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诞辰200年了。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博览群书，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创立了科学的学说，同时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人民的解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他的一生，既是科学家的一生，又是革命家的一生。马克思留给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经问世，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世界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出现了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取得胜利，敌对势力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工人运动引导到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向上去。第二国际就是这样干的。列宁花了很大精力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现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需要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有按历史阶段划分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有人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次生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现生态马克思主义，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次生态马克思主义都过时了，不管用了，只有现生态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问题，才管用。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当作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了，有的马克思主义管用，有的马克思主义不管用了。有人换一种说法，他们说，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东西，说法不大一样，有人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的思想，有人把毛泽东思想也包括在内，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不管用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和研究现代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末一位理论家甚至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作为座标，作为判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符合邓小平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都过时了，不足为训。例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过时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座标论”。炮制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赞扬“现代马克思主义”，贬低、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中国的具体实现，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关。
有按世纪划分的马克思主义，有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任务是研究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阶段性，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出现的，而不是人为地按世记划分的，谁都说不清楚马克思主义按世纪划分的特点什么，说不清楚19世纪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也说不清楚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它在中国是什么、同上世纪有什么区别，在其他国家又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可以讲，进入21世纪，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现象，马克思主义应该研究这些新现象，但不能说有一个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19世纪、20世纪、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还有的是按地区、国别来划分马克思主义。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有一个提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批评了这一提法，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王明的提法，“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达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是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越一定的范围。”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他形象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他不赞成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强调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①]他在另一场合还明确提出，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认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也不赞成“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而强调“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他多次反对把毛泽东的名字同马恩列斯并列，指出“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②]
近年来还有人按国别来讲马克思主义。例如有学者提出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说什么“苏马非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即苏联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他的任务是批判“苏马”，正本清源，寻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更换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不来从政治上批判这种错误观点，仅仅提出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有没有苏联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这几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没有国别的区别。承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是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基本原理来说，不能说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别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顺便说一下，要说“苏马非马”，必须讲清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怎么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凭苏联解体这个事实，论证不了“苏马非马”。苏联解体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错误，不是因为“苏马非马”。
还有各色各样的研究具体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例如研究生态问题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与思维关系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比较多。
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面对着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该怎么看呢?这就涉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是一个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③]不是自己说是马克思主义就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了，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赞成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甚至反对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尽管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把马克思主义喊得震天响，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是能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例如，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口头上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天下绝没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既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过时，也不会由于国情不同而失效，更不是有对有错。所以，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没有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是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它必须落实到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各国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能为每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各个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本国实际情况下的具体实现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是每一个国家共产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一样。然而这种不一样，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几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结合当时具体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严格区分开来。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的时候给德文版写了个序言。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④]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真理决不会过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领域我们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各种论断的汇集。如果抛弃、否定了其中一个论断，其他论断就会随之被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系也就瓦解了。形象地说，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扔掉一个，其他还在;它们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按照理论逻辑推论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否定。举一个例子。本世纪初，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有人提出不仅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创造价值，主张要素价值论。好像否定劳动价值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似的。殊不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就没有了依据，而没有剩余价值学说，就解释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看不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据。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瓦解了。回过头来看，那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有着原则的意义，决不是孤立的某个学术观点的争论。坚持劳动价值论，我们才有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才有可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不能随意地说，马克思主义某个基本原理是错误的，或过时了，更不能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当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那会毁灭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解决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离开具体国情，离开革命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只是空洞的原则，一点用处也没有。它好比一把好箭，但老拿在手上把玩，不向“的”射出去，岂不是毫无用处了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革命斗争所处的条件不一样，因此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必然也是不一样的，在英国与在法国不一样，在法国与在德国不一样，在德国又与俄国不一样，照搬别国模式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说要挑马克思的错，否定某些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得出新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里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具体结论上，需要发展。有人根据《宣言》德文版序言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有错误，需要修正。这显然是歪曲。他们是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混淆起来了。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过时，或者它有对有错，需要改变或废除某些基本原理，才能发展，才是创新，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不断发展、创新。这种创新、发展，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新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未变，变化的只是它的具体实现形式。
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是怎么论述这个问题的。1959年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就有关马列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谈话。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时，加了一个概括谈话内容的标题：“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这一谈话，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他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中国革命有许多独特的做法，但毛泽东强调;“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⑤]
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就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确定了一个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普遍真理，不能动摇，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么在中国实现，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指出，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他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根子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毛泽东强调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缺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请马、恩、列、斯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历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我们的根本。他多次开列经典著作的书目，规定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阅读。这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的含义。
1956年，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几个基本观点。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把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不坚持共同规律，不坚持十月革命道路，那是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结合本民族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共同规律在本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不讲民族特点，那是教条主义，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指出“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这是因为，十月革命道路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普遍规律，只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同时，他肯定教科书的这一提法，即“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认为“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⑦]
从上面我们引用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会过时(“至今未变”)，始终管用，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我们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搞改革，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违背了，就会失败。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般规律在中国怎么实现，需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脱离中国的国情，这一般原理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毛泽东始终抓两头，一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头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两者相结合，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两头缺一不可。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不要老想着创立什么新的马克思主义，但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也应该这样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具体国情(首先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还是两头，一头是马克思主义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另一头是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一不可。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在中国的条件下具体怎么实现，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则具有中国特色。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问，一颗树，把它的根子刨掉了，它还能活吗?一条河，把它的源头堵死了，没了水，它还能成一条河吗?这是常识。
今天我们强调这一基本常识是完全必要的。在理论界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讲、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现象。一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专家说，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是多样化，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还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与民主社会主义并列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我们姑且不论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根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了，仿佛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似的。实际上，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办法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仿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管用。有一位著名理论家说，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例如，他们通过否定《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论断，来解释我们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好像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结论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结合制定出来的。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发展又不平衡，许多地区、部门的生产力还不具有社会性质，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还不能一下子消灭私有制，非公有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提供产品等方面还有积极作用，因此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引申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我们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消灭私有制。这是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但消灭私有制要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为此创造物质条件，逐步实现。我们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的。
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确理解和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研究、处理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会改变的(“至今未变”)，不会过时，不是有对有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也是一致的。因此，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应该结合具体时代的特点、具体国家的国情进行探索，因而具体结论具有多样性，但这不能说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轻易地说什么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要臆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针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这就叫发展马克思主义。
顺便说一下马克思主义流派问题。经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流派，不要搞成一条线，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他们把这称之为“垄断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竭力为伯恩斯坦翻案，说列宁批判伯恩斯坦是叛徒，这批过头了，伯恩斯坦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这听起来就感到十分荒谬：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么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呢?这就像说共产党的叛徒，背叛了党，但还是共产党员一样荒唐。
我不大赞成马克思主义有不同流派的提法。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层次上，只有两大派：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不同派别，没有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应该不一样，不可能千树一形、千人一面。在这一层次上，还可以勉强谈论流派问题。但仅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的不同。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6—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8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版。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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