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的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苏联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安全线——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东北方向的安全线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这一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这一伟大贡献。
2.历史上取得胜利而又失去胜利并为胜利所毁灭的例子，远比取得胜利并巩固胜利的案例要多。因此，最好的战略不是仅能取得胜利，而是能巩固并消化胜利成果的战略。
3.制定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目标如天女散花，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能忽视;战略制定者眼中要么全是朋友，要么都是敌人，要么到处都是危险，要么到处都是鲜花;战略无时间空间限制，或战略适用时间过长(比如千年)，空间过大(比如宇宙)，对象过泛(比如人类、动物)。这样的战略一般都因过于空泛而不可实施。
4.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并不是一个兵种，它是上至外空下至深海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向海洋的延伸。
5.如果将制海权比喻为“输液”，那么制陆权就是“吃药”，“输液”能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血液直接将药物送达病灶。血液就是人体的“海洋”。观察各关键海峡的货运量——这相当于中医的“号脉”，则可看到相关国家的“身体健康”状况。
6.地缘政治版图的对称型破碎是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以及由此产生的某种文明失传的主要原因。比较四大文明古国，最先毁灭的是位于地缘政治版图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文明;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版图的对称型破碎才使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
7.西医与中医各有优劣，二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前者长于局部，后者长于总体和生命的可持续;二者优势的极端处便是它们各自的劣势。战略亦然。
8.在残酷的国家冲突中，道德总是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而胜利总是与哲学而非道德联系在一起。
9.在外交词典中，“和平”的含义是“必须保障我方的利益”;“用一切手段寻求和平”的含义是“不惜一战”;“表示强烈抗议”的含义是“无可奈何”;“表示最强烈的抗议”的含义是“拿你真的没办法”。在有关国际争执的声明中只有反对而没有实际的阻止措施，如果不是在暗示对方我将待价而沽的话，那就反向世人透露出抗议方的无奈和无能。
10.只有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咱们工人”才能“有力量”;不然“每天每日工作忙”的结果，求来的并不是“解放”，而是为雇佣工资而从事的雇佣劳动。
11.中国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化险为夷。八国联军进来之后，中国差点被解体了，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结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升并接近统一中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已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傀儡“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出了个赳赳武夫东条英机，打了珍珠港，迫使日本两面作战，结果在中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日本全面失败，台湾回归中国。1999年，李登辉鼓吹“两国论”，结果台湾大地震，把“台独”分子震得锐气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来后又说中国是潜在的对手，结果来了个“9·11”。小布什见“红布”就冲，挥师直奔中东，并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2008年4月，西方联合起来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在奥运期间又将中国股市砸到谷底，结果到年底整个西方世界发生自1929年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其中，美国经济受伤最重。
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崛起是有天命的。
中国曾领世界文明之先。在中世纪，中国处于世界文明巅峰。近代运势西渐，从阿拉伯半岛到意大利，经西班牙到荷兰和英国，最后到美国。从20世纪末，这种运势又开始从美国向太平洋西岸移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新世纪伊始，这种移动速度与美国衰落的速度同步加快。好在中国曾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文化布局的底蕴还在，华夏文明在东亚仍在延续，毛泽东思想还在中国发展。如果在传统的基础上能够批判性地吸收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中的优秀成分，那么，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的伟大复兴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业。
12.中国的世界观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常说“事情”“事理”等，不管是“情”还是“理”，在中国人这里都得让位于现实中的“事”。不知生，焉知死，现实的总要高于天边的。天下道理，须出自“实事”，天下“致知”必先“格物”。历史上大凡有生命力的民族都是注重实事求是的民族。
13.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不成熟，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1]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
14.地缘(格局)随资源而变，资源(分配)随人缘而变。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变动是国际关系变动中的决定性要素。
15. 台湾海峡，爬是爬不过去的，得靠海军;台海统一，求是求不来的，得靠战略。
16. 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权利，那么，对于没有国家主权资格的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它没有海权。至于台湾地区目前拥有一定的海上武装力量，那只是连公司也会拥有的制海权(sea power or command of sea)，而不是海权(sea right)。
17. 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
18. 1588年，英国在海上打败西班牙并由此一跃成为海上强国的史实说明，国家海军在世界上的排名结果是由战场较量而不是由造船厂里的吨位决定的。
19.海军吨位，与国民生产总值(GNP)大小一样，只说明胖瘦，而不说明强弱。
20. 检验海军实力的终极指标，是国家连续着的海外基地的多少，而非海军航程的远近和国内船厂造船吨位的大小。
21.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历史上灭亡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有哲学而无刀子的，另一种则是有刀子而无哲学的。前者如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后者如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
22. 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
23. 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够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
24. 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是表现在台湾问题上的合法的核心利益与非法的核心利益的冲突。这两种核心利益相交，难有调和余地。就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不久即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回答他提出的“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可能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2]
25. 国家成长与人的成长一样，儿时都有穿“开裆裤”时的幼稚期，但其中有的人和西方有的国家在长大后就四处说他们打小就没穿过“开裆裤”，并告诉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成长之初穿“开裆裤”是不文明的，不文明是不能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真信了这些鬼话，其结果就可想而知。
26.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事件在其中也会反复再现。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脑屈尊在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与普京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谈判[3]——其间被排斥在外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一定有了1938年9月被排斥在慕尼黑会议之外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无奈等候祖国任由大国宰割的屈辱感受，而2月15日法德俄乌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则是欧洲大国以牺牲乌克兰甚至英美的利益为代价与俄罗斯达成的妥协。与20世纪初曾全力投靠并依赖欧洲的捷克和波兰被欧洲大国出卖的命运一样，21世纪初全力投靠并依赖欧盟的乌克兰也就这样被欧洲出卖了。这样的结果对苏联解体后齐刷刷地转入欧盟的东欧影响是深刻的：它势必勾起那里的人民对18世纪波兰三次被欧洲强国瓜分[4]、20世纪捷克及波兰被欧洲列强瓜分的痛苦回忆。出卖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今后东欧在被欧洲大国反复出卖后转向俄罗斯的趋势将会持续加强。
27. 世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无论如何离不开世界治理。而世界治理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基于所有国家权利的绝对平等。事实上，权利平等和实力平等是两回事，权利是受实力制约的。马克思解释得完全正确，他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只有有实力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才能对世界担起更多的责任并在事实上获得更多的权力。马克思说：“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
28. 一道万里长城抵不住一个吴三桂。
29. 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真功夫。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受力时间则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样。
30. 自编笑话一则：“体制问题”
有患痔者问病于医，答曰：体制问题。再及祛病之道，答曰：直立出痔，如不自杀，唯爬行而无他途。后患者爬如蛇，走如狗，未敢直立也。然病不祛，复问计于医。答曰：祖宗直立，盖遗传基因也。后患者天天爬往坟地，刨坟头，骂祖宗。某日遇狼，因不敢直立而战终为狼噬于野。
人闻而笑曰：其痴俄人如戈尔巴乔夫、盖达尔之辈，国人如污蔑中国革命的“公知”之流也。
31.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了农民问题，但对策却十分不同：蒋介石在农村搞“新生活运动”[6]，毛泽东则搞土改;蒋介石给农民送去的是“糖”和洋货，毛泽东则给农民送去土地和枪;蒋介石给农民输“血”，毛泽东则帮着农民造“血”。农民有了生产资料就有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就能自主劳动。毛泽东由此建立了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也在台湾搞土改，送农民以土地，并由此在台湾立住了脚。
32. 历史反复表明，大规模财富的国际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7]马克思还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
33. 当代中国军人要有“两个大局”[9]的意识和战略眼光。今天中国经济已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军人也应该走出去。闺女嫁出去了受欺负，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华人华侨的“娘家”就是中国，中国要成为世界全体华人信心的支撑点。国家有事，当年的苏联军人和现在的美国军人先展开世界地图，从世界政治的变动分析国家政治，我们中国军人也会有这么一天。
34. 宣传战的最高境界是用对手的嘴说我们的话。
35. 软实力研究的底线是不能软得没有实力。软实力研究不能软到“发嗲”的程度。发嗲就让人瞧不起。有人拿今天的中国跟新加坡比，绝对不行，那是两回事。新加坡能“发嗲”，中国则不能：五大三粗的，发嗲是没人信的。
36. “损有余而补不足”似乎是上帝对人类的照顾。离大海最远的俄罗斯得到了世界最大的陆地版图的补偿。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在于它拥有巨大的黑土地的同时又做着蓝海的梦。
37. 喜光晕血，乃为政大忌。
38. 血抽得过多了人就会发抖，石油抽得过多了地球也要颤抖。
39. 国事如家事，若要求事事透明——如没有特别的目的——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必须透明，但还有更多的事情，一透明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这样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两口子吵架，一定要将家里伤心事放在大庭广众中“晒晒”，那么家人的感情肯定就被“晒”完了;底部尽是烂泥的西湖要是放在阳光下“晒晒”，那杭州就没有人去了;人体要是透明了，那么气管以下的体内腑脏就不能保留，这样选美大赛就搞不下去了;尼克松与中国结盟的想法如先放到国会“在阳光下运作”，那中美关系可能现在还在冷战之中;与玫瑰花三天两头要连根拔起在阳光下晒晒的结果一样，戈尔巴乔夫搞政治“公开化”，将党内矛盾和历史上的问题全拿出来“晒晒”，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家事也如人事。许多很有成就的人——比如卢梭——在青年时也做过一些不恰当的事，但他后来在自己成长过程中认识、忏悔并自我改正了这些错误。如果这些事在当时也被拿出来“晒晒”，这个人很可能就被毁了。而毁掉卢梭这样的思想家，那才是人类的悲哀。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反腐败口号排山倒海，反腐标准越提越高，以致最后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不得不由拿破仑•波拿巴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10]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40. 在宪法范围内，尽可能地包容并善意留给公民或国家领导人一定的认识和调整失误的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民族的民主素养成熟的表现;同样，能够理解和支持敢于顶住舆论压力的领袖，让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比如毛泽东挥师过江统一中国的1949年——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放手一搏，并愿意为此付出相应的牺牲，也是这个民族的民主素养成熟的表现。
黑格尔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黑格尔还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11]
41.用放大青春痘病理的方法否定青春，是目前一些“伤痕文学”的惯用套路。1949年以来，中国的问题是青春痘问题，西方的问题是癌变问题，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问题混淆甚至有意颠倒，是隐藏在这类作品中的黑线，其心不良。
42. 现在媒体常说“让人民更有尊严”，但尊严问题本质上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财富”即钱的问题，劳动者尊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归属于劳动者集体的所有制。拥有生产资料从而能自主劳动的人才能有尊严。没有生产资料，人的活动就不能形成劳动，这时的人只是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劳动力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就可以形成为自己生活而开展的劳动，这时的人才可称为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力，这样的人民才可能是有尊严的，而人民没有尊严的社会是很难长治久安的。
43. 今日的惠民政策不能只集中于分配领域，而应集中于生产领域;不能只送给农民工人生产的结果即产品，比如电冰箱之类的东西，而要送去生产的原因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市场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最直接结合，才能最充分地焕发出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即劳动者身上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的高低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紧密程度成正比。一部中国革命斗争史，就是劳动者寻求与生产资料直接而非间接结合的历史。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直接将土地交到农民手中，而国民党则给农民和士兵以银元;共产党的士兵为保卫家中的土地而战，国民党的士兵则为大洋、金条而战，结果共产党赢得了天下;国民党痛定思痛，到台湾后，一改在分配领域“好施小惠”的办法，从生产资料入手，搞土改并由此在台湾立住了脚。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垄断了市场的条件下，毛泽东送给工人农民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人民支持并由此成功;邓小平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率先将市场让渡给农民和农业，这样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功。
44. 中国与欧美国家不同。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欧美有从南方国家剥削而来的世界资源和财富回流以弥补本国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所以他们那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他们那里的问题。中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分配条件，所以，它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东方国家在没有世界财富回流的条件下共产党如何获得人民支持的学说。从生产资料领域而不是从分配领域入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比较而言，列宁主义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它也更接近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45.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消费的概念，它更是一个生产的概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农民不仅是消费者，他们更是生产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表明，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和市场，其身份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社会动荡乃至社会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只在分配领域谈论“公平正义”还是不够的，毛泽东批评这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2]。只有巩固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和市场中的主体(主人翁)地位，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在东家和长工之间，“公平正义”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于消灭造成长工身份的经济原因。世上鲜有长工因提高了工资待遇就在雇主面前有“尊严”的事。
46.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国家震荡及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法、德、俄这几段历史的经验，今天中国人应予以注意。
47. 资本的死穴是革命。
48. 《红楼梦》是一部通过家族兴衰折射王朝兴衰的历史小说。毛泽东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13]毛泽东还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14]2010年5月7日，朝鲜歌剧《红楼梦》在北京电视台剧场举行访华演出[15]，似乎是在善意地提示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忘记世界上还存在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要忘记社会主义苏联倾覆的教训。
49. 气候变暖以及北极解冻属于未来学意义上的推测，其可能引起的变化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不能低估。
北极解冻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诞生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为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北极解冻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从积极方面看，北极解冻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变化将使俄国乃至日本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增大，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日益增强，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础。而北极航道通航时间日益延长，将提高白令海峡的战略地位，这迫使日本、俄国和美国的外交更加聚焦以白令海峡为中心的白令海区，中国成了日本的“后方”，美国在不放弃南海线路的前提下，如果国力不再衰落，将需要腾出相当的精力从南海线路移至白令海线路。届时台湾在美国、日本等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东部安全边界就会进一步向东拓展，届时——台湾可能已经回归中国，如果没有——台海统一及南海问题解决的条件将更加成熟。这是有利的方面。
从不利方面说，气温上升也导致中国海平面的抬升，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平均升高幅度均为80～130mm。”[16]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 000km，但海岸带海拔高度普遍较低，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周边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学者推测：海平面上升100cm，长江三角洲海拔2cm以下的1500km²的低洼地将受到严重影响或淹没;海平面上升30cm，渤海湾西岸可能的淹没面积将达10 000km ²，天津全市泛滥面积将占全市面积的44%，其中塘沽、汉沽被淹面积达100%。[17]
海平面上升至极端水位时，将对中国东部沿海经济“黄金地带”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再考虑到在这一地带分布比较广泛的核电生产，那这种打击就不仅仅限制在经济层面，在生态和社会稳定方面造成的灾难更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以日本“3·11”大地震为场景，那这只是未来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东部沿岸造成灾难的冰山一角，届时历史将再现《淮南子》中描述的“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的场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本身可以拥有面积从领海至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各类海域。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 000km，面积大于500m²的所属岛屿超过600个，其岛屿海岸线超过14 000km。我国主张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km²。同时，我国拥有面积不足500m²的岛屿一万多个。海平面上升后由这些岛屿产生的专属经济区及连带主权利益，将大为受损。与此相应，在相关海域的国际岛屿之争也日趋激烈。在海平面上升的场景中，我国东部特别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江苏浙北沿岸地带的陆地沿海线大面积西退，与此相应，中国东部海域则大面积扩大。海水向中国中原腹地入浸至北京附近，以泰山为中心，山东可为海水包围并成孤岛。这些将导致中国东部海域纵深加大，并对中国海防造成极为巨大的压力。届时，中国海上协调力量必须相应地加强和扩大、海军军种的比例在目前军事改革中必须做相应的提升。如此一来，重新认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线”布局，大幅提升西北、西南的军工装备生产能力，在沿海一线为海水突破后，西北尤其是西南军事能力的托底作用将尤显迫切。
50. 国家军力比较的要义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运用的环境及新技术与这种环境的切合程度。而运用技术环境的能力优劣则是古今战争成败的关键。
注释：
[1][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2页。
[3]2015年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行了约5小时闭门会谈，就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展开磋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说，与会各方进行了“建设性、内容丰富的实质性会谈”。他表示，根据德法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议，目前俄德法三方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实施明斯克协议的文件，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建议和普京的建议，这份文件随后将交给乌克兰冲突所有相关方。《俄德法领导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晤》，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2/5637849.html。
[4]1772年5月，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波兰丧失了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波兰成为俄、普、奥的保护国。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经第二次瓜分，波兰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士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俄国吞并了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把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布格河一线，共12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奥地利占领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和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共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普鲁士夺得其余的西部地区、华沙、其余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共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国家灭亡了。
[5][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6]“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举办各种如升降旗礼、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活动，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开展如识字、禁烟、禁毒等运动。但由于它不触动产生中国落后生活方式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加上对新生活运动的过度宣传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其间出现许多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随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新生活运动”遂成一场闹剧。
[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9]“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10]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在他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宣布新宪法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转引自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11][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4页。
[12]《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13]转引自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5页。
[14]转引自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05页。
[15]《朝鲜歌剧〈红楼梦〉在京演出》，2010年5月8日《中国文化报》，http://epaper.ccdy.cn/html/2010-05/08/content_4802.htm。
[16]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对策——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17]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评估及其适应对策——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领域》，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节选自《战略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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