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平突然抛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整个中国为此吵翻，叫好声不少，谩骂声也很多。轻轻的短文，搅动了平静的湖水。
一位吴姓年轻人，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搭载着自己的目的，勾起了多年不见的公私之争。
在展开讨论私企有关问题之前，我很想先作几个说明：
其一、我更习惯于用“私企”表述非公有经济成分，而不习惯于用“民企”。这里讲的私企，不只包含工业企业，还包含商、贸、服等所有私姓经济组织。
其二、我下面要谈的私企问题和发展展望不能用个案去表征，而是粗象宽泛的概念，尤其指那些陷入困境的部分实体。所以，不能用华为等极个别企业来做反证。
其三、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争论重点放在吴小平的观点对错上面，党的方针政策非常清晰，“十九大报告”也有新的部署，根本就不存在私企离场的安排，要相信政策法规的连续性。
其四、必须承认私企对中国近几十年发展进步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对就业的贡献和对创业精神培育的贡献。私企中的部分非法企业不影响私企这个大整体。
其五、吴小平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是呼吁私企离场，他的“反弹琵琶”折射了民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撕裂状态，他用“已经协助完成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这样的说法，实质上是抬高了私企的贡献，过去几十年，并不存在私协助公的问题。
私企怎么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又要首次提出一个新效应：黄叶子效应。
什么是黄叶子效应?我在办公室养了三盆绿萝，因为很久未管理，出现了一些黄叶子，同事跟我讲：孙老师，你的绿萝快要完蛋了，叶子都黄了。第二天，这位同事又来了，他大吃一惊地讲：孙老师，你用了什么魔法?三盆绿萝怎么全变绿了?我说：什么魔法都没使，就是摘了几片黄叶子。本来，每盆绿萝也就是面上有十来片叶子发黄，占整盆叶子还不到十分之一，摘掉显眼的黄叶以后，真实的整体绿色就显现了出来。这就是黄叶子效应。
那么，我也要给中国的私企现状给出一个真实的判断：大部分私企没有问题，出问题的只是少部分。中国注册的私企大约有2500万家(含个体户)，去掉部分有名无实的实体，至少还有2400万家以上。如果有100万家破产倒闭，单看数字，是相当吓人的，但如果跟总数进行对比，你会发现就百分之五左右，如果50万家破产，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可怕吗?真的不可怕。
当然，不可怕，不代表不引起社会躁动，很多人关注的重点可能不是绝对数量，而是私企破产的传递效应，更可怕的是不知道私企面临困境的原因所在。
既然大家都看到了私企现阶段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应该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尤其要找出私企的短板，然后帮助其补足短板继续前进，绝不要掩盖其问题，极端化扶持它畸形发展。
我总结了一下，认为中国私企集中性表现为以下严重不足：
其一、资源消耗型企业走向末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诞生了大量粗放式资源型私企，涌现了一大批矿老板、煤老板、鱼老板、林老板等，有些人甚至实现了对原国有企业的侵蚀和吞并，很快成长为土豪级富人。在经历三十几年的成长之后，资源开发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位置，有些领域甚至已经到了枯竭的程度，加之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格外重视，部分私企就面临萎缩或者破产。
其二、低成本挤压型企业。原有国企的部分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在通过一定关系取得资本后，开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出走，成立了相当多与国企产业离同的私企，这部分企业成立之初，人员少，无养人的负担，无社会责任负担，成本极低，很快在与国企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打垮了相当多的国企。不过，低成本、低负担、低责任的运作终归不是长久之计，时间越久，企业的综合性问题就越突出，当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的时候，破产消亡也并不奇怪。
其三、低技术代工型私企普遍存在。代工，并不完全落后，但是，多数企业的命运会掌握在他人手上，并不是每家都能做成“富士康”那么大那么好。日化，纺织，生活消费品，中国的很多私企都负责为港台及发达国家企业做代工，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代工做起来轻松舒服有钱赚，一旦碰到贸易争端或经济萧条，这些企业就很容易突然死亡，当前部分私企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在这里，我很想质疑一下中央财经大学的贺强教授，他说中国私企承担了中国技术创新的七成贡献，不知道他的数据来源于哪里?什么叫技术创新?整个中国在近几十年基本都靠技术输入取得现代化成就，除了华为，中国私企有几家能够拿出到国际上进行技术竞争的产品?
其四、低投入短视型私企广泛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部分人利用国企大破产的高潮取得了原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有些人甚至只花了不到一成的成本就取得了几十年历史的老牌国企。这些私企老板并没有很强的经营能力，也没有很强的资本实力，在获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后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经营方式：先大量裁员，后粗放式用人，再坐享地段优势搞续命式经营。这类企业最后的归途都非常统一：灭亡。
其五、政策型、基建地产型开发企业成也快、灭也快。开发型私企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房地产企业;一类是基础设施企业;一类是与开发企业并存的服务型企业。这三类私企在近二十年成长极快，它们取得了大量社会财富，并积累了大量产业资本，成了标志中国社会发展成果的典型先进群体。不过，随着开发进程的放慢，这三类私企老板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很大一部分企业很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昨日首富，明日破产”的案例并不新鲜。
其六、轻实业重金融型的泡沫型私企众多。这类私企以互联网企业为主，涵盖了互联网企业的所有门类，甚至还包含了大量违法企业。国家一放松，它们活着很滋润，民意一反弹，国家就会收紧，然后就会死掉一大批。
其七、官商合体型私企先天畸形。自上世纪以来，官商一体化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少商人依附于官员生存，官顺则商盛，官倒则业倒。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大批亦官亦商的私企随之消亡，今后可能还有很多私企会因此而倒。
其八、买办型私企有新的成长趋势。这类私企受双边或多边关系影响很大，国家间关系紧密，企业就兴旺，国家间关系紧张，企业就死亡。中日、中美、中欧的关系影响着部分私企的兴衰成败。
私企怎么走？
公与私之争，始终只限于民间范围，法律和政策实际上已经封死了这个争论，即使吴小平挑动了这个老话题也难以形成大风浪，我们更多需要思考的是私企的未来准备怎么走?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复杂，大体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导向是根本，政策是保障。无论私企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贡献份量有多大，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宪法和政策法规给予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做得好与坏，取决于私企主人，让不让他们做，是法律说了算，公众不应该跳过法律讨论私企的去留。
其二、私企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承担分流劳动力的任务。中国是人口大国，又是科技原创力不足的大国，在可见的未来，生产力还不足以让大量休闲劳动力获得有保障的生活，也就是讲，劳动者还只能靠简单劳动获得生存的必需品。无就业，不稳定，这是重大社会问题，私企的进退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就业市场的指数。
其三、私企必须走内生式发展道路。过去，国企破产成就了很多私企，国企员工流失也成就了很多私企。未来，这种公私转换模式很难再持续。私企必须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培育自己的科技创新团队，必须形成有足够国际影响的品牌体系。
其四、私企必须独立自主地走向世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慢慢成了发达国家各类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大本营，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的私企也已经到了该具备此种能力的时候，内部自相残杀制造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很小，开放的政策已经将中国市场国际化，中国的企业必须敢于和善于将国际市场中国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企业必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目前，走出去的主体还是国企，希望私企也能跟上。
其五、私企的发展必须慢慢兼顾“公”的价值。这里所讲的“公”并不是国家公有的公，而是公共关怀的公。中国的私企几乎都是家企，在老板眼里，我创得的利润就应当归我一家所有，很少懂得与共事者分享，个人年赚一千万，员工年收入还不到五万，看起来天经地义，实质会慢慢把自己推到与多数人对立的位置，整个社会的仇富氛围永远与两极分化的现实相联系，仇富不是中国现象，是世界现象，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很关心共同富裕的原因就在于此。未来，如果中国私企老板不把“共同富裕”看成是自己的一份义务，再好的政策都很难让私企维持过去的那种“好赚钱、赚快钱”的历史。
其六、坦然接受企业合理破产洗牌的经济规律。国企在经历了几十年发展后破产了一大批，私企也不会逃过这个规律，企业的生命取决于企业的体质，不要老以为自己的灭亡源于所谓的国进民退。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旧私企在消亡的同时，很多新私企又会雨后春笋般地诞生，绝不会出现单向灭亡的趋势，除非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发达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程度。
结束语：吴小平反弹琵琶的小插曲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组成的明显变化，尤其是不会影响私营企业的发展进程，在混改政策的推动下，很多有实力的私企会赢得更多的机遇，那些没有能力参与到新时代经济竞争大潮中的私企都应该理性面对自己的结局。
我对私企的总态度是：战略产业之外，进场不限，离场不救。
写于2018年9月15日星期六 原载：微信公众号“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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