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
中国最被忽视最发不出自己声音来的群体，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这些小农，老实本分，种自家的人均一亩三分地，过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但小农不仅仅只是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正是小农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小农为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性条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小农立场，就是中国立场，就是国家立场。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考虑问题，而且是站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一边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场考虑问题。
以户籍来看，当前中国还有大约9.5亿农村户籍人口，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按居住地算，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0%，其中差异是有2亿多农村户籍人口进城务工经商，这部分人口被统计为了城市人口。这样，留在农村的还有大约7亿人口。
留在农村的7亿人口中，因为大部分青壮年人已经进城务工经商，而有明显的386199特征。可以细分出两种主导的务农群体，一种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群体，一种是以中青年人为主的中农群体。小农群体占绝大多数，主要经营自家“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承包地。中农群体也是小农的一部分，人数不多但很重要，这些中农，因为父母年龄太大，或子女年幼，或其他原因无法外出务工，他们又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或其他方式获得适度规模的经营条件，这样，他们可以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中，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务工，一半收入来自务农，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相对来讲，年老父母进城务工已无优势，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就很低，他们务农就不计劳动成本。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目前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50%，这是历史性成就)，务农的体力要求并不高，而农业随季节展开，真正农忙时间很短，一年只有1~2个月的农忙。农闲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展开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人生意义。
与中老年父母不同，年轻子女的天性是爱热闹，喜新奇，他们魂牵梦萦的是城市生活。他们因此进城务工经商。年轻人进城，不仅仅是获得就业和收入，而且是要在城市过把瘾。因为家中有父母，未婚年轻人进城务工，一般都是“月光族”，只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带回家过年。春节后，还要向父母借路费外出务工。年轻人不懂得积储的消费习惯不好，他们可以有这个习惯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则很重要。随着结婚成家，进城务工年轻人生活压力逐步增加，打工不是旅游而是要养家糊口，打工就有了积蓄。打工积蓄加上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再加上父母在农村消费低，且父母可以在农村帮助带孙子，这样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也就成为当前典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进城务工年轻人对务工工资有着极强的接受能力，且他们有很强的选择性，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减少，他们还可以返乡，返回农村生活一年半载。其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很多年，又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一些农民工从此完全地返乡了。
中国目前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仅让中国劳动力廉价，而且供给弹性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具有无比优势，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且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就业波动的能力。这正是中国借全球化之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离开小农经济，离开留守在家中老年父母的务农收入，在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中国创造”大规模发育起来之前，“中国制造”的优势就会丧失竞争力，中国就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去。
且这样一种结构，不仅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能力，而且，因为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他们有乡可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留城还是返乡，就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城市内未出现明显二元结构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在发展中保持稳定与秩序，对于中国可以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主要经营自家承包地的以中老年父母为主的小农经济以外，农村还有一部分相对强势的中农群体。具体地说，随着大量青壮农民进城，他们的承包地，一部分留给父母耕地，还有一部分以很低的价格流转给仍在农村从事经营的中青年农民耕种。这些中农家庭，一对夫妇，耕种20~30亩地，或承包一口鱼塘，经营小商业等等，总之是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的农户。这样的农户，经济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全在村庄，他们就成为村庄中的核心和骨干。在当前农村，这样一种仍然留在村庄经营的中青年夫妇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农，中农占农户的比例一般在10%~20%，比例不大，但十分重要。以中农为骨干，以老人农业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十多年，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农村的这种中农也是小农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要求、愿望与小农没有差别。他们是农村中最有能力、最活跃、最愿参与村庄事务的群体。
笔者以为，只有站在包括中农在内的小农立场上来看农村，来理解农民，来出台农业政策，中国三农问题才有出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希望。否则，几乎一定会出乱子。
二
遗憾的是，目前媒体、学界和政策部门，均极少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对小农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视，而往往是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甚至特殊利益群体立场看待问题。列举如下：
毛主席曾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戏曲舞台上全是帝王将相，当前中国电影电视上，最多的主题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再就是讲述中产阶级的小资梦想。工人农民的形象极少，题材极少。在这方面，对工人农民的报道尤其是对从事粮食生产的一般农民形象的讲述，电视电影上几乎没有。这与改革开放前形成鲜明对照。
报纸和网络媒体也极少有农民的形象，其中尤其缺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形象。倒取消农业税前三农问题十分严峻时，媒体有很多对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的关注。此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民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农民抽象地被弱势群体的符号所代替。而这个代替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错位，就是其实并不一定弱势的城郊失地农民成功借用弱势群体的形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全国50%以上的农民上访与征地拆迁有关。而征地拆迁所涉及的农民数量只占全国农民的5%左右，5%的涉及征地拆迁的城郊农民，上访量竟超过全国农民上访的50%，这样，城郊农民的上访和所谓抗争，就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当然也引起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最近10年，因为城郊农民征地拆迁中出现的普遍冲突，在维稳压力下面，地方政府一再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很多地方的失地农民所获补偿已经相当高了，但媒体仍然将农民弱势群体这个符号戴到城郊失地农民头上。失地农民问题，笔者在《地权的逻辑II》一书中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展开。在笔者调研的绝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农民是希望失地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征地拆迁分享到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遗憾的是，全国90%以上的农地只可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城市建设。
农民工也很少引起关注。城市到处都是农民工辛勤的身影，但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困扰，他们的未来。陈锡文在一个讲话中透露，按有关部门2011年的统计，“2011年，进城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16%多一点，加入城镇医疗保险的比重18%多一点，加入企业工伤保险的比重最高——27%，加入当地失业保险的比重比较低，只有9%多一点儿”，(陈锡文：土地改制不能丢原则、变方向，《东方早报》2012年11月30日)，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农民工进城，他们都希望自己能留在城市，但他们也知道很难留得下来，留下来也很难体面地生活下去。他们因此很困惑将来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幸好返回家乡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底线可以让他们不那么焦虑，他们还可以在城市慢慢地寻找机会，碰碰运气。
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部分，按次序来说，最受到关注的是资本下乡、富人治村。在任何一个地区，上级领导参观，地方领导联系，都是那些有特色尤其是有能人的乡村。这些乡村引起地方领导人的极大关注，这些乡村也因此获得了远多于一般农村的资源投入。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资本下乡和富人治村，地方经济发展快，农民也可以从中得实惠。这是双重好事，如果这样的模式可以推广，岂不是很好。遗憾的是，几乎自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以来，中央年年都要提倡让农民调整经济结构，要增收致富奔小康，要由基层组织带领农民致富，而全国几乎没有复制成功的调整结构和带领致富的例子。现在农民主要增收来自非农业，农业中，70%耕地仍然要种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种经济作物收益高，风险也大。没有风险，农民都会去调结构种经济作物赚大钱，经济作物的生产怎么会不过剩?菜价怎么会不波动?
与地方政府希望将个案的致富典型人物与村庄推广普及一样，农业政策部门所关心的也大多是下乡资本的利益、农业种植大户的利益、规模经营主体的利益、乃至农业科研院所的利益。这些人和机构具有远高于一般农民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有能力与政府和部门建立联系，政府和部门也愿意靠这些人和机构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其结果是，农业部门不是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思考对策，出台政策，而是站在大户或资本的立场上了。仔细看最近十年出台的中央农村政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难。比如所谓三化同步，所谓推动规模经营，所谓扶持现代农业，都是如此。中央支农资金的流向也是如此。
中国小农经济的最重要基础是以农户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其中统起来的核心是村社集体，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当不同的一点，东亚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在这一点上也不相同。村社集体的有效运作，要依靠村支部和村委会。但作为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建设单位的党建系统，提出的基本的党建路线是“双强双带”，即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带领农民致富。这个路线下去的话语，就使不是富人的党员不能当村干部，而富人党员的经济利益甚至社会关系都不在村庄，他们当村干部不过是借用村干部的职位来进一步谋取利益。富裕本来就意味着有资源，富人一旦当上村干部，他们在村庄内就几乎不再能受到制约，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可以将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资源与自己特殊利益对接起来，而不是与一般农民需求对接起来。正是因此，虽然党建的“双强双带”话语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方向，全国却几乎没有富人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例子。这就说明，我们党建话语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因为媒体、学界、政策部门没有站在小农立场上关心和思考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中国小农就显得面目模糊。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回应小农的诉求?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应当提出且应该深入讨论的大问题。
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站在小农立场看问题，小农面对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种自己承包地，最多从进城邻里亲友手中流转十亩二十亩耕地来种的小农，他们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选择种风险小利益稳定的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二是种风险比较大利益可能也比较高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特点是市场供需量大，耐储存，品质相对单一，在国家粮食保护价收购的政策下面，粮价稳定，收益稳定。因此，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几乎不存在与市场的对接问题，其主要关切来自生产环节，包括生产技术、劳动合作、施肥灌溉植保等等。在中国小农经营规模极小且田块分散的情况下，农户无力解决诸如灌溉、植保、机耕道修建等超出小农经营范围的共同生产事务，将小农组织起来，为他们解决这些生产环节的事务，极其重要。
小农还无法解决技术更新的问题。因为经营规模太小，技术风险太高，小农需要有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来解决农技推广、测土施肥等技术问题。中国以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牵头建立的纵向农技推广体系与基层村社组织的结合，是过去也是现在可以回应小农社会化服务需求的重要组织载体。这个载体，尤其在取消农业税后，没有得到良好建设，这损害的并不只是农技推广体系的利益，更是损害了小农利益，从而也损害了中国农业的基础。
经济作物的特点是品种繁多，不耐储存，市场需求比较稳定但供给波动很大，市场价格因此很不稳定。种植经济作物，利益比较大，风险也很高。只有那些经济条件好、区位有优势、敢于担风险的农户才更愿意种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赚钱是与其风险相关的。若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消除经济作物种植的风险，就一定会有更多粮农转移过来种经济作物，结果是经济作物供过于求，农民血本无归。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作物的风险是无法消除也不应该消除的。正是经济作物的风险构造了当前中国农业中70%耕地种粮、30%耕地种经济作物大的格局。
因为经济作物品种繁多，供求关系不稳定且不能储存，种经济作物就要解决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将农民组织起来对接市场比单个农民去闯市场要有效。
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一个重要办法是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以合作生产，又可以合作销售，还可以互通其他信息。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似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即龙头企业+农户。但在经济作物种植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公司+农户，往往是互不信任，结果不仅仅是农民常吃亏，而且农业企业也很容易倒闭。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支持农业公司下乡搞规模经营，但问题是，即使农业公司搞规模经营赚了钱，这也并不表明农民从农业中得到了好处。相反，因为农业公司的加入，市场上原来归农民所得的农业GDP，又被资本所占去了。在中国有9亿农民，其中7亿仍在农村，中国小农具有很强的农产品生产能力，尤其是具有极强的经济作物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资本下乡只能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这不仅使资本下乡本身难赚钱，而且使农民更加难以从农业中获取收益。政府出台政策支持资本下乡，包括支持公司+农业，都是错误的。应该支持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无论农民在种粮和种经济作物之间如何选择，关键都在于，要让农民尤其是小农来获得农业GDP的份额，而不能通过政府支持资本下乡去挤占本来不多的农业GDP。
除了农业生产，农民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村庄，他们的生活是全方位的，有生产以外的日子要过。如何回应农村的文化生活，如何维系农村的社会联系，如何建设农民的居住环境，如何让他们过健康的有意义的充实的且可以体现出他们自己喜怒哀乐表现他们主体感受的生活，是站在小农立场必须回应的问题。他们生活的意义，生活的价值，他们的流泪、流汗、流血，他们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需求，都是应得到充分展示，得到充分关注，得到充分回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封闭的村庄共同体正在解体，农民的意义世界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变革”。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去应对个体小农在生产、生活上，在人生价值上，在个体心理上所无法应对的事务，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牛鼻子。
尤其重要的是，当前国家有大量的给到农民的财政转移资源，有大量的惠农政策。如何将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与小农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的层面结合起来，极为关键。
李昌平组织的农村内置金融合作社、笔者倡导的农村老年人协会、成都市给每村20~30万公共服务经费、借土地整理让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资金政策支持以及目前仍然体系完整的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七站八所的事业单位，都可以站在小农立场进行资源整合、组织整合。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回应中国7亿小农的需要，我们就不仅可以建立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农村根基，而且有能力继续自己解决自己的农产品供给。中国农村将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助推中国现代化。
未来20年是中国现代化最为关键的2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最为关键的20年。20年后，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70%，甚至更多。那个时候，农民人数将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那个时候三农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了，小农立场也许就没必要了。
我们要站在小农立场认真研究未来20年的三农政策，我们要意识到，小农立场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立场、民族立场，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立场。
四
最近10多年，笔者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尤其在全国农业型地区进行入户访谈，深刻感受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所思所想和迫切愿望。因为长期在农村调查，所写调研报告、政策评论，就自然而然地烙上了小农立场的痕迹。笔者希望本书所提出的小农立场的角度，可以增加我们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的关注，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唯有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可以真正生产生活得好，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201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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