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5年9月27日，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要求拜见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客人就是日本天皇裕仁。
会面结束后，报纸刊发了两个人的大幅照片：麦克阿瑟身穿一件军便服衬衫，没有打领带，两手搭在臀部，分腿而立，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而个子明显矮了一截的天皇却毕恭毕敬地身着晨礼服，手里还提着一顶可笑的大礼帽，肃然站立在麦克阿瑟的左侧。
这幅照片让许多日本民众流下了眼泪，觉得麦克阿瑟实在太过分了，但同时却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变性手术式的改造：解除和复员了日本军队，实现了日本的非武装化;组织军事法庭，审判战争罪犯;修改日本宪法，在“麦克阿瑟草案”基础上制定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剥夺了天皇的全部实权;改造了日本政体，把日本从军部独裁制度改造成议会民主制度;解散财阀，实行经济民主化，等等。
虽然后来不断有人批评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不彻底，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美国是按照自己的文明准则、意志和利益对日本进行改造的。
这次改造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再造之恩”，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固定下来了。
美国也由此建立了对日本巨大的心理优势。所以，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策划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但美国却基于对自身文明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对此并不介意。
美国面对日本的这种心态，不妨可以称之为“战胜国意识”。
02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战胜国意识。
没有战胜国意识，我们就很难处理好同战败国日本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好同其他强国如美、俄、欧的关系。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要么就陷入不可救药的失败主义情绪，要么就是“我死给你看”的孤注一掷。
前两天，本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毛主席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文章，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不必对日本区别对待，“反正日本人就是魔鬼”。
这种“日本恶魔论”和“美国不可战胜论”一样，都是在一些圈子里非常流行的“理论”，都折射了一种非常不自信的心理，不是一个战胜国的国民应该具有的心态。
还有一个文化现象也非常耐人寻味，即这些年“国耻”突然被高度重视起来了，九一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都被隆重纪念，但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新中国前三十年，却并没有隆重纪念过这些日子。
为什么呢?
深层的心理因素是对自己的政治、文化、制度等的高度自信，深信由于这些优势，悲惨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我们反复咀嚼这些“前朝”的“国耻”，一个隐秘的心理动因，则是感觉不再像前三十年那么有把握了，深恐重蹈“前朝”的覆辙。
03
那么，什么是战胜国意识呢?
在我看来，战胜国意识真正牢靠的基石，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是一种对本己文明内在优越性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自身力量的强大和未来仍将长盛不衰的强烈自信，更是一种对本民族必将有着光明未来的强烈自信。
简言之，战胜国意识就是自信!
中国人曾经是有强烈的战胜国意识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了一千多个日本战犯。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决定，分3次赦免释放了其中的1017个，到1964年4月9日，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被提前释放。
当年这样做，很重要的心理背景，就是在充分的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宽大。
当时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如旭日东升，跟旧世界怎么比都是后来居上。那时流行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赞歌》等，其中的坦露出的明朗自信现在听起来还让人动容，“战胜国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在新中国的强大感召下，这批日本战犯回国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
既然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曾不缺乏“战胜国意识”，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战胜国意识”又会被作为一个严重问题提出来呢?
新中国改造之后回国的日本战犯组成反战和平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04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好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宏观历史的框架和坐标内来考察。
上个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曾发表过一篇宏论《中国史叙沦》，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历史发展“三段论”，来解释中国与亚洲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之中国”阶段，可以看作是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融合，凝聚和形成的过程。老子、孔子、庄子等灿若群星的思想家，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亚洲之中国”阶段，则可以看作是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与四周的“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和国家发生的时而册封朝贡，时而冲突、战争的过程;
“世界之中国”阶段，则是指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应该说，华夏民族在从“中国之中国”向“亚洲之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即在匈奴的骑兵大规模南下之前，完成了内部的整合和统一。结果是不仅可以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甚至可以将其驱逐到欧洲;不仅避免了中华文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且也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
但是，在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型却进行的非常不成功。“球籍”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我们的头顶。
这次转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其主旋律是“救亡”。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两弹一星”的成功以及中国重返联合国和尼克松总统的访华，“救亡”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基本完成。
前面提到那时“战胜国意识”所以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因为那时“救亡”即将大功告成，人民共和国处于凯歌行进的阶段，没有人怀疑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现在中国正处于这次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即“发展”。
这个阶段，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遇到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是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增大，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不再，中美关系丕变，“战略机遇期”提前结束等逐渐浮出水面的。
概括来说，就是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比西方更高水平、更优越的文明?中国人民能否过上比欧美日更平等、更民主的生活?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下一个问题是，难道我们要永远做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里的小学生吗?
对这些问题，目前并没有信心满满地回答。
GDP的增长，不仅没有使这些矛盾自动消失，反而使之更加尖锐且不可回避。
正是因为未来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才使我们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感并且不再自信，必须要靠别人的尊重和承认才不会感到失落，我们因此而变得敏感，逐渐脆弱得不再像一个“战胜国的国民”。
05
毛泽东时代，和日本相比，我们深信中国的优势是全方位的——中国不仅是战胜国，同时还拥有更先进的政治、文化与制度。
今天，我们要重新确立战胜国意识，也需要重建这种全方位的优势——
更小的贫富差距、更多的民主权利、更高的政治认同、更有感召力的文化与价值观、更能够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制度……
毫无疑问，这一切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意味着需要从毛泽东时代继承更多的遗产!
对中国来说，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胜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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