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一方面想方设法淡化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在强化他们的民主宪政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他们在劝导中国决策层不要拘泥公有制经济比重问题的同时，自己却对私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常看重，高度警惕任何不利于私有经济比重扩大的观点和主张。一有质疑私有经济的风吹草动，就立即行动进行灭火，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把国进私退视为洪水猛兽的就是这些人。
今天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不是私有经济比重不够高，发展的不够充分，根据一些支持私有经济的文章提供的数据，今天的中国经济，公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小于非公有制经济。比如最近为私有经济发展积极呼吁的文章提供了几个数据：现在的私有经济创造了中国60%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超过50%的财政税收，给中国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
至少从经济比重上来看，私有经济已经不是补充地位了。
私有资本有一个问题，相比较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资本家更关注企业利润。就资本的本性而言，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更高的利润，资本就流向哪里，不管这个流向对国家和人民是否有害。如果中国放开外汇管制，只要资本形成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中国的资本会大量的涌出国门，而不会顾忌此举会不会耗光外汇储备，哪怕给中国金融和经济体系带来灭顶之灾。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关心能否有可观利润。为了利润，资本不惜铤而走险，不惜挑战一切道德底线。“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时代在变，资本的组织形式在变，但是资本的本性没有改变。无论是组织生产还是提供服务，目标只有一个：利润。这就是私营资本的局限性。
私营资本的这一本性，也会通过资本化的媒体，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中国舆论场对国家利益的否定，对爱国主义的嘲笑，正是反映了资本的这一本性要求。资本需要打破国界的限制，打破一切行业的壁垒，自由自在的奔涌向有更高利润的国家和行业。
连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都看清楚私有资本的局限性，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并由此对建立在这种经济体制上的英美立宪是“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孙中山对资本的思想体现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所以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的思想。
克服资本的本性，靠资本的自律是不可能的，只能靠强大的力量对私营资本进行引导，对资本的消极因素加以限制。这个引导，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还需要国有经济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否则，政府很容易被资本引导。
中国的自由派力量，辛苦多年，建立起“批判国企，批评国企效率似乎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而私企不容许批判。
只允许批判国企，不允许批评私企。国企出现问题，就可以质疑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就可以被不断拔高，无限放大，就要求国企退出。私企出了问题，不允许质疑私有经济的合理性，更不能说私企退出。
这就是现在的舆论生态。
在中国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还规定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主流媒体已经容不下对民营经济的批判和质疑。
2018年3月27日，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公开建议：“在国企改革中，国企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让，如建筑、金融、交通、房地产、汽车、商贸、烟草、传媒等领域，并且应该退足、退够。”当时这些官媒都不发一言，既无愤怒，也不惊诧。
这才是鲜明的立场，坚定的态度。
有一个网友看的很清楚：最近一篇文章，终于引发了对近几年国进民退的大批判，这种声音这几年可曾听过!普遍的不满终于找到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借批判某篇文章之名，行批判近几年政策之实。已经取得话语权优势的自由派，认为政府的一些政策，让私有经济失去了竞争力，面临着生存问题，产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这些政策包括政府提高环保标准，严格执行环保政策。
政府改革社保征收体系，由税务机关负责社保费用的征管，被这些媒体和专业认为会威胁到私有经济的生存。
提高环保排污标准，严格社保费用征管，并没有打造两套不同的标准，并让其中一套对私营企业更为苛刻。只是严格监管，导致私营企业不再享受相比国企的特殊待遇而已。
让国企和私企在同样的环保政策和社保政策下平等竞争，就会被这些人说成是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在打压私企。
私营企业不容批评的“政治正确”是否正确?
为私有经济建起来的政治正确，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假定上。
之所以说这是假定，而是并没有有说服力的事实与数据支持这一说法。
如果说在某些领域私营企业表现的更有效率和活力，这句话还有事实支撑。但如果把这句话扩展为所有竞争性领域，就大谬。
如果对国企和私企适用同等的环保要求、社保缴费和税负水平，还有多少私企敢拍胸脯说自己比国企更有活力，更有效率?
中国这几年提高环保要求，导致一大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小企业关闭。政府要严格社保征管，认为私有经济更有活力的人，就惊慌了。有人在反对中说了实话：“提高实际社保征管，主要伤害的是民营企业，对经营比较规范的外资和国有企业，影响相对不大”。“当前对民营企业家最关心，最担忧的是明年开始社保缴费由国家税务局来依法征收。有人初步测算，国家可以多征2万多亿，但是民营企业全部利润也就这些，竭泽而渔”。
这些担忧的声音里，隐藏的逻辑是：
提高环保标准，就会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为了私有经济发展，中国应该继续降低环保标准，应该继续拿环境为代价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强化社保征管力度，就会威胁到私营企业的生存。所以，为了私营企业发展，中国应该继续牺牲劳动者利益。
由此只能推理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大量私企，真是弱不禁风啊，弱到必须以继续牺牲环境和劳动者利益，才能生存的程度。
说好的更有活力呢?
让私企和国企一样承担环境义务，就有相当比例的私企要退出竞争;让私企执行和国企一样的社保缴费标准，又有一大批私企就要面临生存问题。
如果再让私企和国企承担同等的税负呢?是不是又要有一大批私企要倒下?
私有经济大发展的这几十年，国有企业税负比私企重，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只是这个事实经常被刻意忽略。我们引用一个2014年的统计数据吧。入围2014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205家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为17.0万亿元，占总量的65.35%;净利润总额达到3086.8亿元，占总量的55.02%;资产总额为17.3万亿元，占总量的72.82%;纳税总额达到1.4万亿元，占总量的81.95%。而295家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为9.0万亿元，仅占总量的34.65%;利润总额达到2523.4亿元，占总量的44.98%;资产总额为6.5万亿元，占总量的27.18%;纳税总额达到3046.4亿元，占总量的18.05%。
在全部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5.3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1.95%的纳税份额，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11元，是民营企业(3.37元)的2.41倍。国有企业的收入利税率((纳税总额+净利润)/营业收入)为9.93%，明显高于民营企业6.16%的水平。
大型私企是税收监管的重点，至于数量上铺天盖地的小规模私企，税收比例应该比大型私企更低，第三产业的私企比制造业私企的避税手段也会更多，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拿制造业500强的税负水平来比较，私企并不吃亏。
而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提供的数据：“纳税方面，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通过数据研究得出，国有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业中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税负平均值的2倍。从资产的税收产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样单位的资产量时，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额要高于各类企业约45%;从人力的税收产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样单位的就业人数时，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额要高于其他企业约190%”。
由此可以得出私企在税收方面，实际享有比国企优惠到多大程度的待遇。
如果削平环保、社保和纳税这三项成本和费用的差额，还有多大比例的私企还能傲娇的宣布比国企更有活力?其实一直在批评环保新政、社保新政的人导致“国进民退”、危及私营企业生存时，已经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私企，可以不依靠低工资、少缴税，少缴社保费，少承担环境排污成本来获得比国企更高的“效率”和“活力”，但这样的私营企业占比有多少?
有人看到这里，又会提出一项质疑，说私企贷款难，国企享有更多的银行信贷便利，可以以更低的财务成本得到融资。
中国的现行银行体系中，除了几个政策性银行，无论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其他银行，现在都是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经营指标的，都普遍关心放贷资金安全，为此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这些银行，都关注企业信用，关心贷出的资金能否安全收回，这是关系到个人饭碗的问题。银行决定贷款给谁，对企业偿还能力的综合分析是一个关键因素，其中，企业信用又是一个重要参照标准。很遗憾，私企的信用，并不能让银行产生和国企同样的信心。遇到困难就跑路，是很多私企的行为写照。这几年征信体系建立，情况稍微好一点，但私企信用普遍弱于国企的问题也未彻底改观。如果你处在银行主管放贷的岗位上，你也一样选择你认为信用和偿还能力更好的企业，而不管它的性质。事实上，除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行业，信用良好的大型私企，是不缺少银行信贷支持的。贷款难的是中小私企，贷款难的原因是中小私企的信用问题不能让银行放心。讽刺的是，对私企企业信用最不放心的是那些私营的民间借贷机构。依据笔者了解的情况，私营民间借贷机构的经营者，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信用比较方面，比国有银行的结论更对民营企业不利。因为国有银行还有一批人为了赚取来自借款私企给予的贷款好处费，可以铤而走险牺牲银行利益;而民间借贷机构的资金大都是老板和朋友的钱，所以更重视资金安全。
所以，替私营企业呐喊贷款难的，还是应该先关注如何普遍提高私企老板的诚信问题。
中国铁路作为国企，一样创造出世界上最高的铁路运输效率。自2006年以来,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旅客周转量、货物发送量、运输密度、总换算周转量等主要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中车这样的有世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中国还有很多。
如果说中国铁总是凭借垄断地位，不具有可比性。那么中国建筑等面对最充分竞争的领域的国企，不也是没有败给私企吗?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私企规模大了，同样会面对代理问题。
国内媒体对待国企和私企的不同态度，是因为私企更有活力和效率，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有的网友就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真相：“国企若像私企一样偷税漏、克扣职工、弄虚作假、污染环境、视劳动保护法为无物、没有暴利就卷铺盖跑人。日子也应该挺好过”。
如果私企真的那么有效率和活力，就不会对环保政策惊慌失措，也不会对按规定缴纳社保大惊失色了。
如果都这么做，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利润增加了，但是把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转嫁给劳动者了。结果是贫富悬殊，环境问题严重......。
这些替私有经济代言的人，实质是在担心私企跟国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他们担心这样竞争的结果，就是国进民(私)退。
这些学者、媒体人并未奢望中国的私营企业能够凭借竞争彻底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比谁都积极的主张，通过国企改革，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主张“国有企业民(私)营化”，不过是想借助行政力量，让国企退出竞争，达到市场竞争达不到的目标。
我并不主张现在让私企全部退出，私企在一些领域表现出竞争力，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优势。
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和国有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所谓国进民退的担心，完全不是因为什么政策障碍，而是源于私企自身的缺陷。一旦政策给予的环保、社保和税收空间优势失去，未来会有更多的私企退出竞争。
9月16日，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的发言更接近真相：本轮民营企业寻求国营企业资金以自救，正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契机。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中国私营企业遇到了需要求助国企资金才能自救的困难，如果说真的出现所谓的国进私退，那也是因为私企自身出了问题，需要向国企求助。
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只要国企退出，不接受国进私退。当一批私企效率和活力在裸泳时，这些学者不是反思私企自身的体制性问题，而是怪国企趁人之危了。北大教授姚洋认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国企应该手下留情”。
按这位北大教授的说法，搞混合所有制的初衷是是什么?是只能接受私企吃掉国企一种结果吧。
姚洋还呼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千万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没了。这下说了真话，只允许私企混合掉国企，这才是他们所谓的正向改革。
说白了，这些人只允许国企私有化。
这样的学者有学术思维?有正常逻辑?有中国立场，有大众情怀?这是一群立场先行，只为特定利益主体代言的人。
这让我想起这次50人论坛的主持人樊刚早些年说过的一句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这些人不是自己在战斗，前世行行长佐利克也和他们形成了合唱。9月16日，佐利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时说：“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私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他们正在被挤出。中国多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警惕”。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也对中国的国进私退，这么关心?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中国目前的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突出问题，不是公有制经济比重过高，更不是什么“一大二公”，而是公有制比重过低。国进民退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于国于民极为有利的好事。
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最重要的条件，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条件，理由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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