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年(201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40周年，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于开创美好未来，十分必要。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开创的科学思维方法——唯物史观。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力求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梳理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此文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高翔主编:《社会科学蓝皮书》，Ⅱ，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页～52页)。考虑到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对当前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要，现不揣冒昧，将此文授权察网网络首发，以抛砖引玉，敬希读者不吝指正。本文是《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的第一部分。本节标题原为“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提问”。】
（一）中国道路的探讨源自新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中国道路是对新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比喻性的概念。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道路成为全世界议论的热点。它与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等，具有许多相似的含义;但是更注重新中国的历史时空进程及其巨大变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中国，满目疮痍，几乎没有重工业，轻工业只有少数纺织厂，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挂了“洋”字。1949年，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人均寿命只有35岁。[②]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16%，欧洲12国的18.6%，西欧诸国的17.1%，拉丁美洲的56.6%，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4%。[③] 而到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④]每五天创造的经济总量，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宇航高端技术的国家行列，被称之为“亚洲的新领头羊”、“世界经济的新引擎”。[⑤]从1952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8%左右。[⑥]在2007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虽受到影响，但是2007年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的速度仍分别达到11.4%、9.0%和9.1%，[⑦]这被誉为经济“奇迹”。
新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又与世界经济的衰退状态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自然会引发人们探讨中国道路的兴趣。
（二）中国道路的解释必定会有分歧
不言而喻，人们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是从新中国60年发展过程取得的伟大成果开始的。也就是说，这种思索“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⑧]。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或理论概括产生分歧。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中国发展的历程是客观的，但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现象形态与本质联系，同任何事物一样，两者并不会一致，某些表面现象常常掩盖深层的本质联系，某些假象甚至扭曲发展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外是外部客观的经济现象在具有不同世界观、历史观，从而在具有不同思维方法的人头脑中加工的产物，这种头脑加工厂的差异或对立，也必然导致对中国道路理解的分歧。这就是说，尽管人们都看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巨大变化的同样结果，但是，对其内涵、原因、现象、前景等方面的认识，却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或解释;由此必然做出对中国道路不同的理论概括。这又必定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道路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判断。
（三）对某些理论观点的学术提问
目前学界研讨中国道路，有的注重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总结历史经验，有的着眼于国际比较，有的从现状出发研究未来发展的战略，有的探讨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多视角的研究，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是，也有一些颇有影响的观点，值得商榷，主要有以下方面。
1.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一种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道路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道路，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种概括包含部分真理，因为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确存在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走向工业化、信息化的一般趋势。马克思也有过“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⑨]这样的表述。但是，这种一般趋势毕竟是从生产力视角对社会发展的抽象，只能说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共性，而现实的生产力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撇开生产关系来谈中国道路，就缺乏现实性。对此有必要发问，中国道路是否包括生产关系的内容? 在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上，另一种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的发展是“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与自然经济对立的社会分工制度(本文下面将具体阐述)，那么这种概括也包含部分真理。但是，社会分工制度的转变所涉及的毕竟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流通层面，而要阐明中国道路，就不能撇开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分配关系等层面。因此，对这种看法有必要发问，您所讲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脱离任何所有制基础的吗?
2.关于中国创造奇迹的原因。这是研讨的重点。有人依据中国经济市场化、私有化“改制”的实证资料，认为总结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经验，“华盛顿共识”是一个可利用的分析框架。[⑩]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次会议上形成、后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采纳，制定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政府非调控化。[11] 简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奇迹”应归功于私有化“改制”。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的推理必定是，中国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美国未来学家约瑟夫·奈就持这种观点。他是称赞“中国奇迹”的;但是当有人问他：“你认为所有的国企都应该私有化吗?”他只说了两个字：“是的”。[12] 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都造成灾难性后果，难道在中国却能创造奇迹?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自始就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难道中国道路的奇迹与此无关?
3.关于中国发展中出现新问题的解释。这是讨论的热点。近些年中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劳资矛盾凸显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社会问题。对于这种现象，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一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撑，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达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又重新趋于平等，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这种理论又被进一步扩大到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认为，在这种过渡阶段，犯罪率等不良社会现象必然增加，而以后会趋于好转。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目前中国出现的人民群众不满意、不高兴的问题，就成了有理由存在、现阶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实，“倒U型”假说是对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归纳出来的现象;已有经济学家指出，“倒U型”假说缺乏普遍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支持，[13] 因此，对这种解释必须提出，能否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经历扩大为各国的一般规律?实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中国是否也必定离不开“倒U型”曲线的发展轨迹?
4.关于中国道路追求的目标。这又是一个研讨的重点。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2004年发表《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发展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是“(社会)公平”和“(自主技术)创新”;中国有学者认为，在弄清这两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战略模式。[14] 简言之，主张把雷默的“公平”和“创新”理念作为中国道路追求的目标，不过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种主张与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美国学者阿瑟·奥肯的“效率平等替换论”有相似之处，奥肯认为，追求市场机制的效率与追求个人收入均等化这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15]不同之处是把“市场机制”换成了“(自主技术)创新”。强调今后要重视自主创新，这无疑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公平”毕竟是抽象的社会关系范畴，把它作为发展目标，立刻就带来一个问题，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资产阶级也主张“公平”，而实际上“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16] 难道可以把资产阶级公平作为中国发展追求的目标?
（四）理论概括的差异体现出历史观的差异
上述对某些理论观点的学术提问，表现出双方对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中国发展的经济方面)认识上的重大分歧。在这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中，有的只看到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层面，具有片面性;有的只看到生产关系的流通层面，具有表面性;有的把私有制当作中国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无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在中国发展中起基础作用和支柱作用的事实，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的用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出现的新问题，具有思想方法的静止性。它们回避了：中国处在何种历史方位或人类社会发展的何种历史阶段?谁是中国道路行进的主体或“主动轮”?中国道路是否存在客观必然性?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存在何种联系?中国社会主体怎样才能正确把握未来道路走向这一系列问题。可见，这些观点对中国发展的认识，都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唯心史观及其思想方法的印记。从这些提问和本文下面论述，读者不难看出，以上对这些观点的商榷性提问，依据的正是与之相对立的唯物史观及其思想方法。
这里，笔者不禁要回顾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这篇脍炙人口的论文中，他依据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实，深刻地批判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指出，是中国人民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才“改换了方向”，“最后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7] 今天，我们要科学地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坚定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最根本的思想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观。
* 本文载于高翔主编: 社会科学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Ⅱ，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页～52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第60页。
[②]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530页。
[③]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前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9页;转引自宗寒：《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第27页。
[④] 参见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下)》2009年09月29日00:00 来源：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0135370.html。
[⑤] 参见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上)》2009年09月27日06:15 来源：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0121836.html。
[⑥] 何干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⑦] 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outline.jsp)和国家统计局关于2009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修订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00702_402654527.htm)。
[⑧]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3页。
[⑨]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87页。
[⑩] 楼继伟认为，“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参见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江海学刊》，20101.123～129)，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第74页。
[11] 参见吴易风：《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4～315页。
[12]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第5页。这本书封底内页的作者介绍说：“他最富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的”。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张，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人们关注。
[13] 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8页;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14] 参见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江海学刊》，20101.123～129)，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第70～71页、第75页。
[15][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38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9～1516页。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本文节选自《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第一部分，本节标题原为“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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