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基层一步步的锻炼和检验，二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三是元老推荐，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权力退出机制。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没有存在过，它既不符合专制的定义，但西方又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新性，实践证明，这套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而且相对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有着优越性。
5. 从《法兰西内战》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道路成功的另一个要素是，建立了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国家，从而避免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利益集团攫取发展成果或者一盘散沙等问题。这样的国家，也是符合马克思对未来国家设想的。
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
01、马克思是“国家主义”者吗?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主张“大政府”、“国家主义”、“专制”，实际上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著作同样充满对国家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和主张“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是一样的。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如何同资本家一起剥削工人的，有着生动描述：他们“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 ”，“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 。在讲到劳动时间时，马克思也指出，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力 。”
可见，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国家压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不过，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不一样。
亚当•斯密认为，既然国家有压迫性，那么就不要国家算了，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而马克思比亚当•斯密看得更深，他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即使取消国家，劳动者还是要受资本的压迫。只有到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的时候，国家才能消亡，整个社会由全体社会成员进行自治。但是，在这个阶段实现之前，必须努力建立劳动者自己的国家，才能够纠正国家的压迫性。也就是说，不同于斯密“不要国家”的主张，马克思主张对国家进行改造，让国家成为劳动者的国家。
如何建立这样的国家?马克思只是在理论上做出了预测。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让马克思的设想变成了现实。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工人阶级建立的政权。3月28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在巴黎市政厅广场宣告巴黎公社成立。公社经过3月26日、4月16日两次选举，到4月下旬，到任就职的公社委员有80人，其中工人34名、职员12名、知识分子34名，工人和职员占委员中的多数。
马克思虽然事先认为欧洲建立工人政权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巴黎公社出现之后，他立即给予了热情支持。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立即写下了著作《法兰西内战》，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其全部目的就是防止国家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 ”。在具体形式上，马克思提出公社是议行合一的工作机构，公社委员由选举产生，公社任命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和公社委员一样只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全民皆兵，废除雇佣军。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并没有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个开展了理论大论战，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发现并提出了一个苏联并未注意到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执政之后，如何防止执政党和国家的异化、走到人民的对立面、“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苏联从1950年代之后，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的特权逐步扩大和固化，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企业内部仍是等级森严，同资本主义的企业没什么两样。最后，也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在苏联全民公决同意保留苏联的情况下，违背民意瓦解了苏联，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变成了新的寡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2、毛泽东读《封建论》的深意
毛泽东注意到苏联国家政权的异化，并且设法让中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法兰西内战》给他很大的影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但毛泽东对西方历史也很熟悉，特别是法国近代史。对法国，他最感兴趣的又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
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运动”，毛泽东在当年6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还曾表示：法国是巴黎公社的传统，你们搞点参考资料看看 。巴黎公社一直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扩大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当时的报刊上，就有许多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论述，如“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把“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干部要当好“社会公仆”，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等等。虽然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巴黎公社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但是巴黎公社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却始终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主题。
毛泽东的探索，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防止本是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党和政府异化为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党实行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和苏联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对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探索，并没有完全成功，这有许多复杂原因：中国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追赶和维护安全的压力大，客观上必须高度集中权力。封建残余、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尚未根本改造，在具体工作中有不少失误，等等。中国在他身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能否防止中国共产党腐化变质，是毛泽东晚年最为担忧的问题。
他于1973年创作的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秦始皇力排众议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了国家能力，减少了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
而毛泽东赞扬秦始皇，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表达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思考。自秦始皇以来，郡县制就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郡县制同以前的分封制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避免了地方豪强和贵族形成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财富。
两千多年来，凡是郡县制实行得比较好、豪强和贵族集团受到抑制的时代，就是历史上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时代。汉初为了安抚支持刘邦的贵族集团，实行“郡国并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最终导致“八王之乱”，平乱之后恢复了郡县制。东汉后期实行察举制，逐步形成了著名的大家族，垄断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地方官员和豪强大族形成了共同利益的集团，导致东汉衰弱和灭亡。唐朝也出现过藩镇割据的现象。柳宗元所写的《封建论》，就是讨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认为在分封制下，“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大凡乱国多，理国寡”，郡县制优于分封制。
毛泽东在晚年赞扬秦始皇和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这里所指的“藩镇割据”，不仅仅是指和中国历史上那样的地方势力，而是还有要借鉴苏联教训，避免共产党发生异化、成为特殊利益组织的含义。
03、中国式的民主体制
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新中国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石就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新中国建国的合法性基础的来源，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袖也始终强调要保持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可以叫做“人民社会”，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条件下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而是国家和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博弈关系，往往关注短期利益，国家和社会是对抗关系，容易走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强势集团控制了政权和社会，造成两极分化;但也有可能造成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片面强调底层群众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从而形成极端的民粹主义，工会等本来旨在保护工人的组织也有可能形成利益集团，妨碍国家竞争力。
而新中国的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长远利益而做出暂时牺牲，这超出了奥尔森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困境”，可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
中国的“人民社会”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之所以中国能够做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高层次的合作关系，就在于党通过群众路线，注重保持这种血肉联系，避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走到人民利益的对立面。
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式民主的主要特点，超越了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曾经为他们的民主制度所自豪，但是现在又出现一股“否定民主”的思潮，这两种思潮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西方民主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就是因为其政治制度的代表性不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选民表面上有很大权力，但是选择范围很有限。在经济好的时候，民主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装点，用来说明其合法性的点缀。而一旦经济不好，社会矛盾突出，民主就变成了碍事的东西，老百姓要运用民主制度来限制和约束资本的时候，就会露出真面目，来宣扬“民主无用论”。对中国来说，既要反对照搬西方民主，但是也要反对“民主无用论”因为这两种论调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代表资本的利益，而忽视公众利益的。
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基层一步步的锻炼和检验，二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三是元老推荐，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权力退出机制。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没有存在过，它既不符合专制的定义，但西方又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新性，实践证明，这套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而且相对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有着优越性。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民主的，那么就无法解释60年来如此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
述往事，思来者，尽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仍然是党执政的一个核心课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的延续，就是要在新时期回答“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课题，而这也是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问题的回答。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共和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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