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十九大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的宏大战略任务。这要求我国在科技创新的能力及其产业化程度、实体经济产出与资源耗费的比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绿色发展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方面，从而要求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达到和超过当代国际先进水平，并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理解，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样，乃是社会生产力和一定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系统;因此，应当把它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前面的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的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规定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体力量；他们当家作主的阶级地位，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动力源泉；他们对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动因。
二、公有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表述，也就是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证明，它是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53年至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不变价计算增加了122倍，年均增长8.2%，平均每9年翻一番;到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92403亿美元，占世界份额达到12.3%;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迈进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因此，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们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全党要努力实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重要措施。要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就必须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宪法规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在这种基础上进行。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保证。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求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社会生产力层面的目标参照往往比较明确。为此，人们往往更关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诸如加快构建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供给体系，包括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绿色低碳新动能;建设现代服务业;推进水陆空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等。这些固然都重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前提的。
党的十九大对新发展理念明确的阐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怎样理解“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怎样落实“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怎样在实践中“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唯物史观看来，关键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这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并针对农村改革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3]。
这也就是强调必须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笔者认为，只有落实这些要求，才能真正又稳又快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四、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国情特点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尤其不是国际上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现代资本主义的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从社会生产力角度看，信息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应用，正在促进生产力社会化的加速拓展。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却对此越来越不适应：
一方面，它始终没有改变私人资本的剥削本性和追求利润无限增长这种生产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也是以维护资本家阶级整体利益为前提的，这就不可能消除私人生产的自发性，从而社会再生产不可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分工比例关系的客观要求，也就势必导致各产业部门在自发的市场竞争中，盲目扩张市场供给;
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收入产生两极分化，这就势必使占人口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收入相对缩小，从而市场购买力相对缩小。而市场供给的盲目扩张和市场有购买力需求的相对缩小，必然使商品流通一般所具有的危机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顽症。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存在对抗性固有矛盾的必然表现。2008年首先在美国爆发的又一次严重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上述真理。
然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能够巩固和发展，就能够适应现代生产力社会化的加速拓展。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国民经济运动的“主动轮”[4]是自主联合的劳动者，生产目的是为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而商品流通的性质是由社会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决定的。
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就有条件利用现代信息和大数据技术，从大的方面弄清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比例关系；同时，还可以及时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反映出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变化的信息，克服主观性，从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着眼于“全国一盘棋”，对社会生产做出科学的计划调节，这就有条件使商品流通服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在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实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避免发生资本主义那样的金融经济危机，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科学发展。
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然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现代经济制度；它与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五、必须扭转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公有资本占主体地位，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的原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冲击下，一些人却淡忘了。有些人把党中央在1984年就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的指导方针束之高阁，有少数担任要职的领导干部甚至把瓦解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改制，作为改革的“攻关”方向。[6]这就导致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加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严重削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全国第二、三产业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中，2004年末，国有资本占48.1%，集体资本占7.9%，个人资本占28.0%，港澳台资本占7.3%，外国资本占8.7%。[7]2008年末，国家资本占33.4%，集体资本占3.0%，法人资本占25.5%，个人资本占22.9%，港澳台资本占6.1%，外商资本占9.1%。[8]此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再公布按企业实收资本统计的所有制结构，但是公布了2013年末全国第二、第三产业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91.5%)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按各种经济成分从业人员人数加权平均的占比计算表明，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占25.5%。[9]
不难看出，从本世纪初以来，在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比重在不断地减少，近年已经跌破了宪法规定的主体地位的底线。与此相联系，全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则呈现不良态势。国家统计局披露，反映收入差距的全国基尼系数已连续10多年超出国际安全警戒线的0.4，在0.47以上;[10]经过努力，全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2014年和2015年也仍分别在0.469和0.462。[11]同时，宏观经济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12]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1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4]。这说明，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能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维护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很可能产生颠覆性后果的。因此，必须坚决扭转公有制经济被削弱的不良态势。
如果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那么笔者认为，就是要刻不容缓振兴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振兴国有经济。建议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下决心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尽快把第二次、第二次产业中的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占比，恢复到超过50%的最低限度。[15]须知，如果不能尽快纠正公有制经济严重削弱的态势，国家就难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来能动地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就难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超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的界限，它与生产社会化形成的矛盾，将必然显示出来。这势必导致本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市场机制，转向主要为私有制经济服务，从而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作用。
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这里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基本原理，明白市场流通的供求状态，终究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私有制占了主体地位，那么，私营经济的生产自发性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各部门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失衡;私营经济造成的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有购买力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国民经济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除了通过爆发危机来暂时缓解产业结构失衡，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须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系统性金融危机，不过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失衡、收入两极分化在流通领域的集中表现。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懂得这些基本原理，总是以生意人的眼光，片面地从流通层面或产业层面来分析经济问题。殊不知，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关键性经济层面，来提出防范危机的对策，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从当前和长远的结合看，我国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朝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前进，必须坚决纠正社会生产领域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坚决振兴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6]毫无疑问，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党的执政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只有坚决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加强党的领导。而要坚决振兴公有制经济，也惟有加强党的正确领导。实现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就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因此，要坚决纠正那种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不信“马经”、信“西经”的不正常现象。可以这样说，在经济工作中容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实质是放弃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经济改革中放任某些人照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实施他们的私有化“改制”政策主张，实质就是放任助长新生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来瓦解公有制经济。从这种观点来看，加强共产党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领导，不能不伴随着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国内外的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
我们坚信，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尽快振兴公有制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注 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2]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5-02-13：http://www.stats.gov.cn/tjzs/tjbk/201502/t20150213_683631.html。
[3]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新华网2016-04-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118763826.htm。
[4]“主动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用语。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49页。
[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6]典型的就是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终于受党纪国法处理的吉林原省委书记王珉。
[7]参见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OL]，http://www.stats.gov.cn/zgjjpc/cgfb/t20051206_402294807.htm。
[8]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任务基本完成 普查取得重要成果》[OL]，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091225_402610100.htm, 2009-12-25。
[9]参见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刻不容缓》，《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年第5期;公开发表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0]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数据见《国新办举行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3/0118/index.htm。
[11]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一综合”，表1—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指标”：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ch.htm。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13]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15]何干强：《公有制经济振兴之路》[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部分内容刊登在《国家治理周刊》2017年12月第2期;后选编入《著名经济学家纵论新时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第248—252页。此为原文。【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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