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各地，尤其是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其实，这并不奇怪。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资源的绝对稀缺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
难以为继的“外围供养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工业资本全球化，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汲取优质资源，获得高额利润，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
18世纪以来，资本全球化已经过了好几波的发展，也经过好几波抵制。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资本必须从劳动者身上攫取剩余价值，把劳动力收入压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最后导致劳动力反抗资本。劳动者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他们在为资本不断提供利润的同时自己的收入却越来越少，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这样资本中心国英国便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对立。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严重贫困化，罢工、游行，就是资本压榨与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劳动者的反抗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在国内不可持续。
为此，英国资本只有向外扩张，先从英国登陆到欧洲，从欧洲劳动者身上获得利润来反哺英国，结果，英国国内的上述资本与劳动矛盾又转移至欧洲，造成欧洲的两极分化。欧洲在抵御英国资本冲击的同时，也整体地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遭遇国内两极分化的后果。为了摆脱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的矛盾，欧洲便与英国一起向世界扩张，从这些地区获得高额利润回流，这为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积累。这样世界分成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及由此产生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内的压迫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结果是在资本中心国发展的同时，资本外围国家则整体性地陷入毁灭。
资本从国内向世界扩张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牧歌似的过程，但实际上则是伴随着极其血腥的暴力掠夺。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扩张到了亚洲。1840年、1856年英国对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这几场战争中，英国征服了中国和印度。此后，中印两国的大量财富就从东方流向了欧洲。这些外来财富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欧洲的两极分化问题也逐渐缓解。与此相应，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前，欧洲阶级斗争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原来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在东方利润滋养下变成“工人贵族”，坐享高福利。整个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其内部“布朗基”式的革命的力量也随之偃旗息鼓。欧洲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派歌舞升平，温文尔雅的气氛。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产生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规模和影响都超过了今天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与欧洲摆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路径一样，美国政府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市场开拓。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加入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争并从东方获得大量的利润回流。20世纪初，美国国内劳资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资本外围地区如果被剥夺到极点，也会起来反抗。较早的是拿破仑战争，它是法兰西民族对登陆欧洲大陆的英国资本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革命，是对英国资本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抵制。这两次抵制产生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又将西方资本剥夺第三世界的全球化进程阻挡了整整半个世纪。冷战的本质是阻止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地区——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的剥夺。苏联解体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资本设的篱笆坍塌，东欧全面开放资源、市场、劳动力，成为西欧的外围市场，资本全球化波澜又起。可以说苏联解体为资本中心国家提供了新的外围市场，美国资本在世界范围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国放弃了实物生产，出现所谓“新经济”，认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术和新概念纵横天下就可以了。
在资本外围地区不断榨取外围的后果是，是那里的劳动者收入和消费能力持续下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矛盾突出，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和所谓的“恐怖主义”，这是全球化时期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矛盾激化的结果。为了压制外围地区对国际资本的反抗，美国开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战争。现在，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军说明，资本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控制的失败。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整个世界呈多极化趋势，西方资本从外围地区向本国收缩，将危机转向本国劳动者，裁员、减薪、削减福利，这又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种种“占领”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和资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自由竞争”理论陷入尴尬
我们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发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现在这个模式如果搞不下去，资本增值的压力又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与资本的反抗。
资本主义想要摆脱目前的危机，仅自我调节是走不出困境的，即便再出一个罗斯福也不可能了。资本中心国家自身已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来它们完全是靠外部战争养起来的，以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军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罗马就是这样，罗马人通过战争从地中海沿岸掠夺了大量奴隶和财富，这些财富反而使罗马人不劳动，整个寄生和堕落了。结果地中海战争一旦受挫，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资本中心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个像苏联解体后那样新的外围空间，其衰落的命运是必然的。
那么这个“新的外围空间”在哪里呢?目前看它们已将目标瞄向中东和中国。美国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义上的，而实质是为了控制资本外围地区。欧洲打利比亚，深刻动因也是欧洲自身危机，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来化解矛盾。另一个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倒了，几乎整个亚洲就会成为西方资本的依附性和无障碍的市场。与苏联解体后果一样，这就会为西方资本带来新的复苏。为此，2010年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国也正式提出“重返东亚”。
生存，还是死亡?这对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确实是一个问题。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中国并不会因为富裕就没有安全问题了，相反，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绝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危机都是别人的。事实上，别人的危机来了，也就意味着你的危机来了。今日资本主义虽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质上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断扩张外围，失去了外围，留给资本主义的就是国内社会革命。资本的世界就是丛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会因为我们加入了WTO，参与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国为“伙伴关系”。
我们已进入WTO有十年光景，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它的规则，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加入资本中心体系，我们就进入文明行列，就可发大财。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导致农民失地拥进城市，工人普遍贫困，社会矛盾激化。最后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事后看来，法国革命的内在的动因就是前面讲的资本外围国家法国对中心国家英国压迫的反抗。
所以说，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的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配额最少的地方是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劳动力最少的地方则是资本配额最多的地方。少数财团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提供体力的劳动者和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额却是很少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交换时总处于弱势。这就是目前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们现在总说英国是自由贸易国家，其实它在最早的时候对技术是绝对垄断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贸易原则。落后国家在面临高势能资本冲击的时候，不适度实行国家垄断是要被冲垮的。俾斯麦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
美国工业化起步之初，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战争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1913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美国此时的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
所以，绝对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竞争”。当处于资本链下游的时候，任何国家要搞自由竞争，都必然一败涂地。中国的自主发展和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走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资本妥协，没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历史正在向马克思和列宁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自美军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时,福山就对“历史终结论”有所反思，这时的福山又认为，稳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体制的建成，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的运气。
既然是“运气”，那就不会是历史。历史只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曾是以“终结”论走红于西方世界的福山在面对今天的历史。显然已失去了解释力。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判断。据报道，2011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
人们发现，马克思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为人类贡献出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它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即危机加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其破坏的规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批评东方中世纪历史，只有“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因而是“非历史的历史”。他说古代东方发生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黑格尔笔下的东方衰退特征难道不正是当代资本主义“衰退”的写照吗?
列宁曾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判断，但这不能被曲解成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诸如“垂死”“腐朽”等概念，应先手从黑格尔“扬弃”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若从“扬弃”的视角观察，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断还是相当深刻的。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目前，在世界治理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使用拳头，便无所长。
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了，必然会把内部的祸水引向资本外围地区。现在西方虽然经济上衰落了，但是军事实力还在。世界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战争离我们并不远，西方缺的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动荡，那时西方就会对中国下手。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已获巨大成功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觉，明明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却一直怀疑自己还不够“普世”。心理上“缴枪”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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