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去钱学森将军家中吊唁、致敬九周年的日子。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是一个朋友用电话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开车进院儿，听此消息突然手脚一沉，瞬间灰心至极。停下车伏在方向盘上，很长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情景是我记忆中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毛主席去世。也是一个秋天，还是少年的我，正走在兰考县的一片沙原上。远远天空中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沉痛宣告：伟大的……”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喇叭那颤抖的音调。那是一个下午。四十年后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感觉：天忽然就灰暗了，冷风嗖嗖，响彻旷野。寥廓的豫东平原，漫长的黄河故道，天苍苍，野茫茫，就我一个人，双腿似坠，一步一挪地往回走。
那种灰心都写在天上了。
我一直认为，伟大的人是不会死的。他们应该一直陪伴我们。否则，我们不是太孤独了么?
但是，现实中的一切媒体都在说他们“去世”。我的灰心是对他们的一种“抗议”。
我还是认为伟大的人不会死。
我永远都这么认为。霍去病死了吗?岳飞死了吗?毛泽东死了吗?随便走进图书馆、剧院、市井茶楼，在每一个有良知人们的心中，你都可以感到他们、听到他们，见到他们。
见不到、听不到、感不到的才是死。
死与生，不是一个物质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哲学可以为我辩护，而未来的科学将为我证明。
九年前的今天，我第一个念头便是去拜祭钱学森将军。刚买了菊花，又接到几个朋友邀约，一起去祭奠钱老。
有祭友同伴，脚步轻快了许多。刚近钱老居住的老航天部小区，已见人山人海：在我们之前已经来了很多很多的人，而四面八方的人们依然在向着这个小区涌来。
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小区像是上个世纪六、七年代的职工楼，普通的砖结构板楼。楼上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过的钢筋。老式的铁框小窗漆痕斑驳。楼与楼之间，是几排大杨树。我就是从合抱的大杨树判断楼龄的。后来了解到，钱老是1960年搬来，之后再没有动过，整整住了49年，直到98岁高龄离开。
一条黑色的横幅，从三棵大树中绕了一个结，简单地挂在那里，算是钱学森将军的灵堂唁所。见到十分敬仰，享誉世界的一代伟人，竟是这样的栖居之地，内心的感恸无以言表。再看同伴，一个个都是信徒般虔诚、凝重，如浓云郁积将雨未雨的神情。
我们把花放到花山上——祭奠的菊花已经堆成了一座“黄”山。我忽然发现，这风景才是人间的绝美：上方是高高的云天，下方是厚厚的土地，中间是挺立身躯。
将军做人顶天立地，做事惊天动地，一心赤诚，俯仰无愧天地，正称得上这一行老树，一座花山，一寸热土，一片青天!
钱学森的故事无须我论，遨游太空的神舟比所有的语言都生动。但我还是忍不住感慨了一回：因为最后的怀念，我第一次进入钱老的家中。狭窄的单元门洞，狭小的客厅，这都是当时那个年代机关楼的标准设计。
那个年代公家配发的制式写字台，已经具有文物价值。我缺乏想象力，无法把这一切和中国导弹之父的身份对应起来。钱永刚说，上级领导也曾提出让钱老搬到更大一些的地方，但他谢绝了。
一直以来，钱学森就是一个传说。到这里，传说幻化为一桌、一椅、一床、一纸、一笔的真实。原来的悲伤已被另一种恍似回忆的情绪取代。
我好像又听到钱老略带调皮地笑着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21世纪初，这句话在我耳畔激起的轰鸣，不啻于又一枚弹道导弹冲天的巨响!
不爱钱!不爱钱!
那他爱什么呢?
今天，关于他在美国听证会上的记录解密——
美国官员问：如果在本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否会为了美国和中国作战?
钱学森答：我必将效忠中国人民!
这是秘密的听证会，美国是认真的。钱学森同样认真。这“认真”的一幕，可以直接雕刻尽20世纪风云激荡的中美关系史。
我甚至“感谢”美国，它们并没有枪毙钱学森，虽然它们的军事高官曾经发出这样的威胁。但它们还是“放虎归山”了。
美军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他在扔掉“一切”回国的时候，把这个符号也还给了美国。之后，我见到最多的钱学森形象，是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因为都穿过“三点红”的缘故，我总觉得钱老穿那身军装的照片是最“帅”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称他为“将军”的原因。将军本是领兵之人的意思，但如果加入尊敬，那“将军”一词已经与军衔无关，而与他是否为国家立下军功直接相连。从古以来，领兵之人多如牛毛，“活”在今人口中、心中有几?中药大黄也被称为“将军”，那不过是一味泄药而已。
钱学森没有这个将那个将的什么军衔，但我依然称钱老为将军，就冲这句话：我必将效忠中国人民!他说到，也做到了。他不仅有此心，更有此能。
至于钱将军军功和“军力”，当年的美国海军次长是这么说的：他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但是，他严重低估了钱将军，岂止五个美军师!钱学森给新中国锻造的是一把“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那把降魔剑，是让美国挥舞核讹诈大棒张牙舞爪的那批战争狂热分子，和他们身后武装到牙齿的百万大军，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镇国之宝!
钱学森，和他之前的彭德怀、秦基伟、黄继光们，他同时的王进喜们一起，撑起了新中国的脊梁。
九年之后的今天，我听到了钱学森的这句话：必将效忠于中国人民。我记住这句话。
我终于明白钱学森将军逝世的那一天，为什么怅然若失了。
那天夜里，北京突然狂风暴雪。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我停车不远的地方，一棵柳树的树冠被大雪生生压断。
正是万木霜天的季节，转眼便是白雪皑皑的冬景。
西山一夜白头。
我把这百年罕见的一幕，写在一个月后出版的《C形包围》后记里。而在那本书的前言，我引述了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的评价：他只对祖国充满敬意。作为军人，我认为这是最高的评价。我以此为铭。
当时我并不知道钱学森将军在美国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大人物就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境界，襟怀，有国，无我。
霍去病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钱学森说：我必将效忠中国人民!
他们都为自己的话——不是话——是信念，付出了全部。
他们，是我的信仰。
信仰是不死的。
——以此纪念钱学森将军逝世九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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