度以东的确切位置，但根据日本19世纪90年代在夏威夷和20世纪40年代在中途岛失败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可动用也必须动用全部国力誓死保卫的地缘政治的底线在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即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带。在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既定国力和版图不变的前提下，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东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3.东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2]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3]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6]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7]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页。
[9]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10]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11]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3页。
[12]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注释①。
[1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4年卷，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1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1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6]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7]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8]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9] 威谦·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中文名，柔克义，外交官、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3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国驻北京使馆二秘、参赞。1886年至1887年任驻朝鲜临时代办。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两次去蒙古、西藏考察旅行。1893年回国复入外交部门供职。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国务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国务卿，其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和总领事。1899年辞去公职、任共和党国际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国逼中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至1909年任驻华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驻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赴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喇嘛之国》、《藏族人类学笔记》。
[20]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1]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2]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23]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4] 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战争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俄国丧失在黑海驻扎舰队的权利，黑海沿岸的要塞全部拆除，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块土地划给土耳其。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俄国对中亚的市场和资源需求增大的同时，对外扩张力度增大。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另一方面，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今天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此事几乎引发起英俄之间战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100万英磅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政府闻讯迅速作出反应并获得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同年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冲突，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894年和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代替。
[25]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2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27]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28]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页。
[29]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30]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31]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3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33] 鲍•••亚•罗曼诺夫著：《日俄战争外交史纲》，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4] T.丹涅特著：《西•罗斯福与日俄战争》，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5]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36]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37]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38]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39] 参阅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
[40]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4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42]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2页。
[43]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44]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
[45]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46]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7] 参见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48]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49]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50]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51]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52]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53]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54]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5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56]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57]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58]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59]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60]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页。
[61]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军将领，历史学家，“海权论”的主要创立者。生于纽约州西点(West Point)。1857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885年为设在纽约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讲师，讲授海军史和战术史课程，曾任该院院长(1886-1889，1892-1893)。1898年在海军作战局任职。1906年晋升少将。被西方公认为研究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的权威。19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62]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美国国务卿(1947-1949)，陆军将领。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成敦(Uniontown)。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两次在菲律宾服役(1902-1903;1913-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潘兴将军的副官。1924-1927年任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兵团指挥官。1936年授准将衔。1939-1945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并作为军事代表随总统参加过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等地举行的国际会议。1944年晋升五星上将。次年退役。后为杜鲁门的特使，以“调处”为名赴中国参与国共谈判。1947年回国后出任国务卿，为担任该职的首位职业军人，任内以他的名义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1949年去职，任美国红十字会主席。翌年出任国防部长，任内爆发朝鲜战争。1951年离职返乡。获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63]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64] 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6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66] 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政府对德宣战，并表示要履行保护波兰独立的诺言。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联邦也相继发表声明，支援英、法对德宣战。但英、法政府实际上是宣而不战，未认真援助波兰。当时德军主力已投入波兰战场，在西线只留下少量兵力防守齐格菲防线，但英、法军队却不积极作战。总之，从1939年到1940年5月，英、法和德国在西线均未展开大规模的战斗行动。德国人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西方有人称之为“奇怪的战争”。其实，“奇怪的战争”并不奇怪，这是英、法统治集团对“祸水东引”犹抱幻想的产物。此处意指美国纵容和利用日本侵略为美国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67] 1937年12月12日，日本攻陷中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同日，日本在南京长江中炸沉美国炮舰帕奈号和石油公司3艘油轮。3人遇难，43人受伤。轰炸时天气晴朗，船顶有美国国旗，显然是日本向美国挑衅。结果是日本人只得道歉并于23日付了一笔赔偿费，此事不了了之。事后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人从中国内地撤出，阻止美国商船向中国运载飞机和军火以免被日本海军截取。
[68]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69]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70]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503页。
[71]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72]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73]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74]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75] 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全面宣战后，尽管日本对美国出口全面停止，而美国对日出口却没有停止。如下表所示：
来源：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页。
[76]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80页。
[77]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9]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80] 资料来源于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页。
[81]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82] 早在1823年4月28日昆西•亚当斯就古巴问题在写给西班牙公使的训令中说：“如果一个苹果被狂风暴雨从它成长的树上吹落，它别无选择，只能落到地上。”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94页。
[83] [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页。
[84] “狂飙突进”：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此处转意用于比喻日本南进迅猛之势。
[85] 参见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86] 转引自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87] [英]C.A.麦克唐纳(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译：《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6页。
[8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89]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6页。
[90]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799页。
[9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826页。
[92] 参阅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3] [日]大野健一著，藏馨、藏新远译：《从江户到平成》，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94]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95]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9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826页。
[97] 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98]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99] 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转引自I. Epstein: 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China,1993, P.420.
[100]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01]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对记者说他期望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
[102]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103]“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约翰逊备忘录”(1950年7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431页。
[104]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105]“国家安全委员会致总统报告”(1950年9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
[106] “约翰·艾利森谈话备忘录”(纽约，1950年10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107] 转引自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108]“中央情报局备忘录”(1950年10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486页。
[109]“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页。
[110]“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1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12]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113]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页注释①。
[114]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115]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John W.Spanire)写道：“4月19日，午夜刚过，麦克阿瑟飞抵华盛顿。机场上欢迎的群众“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官方的欢迎人员有国防部长马歇尔、各军、兵种参谋长和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沃思少将，但欢迎的场面是如此之狂热，以至他们几乎还来不及表示欢迎，一万二千名群众已经冲破了与官方代表分隔开来的绳栏。人群把高级官员们推挤在一旁，蜂涌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座机周围。麦克阿瑟在机场耽搁了十五分钟，其中十三分钟是在奋力挤过人群，才坐上车。麦克阿瑟一家人都被撞散了;麦克阿瑟最亲密的友人和顾问惠特尼将军，站立不住，跌倒在地。受命采访麦克阿瑟将军抵达首都的消息的记者和摄影师有三百多人，他们中间有的人作了较好的准备：居然戴上了橄榄球运动员的头盔。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邬郭孚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Th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16] 它们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南非联邦、联合王国。美国部队约占“联合国军”的90%。另有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五国提供了医疗队。
[117]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87-988页。
[118] 八国为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古巴、巴基斯坦。
[119] “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0页。
[120] “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558页。
[12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22] “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12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2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2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2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27] “国务院致腊斯克”(1961年4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8页。
[128] “腊斯克致国务院”(1961年4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9-740页。
[129]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2页。
[130]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2页。
[131]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3页。
[132] “会谈备忘录”(1961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4页。
[133]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134] “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致国务卿备忘录”(1964年2月1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1页。
[135] “参联会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备忘录”(1964年3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5页。
[136] “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致国务卿备忘录”(1964年2月1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7页。
[137] “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致国务卿备忘录”(1964年2月1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页。
[138] “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4年10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38页。
[139]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140] “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0页。
[141] “备忘录”(1965年2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页。
[142] “备忘录”(1965年2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页。
[143] “备忘录”(1965年2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3-824页。
[144] 参阅“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致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函”(1965年2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页。
[145] 参阅“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829页。
[14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147] “助理国务卿鲍尔致约翰逊总统备忘录”(1966年2月1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32页。
[1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149]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150]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151] 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152]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草拟的备忘录”(1965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0页。
[15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154]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155] “助理国务卿鲍尔致约翰逊备忘录”(1966年1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7页。
[156] “助理国务卿鲍尔致约翰逊总统备忘录”(1966年1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3页。
[157]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158]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4页。
[159]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5页。
[160]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3页。
[161] “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级研究报告”(1966年6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5页。
[162]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16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1页。
[164] “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记要”，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7页。
[165] “美国的亚洲政策”(1943年12月23-30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48页。
[166] “斯图尔特备忘录”(1950年11月3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167]“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备忘录” (1950年11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页。
[168]“杰瑟普谈话备忘录”(1950年12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页。
[169]“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1950年12月29日，JCS99935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8页。
[170] 1950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备忘录草案”及8月23日“由国务院准备的专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备忘录草案”均提到美国出兵朝鲜“这一行动是以一项基本的道义原则为基础的”，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55页。
[171] “杰瑟普备忘录”(1950年11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524页。
[172] “杰瑟普谈话备忘录”(1950年12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页。
[173]“杰瑟普备忘录”(1950年12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174]“美国代表团作的杜鲁门总统和首相艾德礼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1950年1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8页。
[175]“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谈备忘录”(1951年2月1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586页。
[176] “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页。
[177]“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页。
[178]“致总统的备忘录草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3页。
[179]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李奇微”(1951年11月6日，JCS86291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1页。
[180]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81]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82]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1951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183]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1951年4月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
[184]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注释①。
[185] “李奇微致参谋长联席会议”(1951年4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页。
[186] 参见：“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李奇微”(1951年4月28日;1951年5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644页。
[187]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备忘录”(1950年11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188] “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8页。
[189]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90]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1、1202页。
[191]“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2月3日，C69953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192]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1951年1月13日，JCS81050号电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7页。
[193] “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194] “国家委员会报告”(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页。
[195] “国家委员会报告”(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0页。
[196] 王俊彦著：《开国外交》，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197]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98] 宿景祥编著：《美国经济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199]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2页。
[200]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备忘录”(1950年11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201] “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6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页。
[202] 可参阅张红路著：《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20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205] 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206] 该岛属丹麦管辖。
[207]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208]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209] 原文参见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21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1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12]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213] 杜鲁门政府内阁中的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认为，英国是在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14] “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21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6]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217] 《乔治•凯南曾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
[218]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9]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20] 《乔治•凯南曾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
[221] 资料来源：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222] 宿景祥编著：《美国经济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22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404页。
[224] 资料来源：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304页。
[225] 资料来源：转引自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359页。
[226] 1950年、1951年、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分别是56.2亿、133.1亿、183.7亿人民币。转引自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22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228] “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谈备忘录”(1953年3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7页。
[229]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为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事致金日成元帅及彭德怀将军函”(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4页。
[230]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5页。
[231]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5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页。
[232] “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56-957页。
[233]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7月2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3页。
[234] “同日本国会访华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4页。
[235] “杜鲁门总统在7月19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他认为，理解我们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本质是重要的;应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行动是以一项基本的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参阅“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50年7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236] “在采取这项政策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性的贸易管制不足以对广大中国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真正判断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利弊得失的标准不是经济标准，而是军事的、心理的，并且首先是政治的标准。……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实际上已向自由世界和中国民众宣布，我们正在把他们与现代技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隔离开来。”“自由世界对苏联集团的贸易”(1951年2月)，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90、993页。
[237] 1950年11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召开会议上副总统说：除非美国投入比中国更多的兵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他“不知道答案。我们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我们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与杜鲁门会谈时就朝鲜问题说：“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558页。
[238] 1950年3月中央财委的关于《全国财政经济现状》报告中指出：“煤炭、钢、铁、电力等基本工业大都在东北，按原有设备计，我国炼铁能力年为300万吨，东北占71%，炼钢能力为147吨，东北占91%，轧钢能力为70万吨，东北占50%，全国现有发电设备207亿千瓦，东北占30%，各项主要化工如酸等工业，东北比重大，东北资源又比较丰富，目前工业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东北。”转自引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239]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240] “一场中国出人、苏联出枪并为苏联打的战争，中国不仅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的损失，而且还要自己买单。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赔本的买卖。” http://www.fhw4.cn/fhbbs/archiver/?tid-2623882.html。
[24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242]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243] 参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244] 参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4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46]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04页。
[247]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248] 引自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249]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250]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251] 1897年3月20日，时任俄财政部办公室主任、中东铁路和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董事P.M. 罗曼诺夫向维特提交的备忘录，提出将控制朝鲜作为优先的战略选择，他写道：“我认为，朝鲜对我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北满对我们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通往辽东或朝鲜的捷径。但是，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人不会允许我们将我们的铁路修到辽东半岛的某个港口，因为他们了解，这样做将把北京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强烈反对我们的铁路线从伯都讷经过吉林到达朝鲜一个港口，因为这会防止日本攫夺朝鲜。但是为了取得朝鲜的同意，我们首先必须具有影响朝鲜财政事务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要犹豫，即使是要作出财政牺牲，也不要犹豫。(转引自[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1页。)
[252] 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蒋经国回忆，他与斯大林谈话完毕出来的时候，斯大林的秘书问蒋经国：“你有几年没有到莫斯科来了，你有什么新的发现?”蒋说：“1931年，我也在这个地方看见过史大林，现在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从前史大林的书桌的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立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这次却不见了，换了另外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这个秘书听了笑一笑地说：“当然是新的，此一时，彼一时。”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253] 1945年夏，蒋经国就外蒙问题与斯大林谈判时表明中国已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因而不会攻击苏联;即使想，中国也没有这个力量。斯大林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254]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55]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56]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57] 联合国大会1951年5月18日第330次全体会议上以唱名的表决方式通过，47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瑞典和叙利亚)，另有5国未参加表决(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和苏联)。
[258]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巴统是冷战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突破巴统的禁运限制，巴统不得不缩小其管制范围。1990年，巴统大幅度放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禁运项目由成立初期的400个减少到120个，1991年中又减少三分之二。受其禁运的国家也越来越少。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上巴统的禁运措施与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也不相适应，一些西方国家又把巴统作为相互进行贸易战的工具。巴统会员国的高级官员1993年11月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
[259]“第500(五)号决议”，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页。
[260] 该法内容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7-1021页。
[261] “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 (1951年10月2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7页。
[262]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关于对中国禁运的谈话”(1951年11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2页。
[263] “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1951年2月)，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90页。
[264] “特别评估报告”(1952年6月5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6-1027页。
[265]“特别评估报告”(1952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4、1065页。
[266] “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9-1070页。
[267] “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0-1071页。
[268] “特别评估报告”(1953年3月9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页。
[269] “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1953年3月27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5-1077页。
[270] 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年到1970年的全面封锁禁运阶段，1970年到1979年开始同苏联享有同等待遇阶段，80年代里根任期内对中国的逐渐放松管制阶段，1989年暂时停滞阶段。
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法规》把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国家分为七组，即Z组、S组、Y组、W组、Q组、T组、V组。政策由Z—→T逐步放松。目前我国处于V组。新中国刚成立，中美仍保持贸易关系。在出口管制组别中1949年我处于Y组。随着战后冷战的加剧，美国对共产党国家采取敌视的态度，转而对我国实行“巴统”出口管制。1950年10月8日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朝”。美国总统杜鲁门11月17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财政部冻结了中国在美的财产和资金。1950年12月2日商务部把我国划到Z组。并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依《1949年出口管制法》下令禁止对我国的一切出口，也禁止我产品进入美市场。在美操纵下联合国大会1951年5月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决议。1952年成立“巴统中国委员会”并决定对我国的禁运项目扩大。受禁运项目是苏联的两倍。至此中美贸易处于冻结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及同年7月27日美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上签字，美与“巴统”成员国于1954年及1958年两度对“巴统管制清单”进行削减，减少管制项目1/3。1961年英国率先不顾美强烈反对向我国出售6架飞机。日本也同我国开始贸易往来。1961年肯尼迪重新评估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政策，试图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但在国会强大的压力下未见成效。1966年美放松了到共产党国家访问的限制。1969年7月21日美主动宣布准许美旅客和海外居民购买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商品，12月9日又允许美商人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这宣告了美对华“封锁禁运”的结束，双边贸易关系恢复。资料来源：张汉林、蔡春林：“试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及前景”，《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
[271]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272]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73]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74]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9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策划下，美、英、法、澳、新和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八国外长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条约共11条。主要内容：(1)各缔约国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本条约区域内用武装进攻的手段对任何缔约国或对各缔约国今后可能经一致协议指定的任何国家或领土进行的侵略”。美国在条约中声明“它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的承认”“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2)在“受到武装进攻以外的任何方式的威胁，或者受到可能危及本区域和平的任何事实或情势的影响或威胁时”，缔约国须就“为了共同防御而应当采取的措施”“立即磋商”;(3)规定组成理事会，“按照本条约区域情势随时的需要，进行关于军事策划和任何其他策划的磋商”;(4)“条约区域”是“东南亚的一般地区，也包括亚洲缔约国的全部领土，以及西南太平洋的一般地区，不包括北纬二十一度三十分以北的太平洋地区”;(5) 条约议定书竟把“柬埔寨国家”，“老挝国家”和“越南国家管辖下的自由领土”(指南越)划入它的“保护”区域。1955年9月正式生效，组成东南亚军事组织，设总部于曼谷。1972年11月巴基斯坦首先宣布退出该组织。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1975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该组织第二十届理事会议宣布鉴于情况不断改变，该组织将“分阶段解散 ”。1977年6月30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275]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76] “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亚非国家人民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共有七项内容，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内容。最后公报还提出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一致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这十项原则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参加会议的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发起国为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
[277] “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4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3页。
[278] “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和国务卿会议备忘录(1955年5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5页。
[279]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280]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281] “艾奇逊致部分驻外使领馆官员”(1949年10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82] “司徒雷登致艾奇逊”，(第921号电，1949年5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83] “艾奇逊致司徒雷登”(1949年5月1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284] “科勒致艾奇逊”(1949年6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285]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86]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287]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288] “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49年11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289] 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90]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91]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92]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93]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94]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295]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96]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97]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335页。
[2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2页。
[299]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 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300] “兰金致杜勒斯备忘录”(1954年7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301] “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
[302]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页。
[303]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304] “培根至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305]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306]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307]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308] “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7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309] “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7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310]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8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311]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12]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访苏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313] 毛泽东：“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14]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315]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3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316]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317]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7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7页。
[318]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40页。
[319]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0月2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320]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10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321]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0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页。
[322]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323] “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1951年5月17日)(NSC48/5)，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324]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32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75页。
[326]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327]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与夏格巴等保持着密切接触。西藏地方的伪“人民会议”在1952年被取缔后，又一批分裂分子到达印度。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经常往来于印美台之间，对达赖喇嘛及其周围官员颇有影响，成为分裂势力的骨干。据作为译员参与在印密谋的乔治•帕特森称，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特务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系从未中断。1953年，土登诺布与中央情报局接触，1955年，西藏大商人邦达昌又和美国代表见面，美国当时提出一个关于叛乱的十年计划，目的是破坏中国对西藏的治理。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与嘉乐顿珠签订协议，最初请他收集情报，而后开始策划游击战。在此背景下，1956年2月底，分裂分子在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叛乱，靠近中国的印度小城噶伦堡成了叛乱分子的指挥部。公布扎西等叛乱头目通过在噶伦堡的嘉乐顿珠，与中央情报局接上了头，在嘉乐顿珠的安排下，中央情报局于1957年从在印藏人中选拔六名青年，送往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其中的两名于当年8月被空投到拉萨南面的桑日宗，使命是敦促达赖喇嘛向外国公开请求帮助以反对中国的统治。两人携电台潜入拉萨与公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于1958年1月在罗布林卡与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密谈，5月，两人到达叛乱分子的山南总部，很快，美国就在哲古地区空投大批武器弹药，计有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40000发。此外，美国还从尼泊尔和锡金偷运武器弹药给山南的叛匪。来源：“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28] 来源：“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29] “驻韩大使道林发给国务院的电报”(1957年5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330] 这次叛乱也被蒋介石集团认为是“反攻大陆”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声明“一旦中共政权瓦解，他的政府将‘帮助西藏人民按照自决原则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3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为大陆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西藏起义增加援助。”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448页。
[331]“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332] “备忘录”(1959年4月2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333]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52页。
[334]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备忘录”(1959年5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页。
[335]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336] “关于303委员会的备忘录”(1968年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37]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为存档而做的备忘录”，(1960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338]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为存档而做的备忘录”，(1960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339]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340]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341] “关于303委员会的备忘录”(1968年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42]“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43] 美国五角大楼从1997年起开始每四年起草《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规定美国此后四年的国防战略、军队建设等重要防务问题。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要求美军必须具备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特别突出的是，美国防部政策制定者把这场战争地域还有意进行了具体化，认为这两场战争的地区分别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的某个国家。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在美国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台的。评估报告将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一个具体国家。该报告强调反恐作战思想曾使外界一度误以为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构想。正在制定的新防务报告原则认为，一支经过改造的部队即使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也应该能够达到对它提出的大型战争要求。美国防部2006年2月3日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美军必须具备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此被媒体称为“双战计划”。报告提出“1421”军事战略，具体而言，“1”代表保卫美国国土;“4”是指在全球4个关键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岸、中东/西南亚)拥有遏止战争的能力;“2”指的是迅速在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取胜;最后一个“1”是指以决定性优势击败其中一个敌人并在必要时占领该国的能力。“双战计划”要求五角大楼通过对现役和后备兵力进行转型，使美军保持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即能够在一场战争中击败并占领一个敌国，同时击败另一个敌国但不必占领其首都。
[344]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年7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345]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415页。
[346]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347]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348]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
[349] “道格拉斯致艾奇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6页。
[350]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351] 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352] 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353]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354]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355]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页。
[356]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p.56.
[357] “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58]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月2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359] 转引自沈开运、达玛等著：《透视达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360]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361]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362]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4页。
[363]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364]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365] 吴建民:《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366] 参阅张芝联 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9页。
[367]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挡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1、1202页。
[368] 信中说：“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3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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