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8年7月18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Exeter)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法意暑期学校进入第三天。下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403教室为学员讲授“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与革命——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孟洋担任课程助教。】
20世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一个至今陷落在各不相让的叙述之中而难以构成思想对象的时代，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
一、世纪、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
“世纪”这个概念在中国基本是从20世纪开始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纪年概念，也只是在20世纪才普遍化。总的来说，我们对历史的总结并不是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时代、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奠定的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我们人类历史的叙述其实是通过20世纪回溯的过程，18世纪、19世纪或者之前的历史是通过20世纪自我界定被界定下来的，并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历史。
可是一直没有一个历史时代可以用一个世纪这样一个基督教的纪年——所谓的格利高里历的纪年来加以清楚地描述，18世纪史、19世纪史、几世纪到几世纪史，这都是世纪的历史，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些叙述都是20世纪的时间观念的一个产物。但是我们很难把一个历史时代和时间精确的100年联系起来，所以历史学家们常常用“长世纪”和“短世纪”来描述历史。最典型的一个关于长世纪的论述，就是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写的《漫长的20世纪》。
20世纪它不只是一个对于时间的界定，用中国思想的概念来说是对一个时势、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的判断。20世纪或者“世纪”这个范畴的到来是和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相关的，就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在旧的时空框架下把握现实的复杂性，才会需要完全新的范畴、完全不一样的时空概念，如此才能把握新的条件。因此，20世纪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分期的概念或时间的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要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或者时势意识的变迁当中来重新组合。
“世纪”这个概念进入中国，首先是传教士翻译圣经的时候，用“创世纪”这样的范畴。但是“创世纪”的范畴很早就有了，为什么从来没有把它沿用于对历史时间的标记?这跟欧洲的思想有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世纪诞生跟欧洲的“世纪末”有非常深的关联，因为这个时期欧洲思想当中把世纪作为一个主要的意识，这在19世纪的晚期才出现。所谓的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意识，不只是一个颓废的唯美的意识，它是在科技和政治领域，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知识，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诞生。所以“世纪末”在这个意义上是什么?是什么样一个时代?就是地球作为有限空间时代的到来，地球再也不是作为无限的空间，而是一个有限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新的时势的意识，20世纪就是在广阔的背景下，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说它是长的世纪，还是短的世纪，都不是一个客观的分析的方法，而是一种对独特时势的把握，来重新确定历史行动者的主体行为。所以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个时间的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从而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个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个概念，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个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而不是说20世纪是这些时代的自然的延伸。所以20世纪不是它的前史的结果，而是它的前史的创造者。20世纪在整个的历史上，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拥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无数的历史学家不知道如何理解20世纪，创造了认识论上的难题。
二、短世纪的条件：帝国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兴起
短世纪最经典的论述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极端的年代》、贝利 (Sir Christopher Bayly)《现代世界的诞生》、奥斯特海默 (Jürgen Osterhammel)《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霍布斯邦的论述是从1914年世界大战到1991年苏联解体，他把它看成是一个短的世纪。他还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和一个国家相始终，指哪个国家呢?苏联。也就是说由于独特的一个历史，一战到冷战的终结，尤其它的终结几乎就等同于苏东体系的解体。
可是苏联跟20世纪相始终，并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国，在19世纪俄罗斯就已经是个巨大的国家，也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是一个如同罗马、英国和美国这样的世界霸权，而且因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的战争和革命当中并试图创造不同于16世纪以来任何一种国家类型——以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为组织形态——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是一般的国家，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国家体系。要想理解20世纪离开这些政治性的范畴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在一般地缘政治上来解释20世纪，而忽略这些政治尝试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两次战争规模很大、冷战规模很大，但如果只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的角度来看，20世纪很难和19世纪截然区分开。
毛泽东叙述中国革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1840年帝国主义就入侵了。在西方的帝国主义理论通常是以1870年为它的主要界标，但对毛主席来说没什么区别。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无法区分出一个时代性的界标。他说由于长期的侵略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程不仅以经济掠夺为动力，而且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产生了殖民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而且也产生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就是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所谓的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当中产生出来的工人，或者是工人阶级。还有为了侵略的必要，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造成的城乡新一轮的分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村破产，这样就产生出了农民无产阶级，这是后来中国革命的主要的人力的来源之一。从一个政治经济的总体的视野里面，在动态的历史变迁当中，他意识到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体，或者是出现新的社会主体性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了。所以他更加重视的是什么?他更加重视的是从太平天国以来的历次的反抗运动，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前奏。换句话说，不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是革命才是区分20世纪和19世纪的根本差别。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别，确实没有办法彻底的来描述帝国主义的性质。在经过了30年殖民土地和人口的急剧的扩张，大概从1876年到1900年前后，六大殖民宗主国的殖民地土地领土增加了一半以上，比各宗主国的面积要多一半。其中三个强国在1876年尚未有殖民地，六大殖民强国当中有三个在这之前，没有真正的殖民地。而到1900年世界瓜分完毕，这是所谓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势。在这样的一个转变当中，在亚洲地区两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美国的转变，美西战争是一个独特的转变，因为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都使美国开始转变成为一个亚太帝国;再一个就是日本，日本在1860年后明治维新，但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相对落后，1870年开始，日本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和满洲与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对琉球、台湾的征服活动，这些活动预示着20世纪日本作为一个新霸权与西方霸权尤其是美国霸权之间的竞争。
三、中国革命与短世纪的起点：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
刚才讨论的是短20世纪的条件，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太平洋时代的问题。现在要讨论的是短世纪的起点，我把它叫做非均衡性和“薄弱环节”。因为刚才讲187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崛起，列强竞争联合瓜分殖民地的格局，全球权威中心向太平洋转移。当然还有资本主义生产、垄断、金融等等所有这些变化构成了理解20世纪基本问题的一个历史条件。但是如果仅仅就帝国主义的现象来说，很难在1840年和1870年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从中国历史的视野来说。真正在20世纪与19世纪划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内外条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内容、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目标、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发生并持久化的区域、革命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换句话说，讨论20世纪的起点和终点，实际上就是要讨论这个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多重的起源、曲折的进程和衰落的形态。
那么革命的问题需要从哪开始来分析?革命的问题需要从分析帝国主义体系，我把它叫做非均衡性或者不平衡。20世纪是整体，从时间的角度说是共时性的出现。空间关系可以被时间化，这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平衡意味着同一个时间关系被构造出来，才变成它的内部的不平衡。由多强竞争格局造成的两种状况：一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存在着国际性的“薄弱环节”;二是在一个国家内存在着区域性的、地区性的“薄弱环节”。前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理论后来被发展为斯大林的 “一国社会主义论”。而另一种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缝隙，后者为中国革命力量在广阔的乡村、诸省边界和边缘区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条件。
在讨论“薄弱环节”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 “薄弱环节”不仅仅是指不发达，也不仅仅是指统治秩序的脆弱，而首先意味着突破体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薄弱环节”的存在是和能动的视野的存在有关的，而不只是客观的“在那”，而是要有不同的力量在那儿。“薄弱环节”依赖于革命力量的生成，一个地方它要能生存出革命力量，这个地方才能成为“薄弱环节”，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就不存在“薄弱环节”。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致力于突破统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理论，也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如果不能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与国内统治的“薄弱环节”结合起来，也不能形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从全球关系当中，20世纪的诞生是以两个革命为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是俄国革命，一个是中国革命，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的革命就是从这儿开始。20世纪的第一场革命就是由日俄战争触发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有它的内部条件，但是在对日战争中的战败和俄国整个的被孤立，导致其内部的革命力量找到了可能性，从而发生了一次革命，但是由于它内部的“薄弱环节”不够薄弱，能动的力量不够强大，使得革命迅速失败。可另一方面1904年俄国的战败很快就导致了波兰对于沙俄帝国的抵抗。1905年革命之后，很快波兰工人起义——罗兹起义反抗，这是东欧开始。1905年到1907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伊朗宪政革命。到1908年到1909年，出现了土耳其的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1911年发生了中国革命。
四、空间革命、横向的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离开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和范畴，20世纪的政治和它的历史含义是很难呈现的。但同时如果将这些通过翻译或者转译而来的概念，作为构筑和解释历史图景的基础范畴的话，话语体系和社会条件之间的错位又常常是非常的明显。20世纪最流行的概念绝大部分都是对19世纪概念的翻译和移植，但不仅是沿用和翻译，而且是内涵上的替换。几乎革命跟反革命的双方都遵循着“置换”的逻辑，几乎一系列的这些东西都需要在“置换”当中。
但是置换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概念和思想的置换?置换我觉得就是所谓空间革命的产物。因为世纪的诞生意味着多重时间中的变迁转化为共时性内部的非均衡性，也就产生了从横向的轴线观察历史的绝对需求。概念的横移及其在不同历史实践中的作用，正是20世纪最为醒目的现象之一。这一时间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所谓“空间革命”为条件的。在空间革命的前提下，时间性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横向性，当代的变迁以及用以描述这一变迁的话语，无法在历时性关系的纵贯线上加以叙述，而必须在多重时间之间给予说明。所以我把这个解释概括为“概念的横移”，它的功能就是在共时性的框架下将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当中加以表述的现实。换句话说，概念“置换”的本身就是新政治发生的过程，必须置于由空间革命所造成的横向的时间关系当中才能解释——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的时刻，新的意识、价值、行动以至于新的主体性诞生了。所以空间的拓展不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而且也重构了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的分类的原则。
五、失败与胜利：斗争的哲学
最后一个问题，对20世纪的一个基本看法：怎么看待失败和胜利的辩证关系?
当我们习惯于以失败作为起点来回顾20世纪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和胜利的全新的解释，也就是说20世纪自己产生过关于失败和胜利的解释。这些关于失败和胜利的解释是和我们今天对于失败和胜利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和胜利的丰富的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的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的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和胜利之间的辩证的关系。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和毛泽东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称之为“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和绝望的、有关失败和胜利的文学/哲学的解释。“胜利的哲学”是什么?这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也就是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致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当中的寂寞、无聊、颓唐和无可措手的困顿。“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在失败的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的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的起点。失败是逻辑的起点，不但是革命策略的起点。因为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实际上就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失败因此就具有了辩证性，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失败，失败和胜利就连在一块。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以失败作为起点，对绝望的反抗。什么叫反抗绝望?绝望就是认为希望不可能，鲁迅说的反抗绝望是说绝望跟希望一样都不可能，都是虚妄的。在这个意义上，行动的必要性出现了。
“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的、持续奋斗的进程来呈现自身。“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持续地寻求薄弱环节的这个过程中辩证分析的能力和具体的实践。这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给我们的政治的哲学，是在这样的分析当中产生出的思维和行动力所展现出的背后的理论和哲学性。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