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公交车坠江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舆论热议，探讨如何避免，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种观点换汤不换药地卷土重来，即，认为攻击司机的女乘客代表了中国人的“巨婴”心态。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误导。
“巨婴”这个词似乎是社会领域的新词，仿佛中国人是心理长不大的孩子。但从概念上说它很有历史。当年西方殖民者将殖民地民众视为“孩子”、“儿童”，就是社会巨婴的最初版本。西方殖民者的这种理论无非是想证明他们占据殖民地，统治殖民地人民是有道理的，而且是给殖民地的“儿童民众”带去进步和文明的。这种理论避免了种族主义的歧视，但在历史进步的尺度上形成了新的歧视，殖民宗主国因而把自己塑造成殖民地的家长，给自己贴上了合法的光环。
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民众的标准评价如今改头换面用来评价中国人，用心险恶。它既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也是自我殖民的一种下贱。无非是多年前流行的“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翻版。北大心理学系毕业的某人为此而写的《巨婴国》，在我看来是一本很不严谨、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作品。经常引用“巨婴”概念的人，属于中毒者。
事实上，万州公交车上女乘客这类人的出现与崇洋媚外者多年宣扬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有密切关联。舆论的错误宣传导致某些国人只重自己利益，不在乎别人与社会整体利益。某位“学者”在央视公然宣称：“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不是一次次见效了吗?多年前，广东发生悲惨的“小悦悦事件”，我就写文章指出，那些视而不见的路过者，正是那位“学术超男”在央视大力宣扬的“宁做真小人”的结果。如果那些路人中有一个哪怕为了沽名钓誉尝试做一个“伪君子”，小悦悦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最终伸出援手的“拾荒大妈”，恰恰是没有被媒体毒害的人。
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的女乘客不过是又一个他们所宣扬的“真小人”而已。这样的名人，这样的媒体，简直就是对中国社会的犯罪。
以下是去年在《环球时报》发的一篇批驳“巨婴论”的文章。
【“巨婴论”别又成敲打中国的棒子
“巨婴”本是形容婴儿出生时个头较大的医学术语，后来被引入心理学，用来形容人身体长大了但心理还停留在婴儿时期。近段时间，这种“巨婴”批判出现扩大化趋势，甚至触及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针对某些个案，“巨婴理论”或许不是完全没道理。但如果将其扩大到全社会、全民族、全文化、全历史，那就有点失真了。
把中国认定为“巨婴大国”，声称多数国人都是“巨婴”，断定中国社会集体上没超过6个月大，这类说法很新鲜吗?它不过是在“历史进步论”影子里玩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腐朽陈渣，换汤不换药地拾起“中国落后”的牙慧。尽管如此，它好像还是成为一些人解释中国时方便使用的新标签。
“巨婴理论”声称可以解释99%的中国社会现象。但若有人问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和数据，估计对方会说：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巨婴?因此，同意，你就是巨婴;反驳，也因为你是巨婴而无效。细究起来，这种自我循环式的论证有点耍无赖的意味。还有一种“理论”我们同样熟悉，它声称中国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老态龙钟，因不愿接受新事物而显得落后。笔者真想请分别持这两种理论的人对谈一下，听他们互相指责“你是巨婴”或“你是老头”。事实上，持这两种批判观点的人根本没想把自己的主张想周全点，他们只会在各自领域里用彼此矛盾的手法完成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以反思之名贬低中国社会和文化。
“巨婴理论”承认它对欧美主流社会没解释力，说欧美虽然也有部分巨婴，但整体上成熟，这就更让笔者费解了。在“巨婴论”者眼中，中国的传统家庭文化、孝道以及集体主义特征都成了导致国人陷入所谓“病态共生”心理的根源。这未免太过牵强，相互依赖以求共生是人类乃至所有生物的生存特征，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欧美都适用。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价值恰是中华文明的珍贵和独特之处，它们使中国社会更加稳健和有向心力，而非所谓“不成熟”。
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必然面临一些阶段性问题，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概莫能外。某些人因成长环境和现实条件等因素影响而缺乏责任感甚至陷入“巨婴”病态，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夸大这种负面现象，不能把“巨婴理论”泛标签化来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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