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让子弹飞》中，当冒充县长的“麻匪”张麻子一行人，骑着白马来到鹅城城门的时候，鹅城的商民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汤师爷”掏出了委任状大声宣读：“兹委任马邦德为鹅城县长……”
看到这里，我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
对，至少应该和前任县长有一个交接仪式，无论前任县长是升迁、是调离还是被免职，他都应该在场，但他却始终没有露面，这意味着在张麻子到来之前，鹅城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由恶霸黄四郎在实际上统治着。
后来的情节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前面的四任县长都被黄四郎豢养的假张麻子在路上给杀掉了，“鹅城凶险”，从此没有人再敢来当县长。
汤师爷拿出的委任状上落款的日期是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为什么会爆发?
就是因为梁启超从欧洲发回了一封电报，通报了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消息，第二天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山东亡矣”，激起了北京爱国学生的愤怒并走上街头。
当其时也，中国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遭受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
民国政府派出的代表虽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却不能阻挡日本强行把山东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就是辛亥革命胜利8年后的中国：
对内，民国政府无法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法律秩序，连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都不能向自己的国民提供;
对外，则无力维护最基本的国家政权和民族尊严。
辛亥革命赶走了一个皇帝，换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和无数土皇帝的野蛮统治，难怪连孙中山自己都会感到失望，叹息“共和肇始以来，一无所成”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这些年来，国内一些自由派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多余的，要是能够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袁世凯、隆裕太后、溥仪、摄政王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搞宪@政该多好啊!
袁伟时教授有言：我们要完成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竞事业!
这样的志向令人发噱，让人疑心这是老年痴呆症的某种病状。
在这些学者看来，革命似乎是他们的应召女郎，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在我看来，革命却如同季节的轮换一样，如果她要降临，那就谁都拦不住——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不能拒绝冬天的到来，当然也不能阻挡春天的脚步。
辛亥革命的尴尬在于它的不彻底，而并非不应该来——这是和自由派学者的最大区别。
比如冬天来了，它应该是漫天飞雪，冻死苍蝇和细菌;但结果却是一个温吞吞的暖冬，反而造成了疾病丛生，这才是问题。
先说什么是革命。
革命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铲除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的特征就在于它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还在继续攫取更多的资源。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扩张，使得社会中的多数人口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打个比方说：相对于一个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相当于人身体上的肿瘤，不动手术切除，则全身的养分都会被其吸走，人就只能衰竭而亡。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这些年来不断被一些人所诋毁，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一点：农民革命纵有千般不是，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摧毁了既得利益集团，便得社会能够继续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农民革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毫不过分的，中国古代所以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所以能够绵延至今，农民革命厥功至伟。
同样道理，新中国的前30年尽管历经曲折，但有一点却是非常伟大的：那就是它有效地抑制了利益集团的生长，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那么，辛亥革命前后盘踞在中国的利益集团主要有那些呢?
头号利益集团当然是西方列强，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乃至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比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居然要中国赔偿四万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赔一两;
次一号的利益集团就是军阀，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通常用苛捐杂税加暴力掠夺以及武装走私、贩毒的方式汲取资源，如同《让子弹飞》中汤师爷中的一句台词：他们把税都预征到2010年了;
再小一号的利益集团就是黄四郎之类的恶霸，以及农村的土豪劣绅。他们依附于军阀(比如，黄四郎就是“刘都统”的一条腿)，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辛亥革命如果想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的话，那就应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但辛亥革命却不去触动这三大利益集团的利益，革命的领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象征性的目标——清廷!
当然，清廷是应该被打倒的，因为清廷曾经是一个最大的利益集团，但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利益集团其实已经被其他利益集团给蚀空了。
对外，它完全堕落成了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它也蜕变成了军阀利益的代理人，比如清廷每年要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提供大笔军费，但却根本指挥不动它。
清廷宣布退位的时候，民国开出的清室优待条例，不过每年400万元——400万元，就是清廷这个利益集团当时的价格，只够给慈禧太后办一次丧事。
所以，推翻清廷仅仅是革命的序幕或者说是前奏曲，宣统皇帝退位，意味着革命才刚刚开始，但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幼稚。
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时，曾不无天真地表示：现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均已实现，今后主要是解决民生问题了。他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如果不体现在打倒列强，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民权主义如果不体现为打倒军阀和恶霸，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取代清廷的民国政府，就不能不同样成为列强、军阀和恶霸的代理人，或者奴婢——民国还没有成功，就已经失败了。
现在一些学者一提起宋教仁就忍不住珠泪涟涟，顿足捶胸，哀痛他的被暗杀，使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民主的机会，但这完全是倒因为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宪@政民主的失败，所以宋教仁才会被暗杀。
在当时的情况下，宋教仁不死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么成为列强、军阀和恶霸的傀儡，“跪着挣钱”，要么被杀、被逐，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辛亥革命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就在于革命者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反而把应该铲除的革命对象——既得利益集团暨列强和军阀，作为依靠力量。
比如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经和日本商议，“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也应该是革命的目标，但却被革命派看成是推翻清廷的决定性力量，为此不惜把革命成果拱手相让。
辛亥革命之必然失败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因为不可能存在这样一场革命，其目标是错误的，结果却取得了成功。
如何收拾辛亥革命留下的烂摊子?
自由派和新右派朋友虽然极力对《让子弹飞》做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读，但却无法回避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即姜文给出了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答案：暴力革命!
显然，在鹅城，黄四郎统治下的秩序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如何改变这里的局面?指望县长显然不行，他们都是买了官来挣钱的，还只能在黄四郎面前“跪着挣钱”，给每个老百姓发一张选票行不行呢?也不行，选举的唯一结果就是把黄四郎选成名正言顺的县长，或者选出来的县长不合黄四郎的意而被假张麻子干掉——因此，“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就成了唯一合理的选择。
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让子弹飞》用一场嘉年华式的狂欢淋漓尽致地渲染了革命给鹅城民众带来的快乐。
但革命之后怎么办?姜文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让张麻子迷茫地骑着白马，奔向不可知的远方。
我想，这大概是自由主义话语强势威迫下，姜文的无奈选择吧!
他不可能在鹅城建立苏维埃政权。但姜文也在影片里留下了自己的暗示：鹅城的人民如果不能继续革命，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那么在短暂的狂欢之后，他们将面临一场大屠杀——黄四郎曾经对手下人透露："再过三天，刘旅长的部队就要到了”。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但这没有关系，革命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再被人关上。
就在张麻子黯然离开鹅城八年后，即1926年，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虽然由于蒋介石的出卖面归于失败，然而革命已经不可能被阻挡。
1949年，新中国终于在革命的洪流中诞生，帝国主义、军阀以及黄四郎式的恶霸被一扫而光，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现在，一些学者特别喜欢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同意这句话，但什么是大势?真正的“大势”是“人民要革命”，要铲除利益集团，任何人想要阻挡革命的洪流，哪怕他有固若金汤的碉楼，或者狡兔三窟，预选替身，都不能不像黄四郎那样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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