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我对当代中国电影批评比较多，有人说我就知道批判，对什么电影都不满意。
其实不然，我非常希望中国电影人能拍出好电影，对优秀影片，也不会吝啬赞美之词。比如《钢的琴》、《暴雪将至》、《引爆者》、《缝纫机乐队》等，我都给了很高评价。
《我不是药神》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电影，可以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这部电影带给人们的思考和希望，远胜于刘震云、冯小刚的新写实主义电影《手机》、《我不是潘金莲》等等。
2015年上映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也触碰到了当代人在身患绝症后无助与绝望这一痛点，只是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做了柔化处理，使之看上去更像一部情感剧。
《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很简单：
上海小市民程勇，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印度神油店，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后来因为某种机缘，通过走私印度仿制的廉价抗肿瘤药物“格列宁”，进入了一批白血病患者的生活，最终获得人生升华。
二
程勇本是一个惟利是图，脾气暴躁的小人物，为什么会走到“宁可坐牢也要帮助病人”的地步?
在影片中，程勇经历了两次转折。
第一次，他意识到走私“假药”的危险，拒绝了患者吕受益要他去印度走私“格列宁”的请求。但他自己很快陷入困境：患了脑血管瘤的父亲急需手术，然而他连小店的房租都付不起，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手术费，同时还在和前妻争夺儿子的监护权，这也需要钱。
万般无奈之下，他就答应了吕受益。
第二次，他因受到了另一个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胁，担心会坐牢，于是洗手不干了。一年后，当他成功转型为企业家时，吕受益的妻子找上门来，告诉他吕受益无法忍受病痛折磨，已经自杀(未遂)。
程勇去看望了病床上的吕受益，目睹了吕受益的巨大痛苦之后，决心再作冯妇。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升华了。和第一次“下海”时只为赚钱不同，不仅一分钱不赚，反而在不能直接从印度制药厂买药的情况下，自己倒贴钱按零售价每瓶2000元购进，500元卖给病人，“就算我还给他们吧！”
这两次转折，从逻辑上说，都比较可信。
程勇当然不是什么高尚的人，但却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第一次“下海”之后，在和吕受益、刘牧师、思慧、黄毛等人的“共事”中，确立了“勇哥”的地位，找到了受人尊重的感觉，虽然他一直端着，不肯轻易暴露自己的感情，但对此是十分珍视的。
有一个细节，说明程勇真正重视的是什么——
他送靠在舞厅跳钢管舞赚钱为白血病女儿治病的思慧回家，思慧已经答应和他上床了。程勇看到了被惊醒的思慧女儿，忽然意识到，思慧并不是真的爱上了他，而是为了女儿才这样做的，他不愿因片刻欢娱而失去思慧的尊重，所以最终还是起身离去了。
程勇第一次下海，是为了救父亲;第二次下海，则是为了救吕受益、思慧、黄毛等已经和他建立了感情的人。
动机可信，人物就立得住。
《我不是药神》中，还有一些片段也令人印象深刻。
生病后为了不拖累家庭而离家出走的黄毛，给程勇干活抵了抢药的钱，准备离开。程勇叫他留下，还给了他钱和药，黄毛眼里噙满了泪水。程勇让他说谢谢，他压着嗓子挤出一句“谢谢”;再问他“谢谁啊?”，他又压着嗓子挤出“勇哥”。
人一旦习惯了周围的恶意，并且为抵抗恶意装备了坚硬的心理盔甲，在接受关怀时反而不知所措。
黄毛的那个眼神里有太多的内容，让人五味杂陈。
为了这点善意和温暖，黄毛就像荆轲报答燕太子丹的那样，在最后时刻为保护程勇慷慨赴死。
仗义每多屠狗辈，穷人总是最看重道德的，滴水之恩，就会涌泉相报。
那一刻，我没有哭，只是像黄毛那样眼睛里噙住了泪水。
冒充院士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肥头大耳，一脸奸诈的样子，是影片中最让人讨厌的人。但被警察抓获后，预审警官告诉他“越早招供越可能减刑”，他向警察要了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我以为他会供出程勇，没想到他却放肆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我不知道”。
一个原本可恶的假药贩子，因为卖了可以救命的“假药”真的救了人，“没有一千也五百吧”，居然获得足以对抗警察的心理优势，可见善举会赋予人们多么强大的力量！
听到他的笑声，我忽然也有些感动。
三
当然，《我不是药神》之所以是一部优秀电影，还不是因为表现了“人性”，而是因为揭示了一个事实。
在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前史的国家里，这个事实本来是一个应该尽人皆知的的常识，但在今天的主流话语中却被遮蔽的严严实实。
这个事实就是——
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异化的反对大多数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人不再是人，生命权不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人只有在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有生存权，人的健康和生命都只能在满足利润需要的前提下才值得保护。
影片中，这一逻辑被表现得清清楚楚——
白血病人必须吃“格列宁”才能活;
这种药的技术已经成熟;
生产这种药的成本不会超过500元;
除非你能拿出4万元;
否则你根本没资格吃这种药;
你死还是不死跟跨国药企没关系!
这不是一种异化吗?技术、知识（以知识产权的方式体现出来）都应该服务人类，不是吗?但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机制下，这些都成了少数人、少数国家压榨、控制多数人、多数国家的武器，成了少数人以多数人为鱼肉的“刀俎”。
这样一种事实，难道不是触目惊心？足够荒诞吗？
沉默已久的著名司机韩寒，似乎出于某种本能，跳出来说了一番大意是这样的话：如果不让药企赚钱，则药企就没有动力研发新药。
这似乎是说，你如果不让资本这头怪兽吃人，它就不能救你！
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1972年，屠呦呦率领的攻关组发现了青蒿素，这和追逐的利润的动机毫无关系。
屠呦呦们的动机只有一个，找到治疗疟疾的新药，帮助人民解除病痛。
她们的成就，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无偿地使用到临床治疗中去了。
屠呦呦证明：不吃人，完全可以救人！
还有，五十年代普遍存在于南方水乡的血吸虫病，并没有成为药企和医生发财的机会，对血吸虫病的治疗，一开始是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的，后来是完全免费的。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药物就是用来给人治病的，粮食就是给人吃的，不会因为利润的理由拒绝治病救人。
只要能够超出资本主义“利润第一”的狭隘眼光，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会真正技术和知识的主人，让技术和知识为人类自身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会成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工具。
四
影片最后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似乎抗癌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其实大家都明白，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异化机制，就不能改变大多数人被奴役、被榨取的命运——这一点在房地产行业甚至可以看得更清楚。
影片中，警方和跨国药企的关系就更耐人寻味了。
警方查处假药的执法行动，其实已经和“保护人民利益”无关，而只和保护跨国药企的利益有关。
警方的成功破案，只能导致更多贫困患者的迅速死亡。
这一荒诞和错位是如此明显，无法掩饰，以至于使良心未泯的曹警官拒绝执行命令，最终放弃了侦查行动。也使假药贩子张长林觉得自己比警察更高尚，已成阶下之囚的他还敢藐视警察。
这里，我没有任何指责警方的意思。警察是无辜的，这种形格势禁的“机制”是他们无法抗拒的。
但警方的尴尬，却让我们蓦然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尴尬的事实——
加入WTO的含义，“与国际接轨”的含义，保护知识产权的含义，其实就是一句话：“资本利益优先!”
五
影片到了最后，被押解服刑的程勇，在囚车中看到了无数病人在路边送他。
这是一个向《辛德勒名单》致敬的镜头。但正如辛德勒救不了犹太人那样，程勇这样的“好人”也救不了被资本奴役的亿万人。
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恢复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毋庸置疑的生存权，我们需要跳出资本主义固有的思维框架，另辟蹊径。
今天，仍然只有革命导师的话能够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发——
马克思说：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并因而成为类的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实现。
恩格斯说：只有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分散的原子那样无意识地进行生产，才能终止一切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
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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