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文字，只是极简单地提到“挺回”两字，一个认识的人便与我辩论，“挺回不对吗?”我很耐心地说：不要走极端，对于回教，该反得反，例如教权高于法律、政权分裂倾向等;该挺得挺，例如维护团结。逢回必反，不好;逢回必挺，也不对。我觉得自己还挺耐心，上述表述也没什么刺激。结果他对我说：“教权高于法律、政权分裂倾向都是诬陷”。对于如此极端的认识，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虽然与他认识，也只能删除，眼不见为净。
但是，我还是受了点激励，想写点我对回教的一些看法。总的原则，其实在回答那位网友时已经说了。该反得反，该挺得挺。逢回必反，不好;逢回必挺，也不对。那么，具体来说，哪些该反，哪些该挺?简单说点看法供参考。
回教的最大问题是政教合一的倾向。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有政教合一倾向，有的还有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犹、耶、回三个一神教尤其明显。犹教历史上有政教合一的事实，现在的以色列则是一个世俗国家。虽然犹教也有极端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他们向外传教的积极性不高，人口也不多，因此，犹教的政教合一影响有限。耶教历史上也有政教合一或半政教合一的事实，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耶教的政教合一基本收敛、放弃。在耶教圈里，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启蒙运动后被西方学习、领会、接受，如今已经成为普遍原则，甚至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宪法条文。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耶教圈也有原教旨主义，但势力不大。由于耶教除了梵蒂冈、东正教外，还分出众多流派，有些小教派试图实行政教合一，往往导致邪教，西方国家对此也比较警惕。总的来说，耶教圈的政教分离原则目前看难以撼动。耶教近年确实有向中国传教的积极意愿，但更多是政治目的以及自以为是的文化目的，政教合一的倾向并不突出。虽然我们对耶教的传教要加以警惕，但它与回教有较大不同。
回教历史上有明确的政教合一的事实，而且，那还是回教最骄傲的一段历史。回教的哈里发制度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哈里发从字面上说有代理人的意思。虽然哈里发制度在历史上也有变迁，但它的核心是，哈里发或是真主的代理人，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因而要求实现“一个宗教，一个神，一个国家，一个统治者”(似曾相识?)的哈里发制度，即宗教领袖为最高权力掌握者。哈里发制度好吗?历史上据说还不错，所以，原教旨主义说它好。(有时间、有兴趣的可以深入探究，是好是坏，自己找结论。)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伊斯兰国”就是主张恢复哈里发制度，并在其内部实行这种制度。
此外，当今部分回教国家要么把回教视为“国教”，要么程度不同地实行政教合一，回教又有强烈的传教倾向，因此，回教所到之处，政教合一都成为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麻烦。相对来说，在中国回教的政教合一的倾向还不是最强的。但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增加，这种倾向毫无疑问在中国有抬头的趋势，我们必须引起警惕。
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有何不同?有何利弊?全面解释颇费功夫。这里简单说说。
最理想的政教合一就是教权等于政权，教法教规等于法律。例如，耶稣等于国王，穆罕默德等于君主，《圣经》、《可兰经》等于法律。但这种彻底的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因此，比较多出现的是教权与政权并存，或者说宗教权力(如哈里发)与世俗权力(如苏丹)并存。在这种状态下，政教合一的表现之一是：教权高于世俗政权，教法高于世俗法律。还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教权完全服从王权，从而借助王权，使得教法教规成为唯一或最高的法律，在王权范围内，教权获得排他性的垄断独占权。等。
当今世界，政教合一会带来不少麻烦，例如，世俗法律对于通奸或婚外性行为有相关的条文，但教法规定，对于通奸采取“石刑”，则超出了世俗法律的范围。再比如，《婚姻法》规定恋爱自由、结婚自由，但教法教规要求不能同异教徒结婚，要结婚就必须皈依，这也是无视法律。再比如，国家法律对于民众的衣着一般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大家都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只要不是有伤风化，严重的伤风败俗，大家都可以自己决定穿着。但如果宗教规定只能穿什么，对违反规定还要处罚，那就不合适。再比如，国家法律认定男女平等，但教法教规严重歧视女性，显然也是不能允许的。
再比如食品问题，对于食物，各国大都有相关法律，《食品安全法》、检疫检验、质量标准等。当某教将自己的食品习惯至于国家法律之上，甚至还出现收税、检查、处罚等执法队伍，那更是无视国家法律，将教法教规视为高于国家法律，是擅自侵蚀国家权利，这是不能允许的。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某些食物采取特殊标记的做法，背后实际上是商业动机。回教确实有经商的传统，经商想发财，垄断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因此，很多地方推动清真食品实际上是想垄断市场。背后支撑这种垄断的，是教法教规，甚至还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前不久被查处的“拉面帮”就是一例。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政权被侵蚀的迹象，这也是我所说的“政权分裂倾向”。
事实上，政权分裂倾向不止于此。教育是国家主权之一，因此，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基本上都在政府管辖之中。在宗教问题上，国家规定不能向少年儿童传教。这个规定对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回教的个别地区，确实存在向儿童传教的现象，甚至以讲经班的形式取代义务教育。我当年做记者时，采访过不少关于地下讲经班的内容。这些讲经班教育出来的青少年，很多都成为三种势力的积极参与者，有些还成为凶恶的恐怖分子。传播宗教的极端教义导致国家政权的分裂倾向是清清楚楚的。那位老弟坚决不承认，还说是诬陷，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一种外来文化或外来意识形态，不能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在一个局部地区也不应该。因为，外来文化如果占据主导地位，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离心力，最终导致政治冲突或分裂。必须实现中国化、本地化。中国回教有些地区“去汉化”，加强阿拉伯化或宗教化，其对国家政权潜在的威胁程度不容忽视。如果现在不注意，未来酿成严重的分离，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说，对于回教，该反的就该反。当然，相当多的回教群众可能并没有对上述问题的清晰认识，更多是随大流，不明就里，或者在利益诱导下积极参与。因此，在反对、制止回教的上述倾向时，也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区分核心人物和普通群众。强制手段不能代替说服教育，但这也不是和稀泥的理由。我们应该提前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回教问题那些属于该挺就挺呢?那就是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向心力的部分。说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很多年前我在新疆采访时，发现部分地区小学的汉语教师水平堪忧，但当地的汉语学校收费较贵，我便资助了两个孩子上汉语学校。现在有不少内地的青年志愿者到少数民族地区支教，从而使得汉语教学不再局限于收费昂贵的特殊学校，我觉得挺好，应该支持和鼓励。
我有一位老朋友，刚认识他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回民。因为他那时拍了一个佛教寺院的大型纪录片，要我帮助推广。直到有一次吃饭时，他说某个菜他不吃，统统归我，我才知道他是回民。此后，一起吃饭时，我都让他点菜。这个细节丝毫不影响我与他的关系。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所说的“该挺就挺”。
从团结的角度说，我认为应该大力宣传一个观点，即：很多回民实际上是信奉回教的汉民。汉民之间虽然也有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河南人遭受白眼，重庆人与成都人的别扭，南方人对北方人的嘲笑等现象，但都有限度，不太会激化。如果汉民信奉了回教而导致容易激化，事实上就说明回教本身有问题，说明回教中的某些方面有容易导致激化的成分。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赞成白崇禧当年的态度，他反对划分回族，坚持认为自己是信奉回教的汉民。否则的话，佛教徒、耶教徒等，是否也要划分一个释族、基督族?这就不利于团结，容易导致离心力的增加。至于维吾尔族等部分少数民族，也并非天然等于回教徒。维吾尔族以前信奉佛教的历史并不比后来信奉回教的历史短。再说，宗教自由当然应该包括不信以及改信宗教的自由。宽松、宽容的氛围是团结的重要基础。如果大家都宽松、宽容，唯独一个不宽容，带着明显的排他性、唯一的扩张性，显然是不利于团结的。
就说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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