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据报道，“产官学三界众星云集，吴敬琏、刘鹤、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阵容超豪华，与会人员的发言相当精彩犀利。”
会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能看到问题并不是什么本事，能真正把握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并能正确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本事。与会者都是影响高层决策的人，甚至本身就是参加顶层设计的人，他们的看法无疑将决定中国经济政策未来的走向。遗憾的是，对于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与他们的认识有着很大差距，有些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
有人说：“你的看法又影响不了决策，有啥用呢?”然也。坦率讲，我知道我的短文改变不了什么，我也没有期望它能改变什么。我之所以公开表达我的看法，不过是想告诉人们：这世上还有没被他们忽悠的人。一言以蔽之，我改变不了决策，也不能让这些忽悠改变自己。
言归正传。媒体上传的第一个发言人是吴敬琏，其发言命题是：“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吴的发言大致谈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杠杆率的原因，二是出路何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杠杆率的原因。
对于中国的杠杆率，吴敬琏展开了下面的逻辑：
——“(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这里我不讨论吴先生的“翘翘板”是否形象，也不讨论“翘翘板”的原因究竟何在——对此我已有专文分析(注1)。我想讨论的是，按照吴先生的逻辑，如果中国的改革“到位了”，那么就不会再有“‘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就不会再“造成过高的杠杆率”，就不会再“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于是我的问题来了：
在吴先生心中，美国应当是改革“已经到位”的楷模。请问吴先生，美国是不是就不再处于“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之中了呢?是不是就没有“过高的杠杆率”了呢?是不是从此就告别“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了呢?
我的问题不需要吴敬琏回答，想必他也回答不了。因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后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早已做出了结论。
顺便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数据：“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兰德公司就曾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报告，评估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危机的可行性。试图以一场世界性的大战，来化解困扰美国的危机，这种思想在美国精英中十分流行。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分属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的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与曾任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谈到未来经济前景时，一致认为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对解决美国严峻的经济问题失去了作用，只有再打一个大规模战争，否则没有办法让国家走出困境。”(注2)
这个样本的意义在于：如果市场经济的楷模——美利坚的改革已经“到位”了，那么，美国又何来的次贷危机?没有次贷危机以及没有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和费尔德斯坦干嘛非要鼓动美国政府“只有再打一个大规模战争”才能转嫁危机呢?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出路何在。对于“过高的杠杆率”和“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吴敬琏说：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对于吴先生的“归根到底”，我是不以为然的。为什么?我之所以不以为然，其理由在于：一个连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原因都没有搞清楚的经济学家，其所谓的“出路”，能不忽悠么?其所谓的“关键因素”，能不空洞么?其所谓的“提高效率”，能靠谱么?至于那句人们早就耳熟能详的口号：“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即便震天动地响彻寰宇，又能有多少号召力和底气呢?
估计有人对于我给出的理由会很不屑，那也只好由他去了。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把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注1：赵磊《上演“二人转”，是福还是祸》，载《赵磊的新浪博客》2018年2月22日;赵磊《不消灭原因就想万世开太平，瞎掰》，载《赵磊的新浪博客》2018年3月20日。
注2：尹杰明《美国将以军事手段为经济战破局》，载《察网》2018年7月3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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