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如果缺乏历史视野，往往会从表相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因为放弃(至少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其实并不是这样。
下面，我们从马克思三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的解读中看到，中国在生产方式、国家理论和社会公平这几个最主要的问题上，都同马克思的思想有着穿越时空的呼应。
3、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资本
01
苏联模式的成败
在突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苏联模式。苏联的成功在于，她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沿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苏联鼎盛时期的GDP达到美国的80%，军事和科技力量和美国势均力敌，人类发展也取得了超过西方国家相应阶段的成绩。苏联摆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地位，甚至一度形成可以和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的贸易体系。在尖端科技、社会保障等方面，苏联也做到了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才达到的高度，成为
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通过制度竞争，促使资本主义改良，也支持了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地独立运动，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做出了贡献。
尽管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苏联模式也不能说是一条成功的道路，因为她虽然解决了启动现代化以及超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问题，但却没有可持续性，没有找到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在经济方面，苏联虽然实行了形式上的公有制，但是并没有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没有通过建立合理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解决激励的问题，窒息了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从政治上，苏联是没有解决政治上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权如何防止异化的问题。
02
苏联之失“在于政、不在制”
在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初步走出了一条在全球体系中发展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道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从经济上，中国道路同西方道路最大的不同在于，把人和资本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把“资本统治人”变成了“人统治资本”。
表面上看，马克思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也反对资本，要消灭资本。这种看法不准确。
首先，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首先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庸俗经济学之处在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资本主义。资本创造了很大的生产力，但不受约束的资本扩张，则将导致资本的集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扩张、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商品，把人间的一切关系变成商品和交易的关系。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化，社会生产将日益偏离其目的，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是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还会把危机转移到落后国家。当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改变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所有制，由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以便避免资本的特权。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也就是说，为了社会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避免私有制下盲目追求利润带来的无政府竞争。但是，如何具体实现“社会所有制”和“有计划的生产”，马克思还没有条件来回答。
苏联是第一个全面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并且依靠这种体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一成就超出所有实行私有制的落后国家，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并没有完成对新道路的探索，而是解体了。苏联的公有制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后来发生了异化，掌握资本的苏共站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这就违背了公有制的本意。
然而，苏联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这一目标错了。苏联的失败，正如中国历史上秦朝的失败一样。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评价“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也就是说，秦朝的失败，是政策的失败，而不是制度的失败。相反，秦朝虽然仅统治了14年，但秦朝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为汉朝所沿用，一直持续至今。隋朝仅统治37年，但确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为唐朝所沿用，直至20世纪。这两个短命王朝之后，都紧接着是一个开创盛世的王朝。苏联式社会主义，与此有类似之处。新制度总会有不完善，同旧制度的冲突，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才能解决。在失败的教训中不断完善，是新制度生长的必经之路。
03
中国社会主义：既发展资本、又节制资本
在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新中国更好地解决了人和资本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人民掌握资本的制度。新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建立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基本生活物资统购统销等制度，实现了主要依靠国内积累资本，这个资本是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所以资本积累的成本由全体人民公平分担，而资本积累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这种积累方式不同于西方早期依靠剥夺本国和外围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
在资本运行的过程中，中国通过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家积极履行经济职能，实现了对资本的节制，让人民成为了资本的主人、让资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让人民为资本服务、成为资本的附庸。正是由于组织起来的人民驾驭了资本，所以中国能够集中有限的剩余，转化为资本，来建设具有长远性和公共性、满足人民迫切需求的部门。也正是由于实行以人民为中心，所以在资本和技术缺乏的情况下，中国能够用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把人民组织起来，弥补资本的不足。这是“人来组织资本”，而不是“资本组织人”，消除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稀缺而普遍存在的失业、流民现象，让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分享成果。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管理国家是最大的权利。为了避免像苏联那样的公有制异化，中国通过扩大经济民主、提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在国有企业和农村基层实行了民主管理的试点，在走向真正的公有制的道路上，比苏联走了一大步。当然，这方面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还会出现反复，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
在国际上，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起，通过壮大民族资本的力量，并在现代化早期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为国内产业的发展赢得时间。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之后，再循序渐进地对外开放，而在开放过程中，又不是无原则地全面开放，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谨慎地实施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营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私营经济同旧中国的私营经济、西方国家的私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私营部门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从而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私营经济在政治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党和政府可以通过政治领导、宏观调控等手段，限制资本过度逐利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为马克思帮助中国人认识了资本主义，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力量，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可以主动地、能动地，既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和超越资本主义;马克思指出了将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方向，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这条路径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探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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