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房价、房租是金融资本剥削社会中下层的工具之一。土地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是权威暴力保护和支持下，一部分人以土地所有权为媒介剥削另一部分人。
土地问题以及房价、房租问题，不能单纯地仅仅关注土地或住房，而应该放在全球内范围，资本扩张，劳动力势微的大背景下考虑。
有人问，近20、30年来全球住宅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简单地说，根本原因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为什么会推动房价上涨，这事说来话长。
(一)一头牛剥两张皮
一般来说，与不同人群谈话，关心的话题不同。
年轻人关心明星、职业发展、餐饮、旅游，中年人关心育儿、子女教育，老年人关心保健、医疗，男人关心时政、娱乐，女人关心生活、时尚。与不同的人聊天，要选择不同的话题。
不过，房子是所有人(除了少年儿童)都关心的话题，因为住房关系到每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
大家注意力集中在房价、房租上，无非是用房价、房租剥削效率太高了，大多数人属于被剥削者，对有切肤之痛。
房价或者房租上涨，是资本主义国家近20、30年的的普遍现象。这并不是说房价或者房租随着工资等比例上涨，而是特指房价或者房租的上涨速度远远快于工资，甚至工资虽然未动房价却不断上涨。居住方面的支出，在劳动者收入之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不断攀升，压缩劳动者其他支出。由于房价或者房租的快速上涨，劳动者的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不断下降，于是日益贫困。有些时候，虽然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了，但是幅度没有房价或者房租增长的幅度大，他们仍然陷入日益贫困的泥潭之中。
这里讨论的房价、房租上涨，并不是名义房价或房租的变化，而是以房价、房租要素为依据，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比重。其中，包括占社会中下层的收入比重。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不认为住房价格(房租、土地价格)是只涨不跌的——不难想象，历史上，如果土地价格一直上涨，那么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将多么困难?本文认为，住房价格(房租、土地价格)是不断波动的，问题的关键是，不论住房价格(房租、土地价格)如何波动，以土地为媒介的对社会中下层的剥削是不断加重的。
此外，本文认为控制土地资源，以土地为媒介剥削社会中下层，并不是控制所有土地，而是控制经济核心区的土地。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不是兼并所有土地。自古以来，戈壁滩的荒地有的是，改变不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历史常态。同理，进城务工的劳动者，在老家(比如美国德克萨斯、日本新泻县)拥有自有住宅，虽然宽敞且无需缴纳房租，也并不能改变他们在大城市被房东剥削的现状。所以，以全国自有住房比率或者人均住房数据，不谈住房和工作地点，为大多数人住房短缺辩护，是很无耻的。
住房问题，起源于土地，住房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一方面。
古今中外，自古以来，土地问题就是一个能引起几乎所有人关心的严肃的话题。古罗马的内斗，都与土地有关。东方古国，周期性有人喊出“均田地”的口号，每次都是一轮大地震。
恩格斯的时代，大量农村人口被剥夺土地，被迫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谋生。那时，雪上加霜的是，为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内老旧住宅区不断被拆除。于是，这些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遭受第二次剥夺——不用说地下室、马厩，就是猪圈都能租出一个好价钱。
这时，城市房东大发其财。有些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投机，用廉价材料草草地搭建一些透风漏雨的临建，平时以略低于社会平均租金的价格租给劳动者，拆迁时获得巨额补偿，谋求惊人的利润。这些临建集中的地区形成贫民窟，区内失业严重，男盗女娼。
今天，类似的事情在南美还在发生。大批农民因为农业萧条、陷入债务危机失去土地或者被暴力或软或硬地强行逐出土地，不得不涌入城市谋生。
大地主只要撵走一部分人口，剩下的人口也难在农村立足。事实上，当农村人口少于某一临界值时，大量商业行为和公共服务都将不复存在。比如，在南美大地主垄断土地的地区，小农很难买到生活用品和农具，即使买到也价格高昂。大地主或租地农场主可以开车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农具，小农则没有这样的条件。至于医疗、教育资源，更是稀缺。大地主或租地农场主可以开车进城看病或者聘请家庭医生，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把孩子送到收费高昂的寄宿制学校，小农显然做不到。生产、生活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确长期低迷，小农钉子户的生活无以为继。
人口少到一定程度，甚至不会存在法律。所谓，“林肯给了所有奴隶自由，而柯尔特使这些奴隶获得了平等”。何况，在地广人稀的地区，野兽出没，枪支是生活必需品。在这样的地区，枪法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法律是大城市里才有的东西。想到这一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地广人稀的德克萨斯对枪支的管理如此松懈，几乎人人都是神枪手。
普通人显然很难适应这样无法无天的生活，他们的选择只能是放弃故土。
说远一点，战乱国家的房租，往往也会暴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从此阿富汗陷入无休止的的战乱之中。许多人躲避战乱，成为难民。因为种种原因，许多人不得不留在阿富汗。一方面，战火不断摧毁住房;一方面，大批难民需要住房。于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喀布尔地区的房价，与北京、上海水平相当。因为有美军在，塔利班不会轻易进攻喀布尔，所以很多人躲进喀布尔避难，直接推高喀布尔的房价。
最终，大批农业人口不得不放被迫弃在农村的生活，搬家进城，或者进城务工，或者把家属安置在城市，劳动力独自返乡成为农场工人。
这些人离开家乡的时候，处于破产的边缘，进入城市，也无力购买自有住房。即使租房，他们也无力支付比较理想的住宅的房租，只能在狭窄、肮脏、治安混乱、疾病蔓延的贫民窟中落脚。他们一面出卖劳动力，一面自我催眠，在贫民窟中的落脚只是暂时的，自己有了钱，就能搬出去。
这是注定要破灭的美梦。贫民窟的房租会水涨船高，不断吞掉他们大部分的收入。他们本来处于社会底层，收入增长困难。他们的收入稍微增长一点，房租立即甚至提前上涨。由于房租步步紧逼，他们一旦进入贫民窟，基本无法翻身。不但他们无法摆脱这样的厄运，他们的子女，甚至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也难以摆脱生而贫穷的厄运。房租如同一个无底洞，不断吞掉他们任何一点结余。当然，也吞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垄断价格在许多情况下的优势，特别是对贫民进行最无耻的剥削方面的优势(因为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以及这种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
这段话是马克思说的，今天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还是如此。
与恩格斯时代不同，这些人的谋生手段，在传统的男盗女娼的基础上新增了贩毒。当年麦克阿瑟说，不给我面包，就给我子弹。面包、子弹、宗教、毒品，四选一。毒品对社会统治，有特殊的意义，用好了是统治利器，不展开讲。统治阶级对毒品的态度，是不可不禁，不可全禁。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有关电影，比如《精英部队1》、《精英部队2》、《上帝之城》。
很显然，贫民窟的存在进一步推高了中产、富人区的住宅价格。即使房地产价格不便，住房持有成本(比如房产税)也会上涨。
生产过程集约化、人口汇聚、城市建设、资本投机、社会治安恶化，这些因素都推高城市房地产价格。但是，这些因素都不是根本原因。
房价、房租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财富迅速汇聚，汇聚起来的财富垄断土地资源，反过来推高房价、房租谋求更多的财富。
在人类无法摆脱地球引力，创造反重力的悬空生活以前，好垄断的土地所有权是社会总产品分配的重要依据。金字塔尖通过控制土地，要求每一个在土地上生产、生活的社会成员，缴纳贡赋。不肯缴纳贡赋的社会成员，将被逐出地主的地盘，失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在恩格斯的时代，少数人迅速兼并土地，聚敛财富，同时，用聚敛来的财富进一步兼并土地，以求在未来谋求更多的地租。
当时，资本一面压低劳动者工资，一面抬高劳动者房租、房价。劳动者被两头压榨。这中现象被称为“从一头牛身上剥两张皮”。
那时的剥削是赤裸裸、简单粗暴、一目了然的，反抗也是简单直接的。产业资本家和房东直接在一线压榨劳动者和房客。双方动辄用拳脚、石头、棍棒、匕首、长剑、钐刀，在热烈的气氛中，充分交流彼此的观点。在多次反复交流中，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制度。
(二)一头牛剥N张皮
今天房价(房租)上涨的原因，仍然与财富集中、资本扩张的过程密不可分，不过更加复杂而已。
相比恩格斯的时代，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有几个特点：一是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世界，二是技术进步相对停滞，三是资产阶级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制订、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四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中，金融垄断资本取代产业大资本统治全球是今天相比恩格斯时代最大的区别，其他特点都是由这点衍生出来的。
这几点直接影响地租(房价、房租、土地价格)。
由于金融资本统治世界，全球化不断加快，跨国公司规模膨胀，生产过程更加集中，产业链条不断转移。劳动者为了就业，被迫随着产业链条的转移，不断向沿海大城市集中，导致沿海一线城市房价暴涨，人口迁出区(比如底特律)则成为鬼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沿海一线城市房价、房租暴涨，直接降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鬼城地区的房租下跌，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留在老家的劳动者生活比较安逸。事实往往恰恰相反。由于土地相比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垄断性，地主(房东)交易的紧迫性远远低于房客，所以房价、房租比工资更难下跌。实际情况，必然是人口流出区的工资收入比房价房租下跌得更多。
有人认为，老龄化会导致房价房租下跌。这并不容易。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人口不会均匀地分布在原来繁荣，现今人口稀少不断衰败的二三线城市，而是会向一线城市集中。人口流出地区，房价、房租自然暴跌，但是这些地区如同前文提到的人口流出的农村，同样缺乏普通劳动者生存的条件。显然，不是房价房租下降导致劳动者流出，而是劳动者无法生存，背井离乡，导致房价房租下降。人口流出区的房价、房租下降，丝毫不能减轻背井离乡的劳动者的生活负担。
垄断资本缺乏竞争，天然具有惰性，大量资本不断从实业流出，一方面垄断大资本为了谋求更大利润主动去产能限制生产规模，一方面中小资本迈不过垄断门槛，不断退出生产循环。这些流出的资本成为食利资本，或者进入金融市场投机吃息，或者购买房产土地炒作收租。实业停滞，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工资必然停滞不前。这些失业的中小资本进入房产土地市场，必然推高房价、地价，并要求对应的利润。这些利润，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苏联解体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红色帝国，发达国家投入巨资研制各种黑科技。这些黑科技不断军转民，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今天，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黑科技的需求不那么紧迫。于是，NASA的火箭专家不设计火箭，改行去华尔街设计衍生物。这些衍生物的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与地租有关，比如应收住房贷款，应收房租被打包成为债券，不知道卖给谁。社会中下层花了巨资购买了住房，或者拿出绝大部分工资支付了房租，生活费不够怎么办呢?还有各种消费贷款，就是明目张胆的高利贷。这些消费贷款，也被打包成债券。同样不知道高价卖给谁。万一房贷、房租、高利贷，收不回来怎么办?交易自愿，谁买谁吃亏。
资产阶级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制订、调整经济政策。当华尔街炒房地产和大宗商品时，有意无意推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做金融衍生物时，有意无意放松监管;当房价暴涨，最终崩盘，大多数人损失惨重时，为华尔街提供救援。有资产阶级政府撑腰，华尔街避险成功，顺手廉价收割地板上的资产，外带发放巨额奖金红利。这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要啥给啥，必要的话，还有无限回血。当然，作为对手盘的其他社会成员会怎么样，可想而知。
经过这么折腾，不但劳动者的地位难保，就是中小资本的地位其实也岌岌可危。一方面实体凋敝，一方面金融暴走。工资成本不断上涨，其中绝大部分，都交了房租。交上去的房租，经过几道手，辗转流向华尔街。工资之中扣除房贷、房租之后，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不断下降，消费自然不旺。人工成本上涨，产品滞销，中小企业苦苦挣扎，随时可能资金链断裂，关门大吉。就是苦苦挣扎，也对抗不住产业转移。美国制造业转移，铁锈带实业完蛋，凡是不能搬家的中小资本，全数完蛋。再说，这些中小资本即使顺利套现，手里的资金也不知道该怎么保值。这种情况下，中小资本自然退出实业，或者压缩实业规模，加入炒房收租团。
其实，不必这么复杂分析，只要想到生产循环扩展到全球范围，全球资本高度集中，迅速扩张，各国劳动力进一步分散，彼此竞争，资本不断兼并，为了获取利润必然不断把触手伸向社会方方面面，控制生活必需品，土地恰好是好垄断的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很容易成为优质的榨取媒介，就不难理解地租暴涨的原因。
金融资本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控制多少资产，或者，这些资产名义市值如何，而是通过各种交易，源源不断地产生稳定的天量现金流。
土地只是一个媒介，是一个产生现金流的媒介。金融资本如何利用这个媒介尽可能多的榨取利润，榨取谁的利润，并无一定之规。唯一确定的是，利润通过土地这台抽水机，被源源不断地抽向金字塔尖。具体怎么抽，花式抽、佛系抽，那是不确定的，看心情，看情况，怎么抽得多，怎么抽。
金融资本一旦介入以土地为媒介的剥削，立即让剥削的深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金融可以透支未来，让被剥削者透支未来的支付能力满足剥削者。除了房产，还有什么媒介能让绝大多数普通人背上那么高的杠杆?
价值符号和金融资本结合，让剥削更上一层楼。在这样的时代，推行对金融资本有利的货币政策，货币周期性贬值。社会中下层即使把收入中可怜的结余窖藏起来不进行任何交易，也难逃贬值，为了保值，许多人被迫加入由金融资本主导和操纵的投机大潮，最终被金融资本吞掉。
为华尔街利益服务的财政政策，让剥削达到极致。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精确，是精确收割工具。社会中下层收入的结余，即使能凭智慧或运气躲过屡次收割的厄运，也难逃税收的一刀。比如，作为金融资本守夜人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房地产收割。美国政府当年的收割手段是没收西部开荒农民土地，卖给大土地投机商，现在的手段是以土地或房产为税基征收房产税。房地产税名义上是加给房东的。实际上，考虑到房东和房客的博弈关系，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必然被房东转嫁给房客。
恩格斯的时代，一头牛被剥两张皮。金融资本的时代，一头牛不知道被剥多少次皮。所有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在利用土地分一杯羹，直接剥皮，间接剥皮，隔山打牛，康拜因反复收割。
万流汇大海，万金归豪富，金融资本收割的手段五花八门，普通人不要被贫穷限制级想象力。
(三)超级收割机
《卢瑟经济学》之中分析过，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三个方面：博弈双方数量对比，对成交的渴望程度和替代品的种类。
与土地控制者之间的交易之中，绝大多数人天然处于绝对劣势：土地天然具有高度垄断性，财富的集中、生产集约化和城市化加剧垄断性;大多数人没有土地就无法正常生活，控制土地的一方并不急于成交;人类的科技目前还不能提供土地的替代品。
所以，“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理论上，控制了土地，就能榨干在土地上生产生活者的最后一个铜板——控制了财富之母，孩子还能跑到天上去?
博弈强势的一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订交易规则，不断压迫对方的底线，让交易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谋求最大利益。
和平年代，土地作为剥削媒介，可以把房客榨得一干二净，而且比粮食安全得多。
土地和粮食一样，都是生活必需品。不过，相比粮食，土地并不是消耗品，可以转手卖出。因此，许多社会中下层，一面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缴纳房租或者偿还房贷，一面做着玫瑰色的奋斗梦，梦想自己有一天摆脱被剥削的不利地位，甚至成为房东剥削别人。在危机之中，他们失去一切，包括房产，他们不质疑这种让自己输得一干二净的“公平”的交易制度，而是懊悔自己没有选对交易的对象和时机。
同样是难以翻身的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把压榨隐藏在“公平”交易之后，给被剥削者以希望和梦想。这是大资本家比奴隶主、封建大地主高明得多的地方。
生存空间狭小、恶劣，可以让社会底层身心极度不适，压抑、抑郁、沮丧、感染疾病，但是不会像饥饿那样，直接激起底层强烈的求生欲望，刺激他们铤而走险。
历史上，饥民经常暴动，但是贫民窟中的贫民除了被饥饿等直接诱因激发之外，因为住房狭小导致的暴动事件并不多。罗马的统治阶级明白，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有面包和马戏，一般不愿意主动挑战军团的刀剑。今天，美国等发达国家不过是把马戏换成了毒品和宗教，刀剑升级为子弹。对美国政府来说，只要压低粮价，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收割。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贫民窟单位面积的房价、房租，甚至比富人区还要高得多——穷人走投无路，他们不能在富人区或买或租整栋房子或者整个单元，只能在贫民窟买或租一个房间，甚至一个铺位。于是，地主和房东利用对这些贫民不利的博弈地位，把这些房间、铺位的售价或租金上涨到贫民的收入扣除维持基本生活的饮食费用之后，能承担的最高水平。
在《老后破产》之中，日本老人们承担的房租水平，是养老金扣除饮食、水电和医护费之后的余额，外加老人们每月透支存款能够支撑的最高限度。存款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花光以后怎么办?老人们不敢想。当然，也许在存款花光以前，老人生命终结，结束了名为“长寿”的噩梦。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尤其是房租)和停滞不前的养老金，让当年为日本复兴耗尽了精力的“团块一代”晚年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困境。
在《扫地出门》(Evcited)之中，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贫民窟的房租水平，大致与社会救济金相当。不会更高，因为这些贫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也不会更低，因为房东不会发善心。
在密尔沃基，社会福利给底层失业者维持生活的救济金的支票，刚到手里，就已经属于房东了。密尔沃基的社会救济金大约500-700美元，房租也大约500-600美元。靠救济金生活的房客，缴纳完房租，如果不是囊空如洗，也只能剩下一些零钱。他们要用这些零钱缴纳各种生活费，包括电费和煤气费。如果没有食品券，支付完各种费用，许多人都要喝西北风。因为手头实在太紧，许多人选择在夏季拖欠房费，在冬季拖欠煤气费——因为法律规定，冬季采暖期，不许停煤气。
想想看，有什么能像房子(土地)那样，收割效率那么高又那么安全?
底层收入上涨，房价、房租的涨幅领先于收入。底层收入下跌，房价、房租的跌幅，落后于收入。
因此，从整体看，房价、房租有涨有跌，但是对社会中下层来说，是只涨不跌。
房价、房租下跌的原因：一是当地经济崩溃，劳动者无法继续生存。这种情况下，下跌的房价与迁出的劳动者无关。甲地房东的损失，往往导致乙地房东的收益，乙地房东的收益，往往高于甲地房东的损失。二是金融危机等因素导致劳动者收入崩盘，砍掉所有生活非必需品之后，仍然无力支撑现有的房价、房租。这种情况下，虽然房价和房租的名义水平下降了，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下降更多，所以，以房价、房租的支出占劳动者收入的比率反而提高了。
那些遭受次贷危机打击，无家可归的人，失去了住房，显然需要一个住处。于是，房东们发财的机会就来了。
房价和房租往往有一个交替上涨的过程。先是房价暴涨，然后是房租暴涨——多数人买不起房子，或者在金融危机之中失去房子，只能租房以后，房租开始暴涨。房租涨到一定程度，一旦条件合适，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推动房价上涨。如果多数人没有失去自有住房，也偿清了房贷，暂时不必再为在土地上生存支付贡赋，那么就要轮到房地产税登场了。
经过N轮折腾，房价的涨跌，对多数劳动者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房价对他们的意义：一是把那些没有自由住房的人拦在租房市场，任凭房东宰割，永世不能超生;二是让有自有住房的人交更多的房产税，遭受贷款和税收的双重挤压，其中那些因为失业等原因最终坚持不下去的人，跌落到租房市场，他们的房产被金融资本收走，廉价卖给租房房东。
土地是收割机的锋利的刀头，房东用土地完成初次收割的任务，金融和暴力收割初次收割者。金融和暴力具体怎么收割房东，后面会谈。
不过，如果认为以土地为媒介的收割机，仅仅能收割房客和向后收割房东，未免太简单了。实际上，这台收割机还能向前收割。
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过，也可能出在猪身上。
社会最底层的人群的养老金和救济金，来自纳税人的税款。纳税人的税款为他们提供救济金、养老金、租房券和食品券。
那么谁是纳税的主力呢?有人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富人养穷人。这是胡说八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中产养穷人，同时满足富人的利润。
靠工资吃饭的美国工薪阶层，一没有能力在离岸金融中心开户，二没有能力设立基金会，三没有能力聘请专业经验丰富的会计师为自己提供建议合法避税，四没有能力影响联邦和地方政府税收政策为自己减税。
他们不被薅羊毛，谁被薅羊毛?
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收，用于养老金和救济金。老人和失业者收到养老金和救济金的支票的那一刻，这张支票就已经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房东了。房东收过支票，偿还贷款，支付房地产税，余额继续投资房地产或者华尔街。这些钱，最终会辗转流入华尔街，成为被金融资本廉价利用的资源。
所谓的中产阶级与贫民窟无关，但是也要为华尔街贡献资源，而且是强制贡献资源。金融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与其说是保障最底层的生活，不如说是保障金字塔尖的利润。
不仅如此，纳税的工薪阶层还要遭受另一种冲击。
廉价租房里聚集大批廉价劳动力。支付房租之后，他们的救济金所剩无几，这种情况下，稍微一点儿小钱，比如几十美元，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大笔钱。房东因此可以廉价利用他们，反手压低劳动者工资。几十美元，就能雇佣这些廉价劳动力干正常情况下，需要200、300美元才有人愿意干的活儿。
在这种条件下，吃亏的当然还是工薪阶层。他们除了要支付各种社会福利的支出，还要面临来自底层的竞争。
用房租让社会底层处于无家可归的边缘，有利于搜刮中产，增加大资本的利润，让他们老老实实，压低劳动者工资，警告不够努力的在职劳动者。这真是一石多鸟。
随着房价或者房租上涨，劳动者深受其害。
不过，金字塔之中，地狱之下有地狱，底层之下有底层。受苦最深的，是靠救济金生活的失业者和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有位美国女作家放弃写作，从事了若干月的餐厅服务员、家政清洁工和超市理货员。回家之后，把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写成了《我在底层的生活》。
其实，她的生活并不是底层。因为她的收入能自给自足，比那些住在贫民窟靠救济金生活的美国贫民和那些住在廉价公寓靠养老金生活并不断提取有限的存款弥补赤字的日本老人强得多。此外，她没有为逃避现实而吸毒或者卖淫、盗窃的记录，没有信用不良记录，也没有被驱逐的记录，求职、贷款、租房不会遇到障碍。经济不能自给自足，有各种不良记录，随便哪一项，都能让她的生活难度立即上一个档次，从HARD模式到VERY HARD模式甚至地狱模式。比如，许多社会底层被房价、房租所迫，入不敷出，拆东墙补西墙，依赖于各种短期贷款，最终陷入债务危机。于是，信用记录上有一次不良记录，直接从HARD模式进入VERY HARD模式。
一种暴利剥削模式，如果无法让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例如美国华尔街)获利，是无法长期稳定存在的。这种剥削模式，迟早面临三个结局：要么被写进《刑法》，被彻底封杀;要么华尔街把手伸进来;要么剥削者成功晋级，成为华尔街精英的一员。一种长期稳定存在的暴利剥削模式的背后，必然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反过来，如果一种暴利剥削模式效率极高，又安全可靠，那么不论谁掌权，都会保留这种模式。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掌权的不是地主阶级，房价、房租仍然居高不下。土地结合金融，是强有力的收割机。不但能迅速收割房客，而且能收割房东，还能向前延伸，收割所谓的中产。名义上劫富济贫，实际上劫中济贫，以济贫的名义，让顶层发财。房价、房租不仅能纵向收割，还能横向收割。比如，压低临时短工劳动力成本，增加高利贷利润。
这么顺手的剥削工具，真让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爱不释手。虽然掌权的不再是大封建地主，但是以土地为媒介的收割机被保留下来，经过维修保养焕然一新并发扬光大，收割手法花样百出，不断推陈出新。
至于底层的生活，究竟是HARD模式，还是VERY HARD模式，或者地狱模式，只要别出乱子，Who cares?
至于工薪中产，更不在考虑范围内。相比底层，他们的路还宽得多，底层尚且没出乱子，他们怎么可能出乱子?
（四)现代乌进孝
奴隶制的时代，奴隶主经常安排一些地位相对较高的奴隶，负责监管其他奴隶。封建时代也是如此，小地主负责监管农民。
《楢山节考》之中，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小地主，曾经枪杀农民。临死之前，为了赎罪，嘱咐自己的遗孀和所有农民睡觉。小地主给农民这样的福利，也许是怕自己死后下地狱，也许是怕自己生前作孽太多，农民们报复他的遗孀。
《红楼梦》之中，也有类似的人选。乌进孝负责管理贾府的皇庄。乌进孝相当于包税人，他一面努力压榨农民，一面努力巴结贾府。交够了贾府的租子，剩下就是自己的。乌进孝作为权威暴力的基层触角，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战斗在农民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一线，既压榨农民为贾府提供利润，又为贾府提供信息随时镇压任何不满的社会底层。
贾府使用乌进孝，可以既不必直接接触农民，又实现有效管理，实现取之尽锱铢的压榨，掌握社会底层的一举一动，还可以保持一双干净清白的手，处处以温良恭俭让自居，张口仁义道德——各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都是乌进孝瞒着贾府自己私自干的。不过，如果贾府感觉乌进孝得到利润过高，或者镇压不利，则随时可以替换乌进孝。当然，贾府替换乌进孝的真实原因，绝不会是因为乌进孝心黑手狠，压榨农民不择手段。
其实，奴隶监工、小地主的日子也并不富裕。不过，他们相比奴隶和农民，高人一等。为了维护这种高人一等的地位，他们一面努力压榨社会底层，一面分担维护剥削制度的责任，成为维护阶级压迫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次贷危机之中，有一些经济地位比较好，资金比较充裕，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人，靠低价买进、高价出租房子获利。
《扫地出门》之中，密尔沃基北部黑人区的房东谢伦娜就是这样利用次贷危机捡便宜的房东。她本来是学校教师，趁着次贷危机，利用贷款和房租，廉价收购了20、30套房产。不干教师，改行专职包租婆。
不过，谢伦娜的现金流和她的房客一样非常紧张，时刻受到贷款和税收的双重挤压，随时可能破产。如果她选择驱逐房客，那么房客拖欠的房租基本就会泡汤。如果她不驱逐持续拖欠房租的房客，那么一旦某月同时拖欠房租的房客达到一定比例，她就会破产。如果她破产，她名下的房产同样会被收走，成为其他幸存房东的战利品。
相比之下，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则是稳赢不输的。无论是提供买房贷款，还是把房贷、房租、高利消费贷打包成债券，或者倒卖这些债券，都有丰厚的利润。次贷危机的受害者，现金流断裂，被收走房产。谢伦娜那样的房东收购他们的房产，减少金融机构的损失。弥补不了的损失，由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救援。财政部和美联储救援的资金，如果不是来自加税或者削减福利，就是来自印钞，无论是加税、削减福利还是印钞，吃亏的都是社会上没有资格被财政部、美联储救援的人群，也就是社会中下层。相比华尔街，次贷危机的受害者和谢伦娜那样的房东的现金流如果断裂，只能自认倒霉愿赌服输申请破产。
相比华尔街，坐地收房地产税的密尔沃基地方政府的风险要略高一些，毕竟处于五大湖铁锈带密尔沃基有可能步底特律的后尘成为鬼城。不过，当地政府破产的风险比谢伦娜破产的风险还是低得多。只要不成为鬼城，甲房东破产以后抛售的房产，还有乙房东接盘，谁接盘，谁缴房地产税。只有绝大多数房东都破产，当地政府才会破产。美国地方政府，是美国全国暴力机构的一部分，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相比统治核心，处于金字塔顶端略低的位置。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房东是战斗在一线的小地主，对房客有强有力的控制权，法律也要求他们管好房客。
在《扫地出门》之中，密尔沃基的房东有义务对房客的行为负责。如果房客一个月内连续三次报警或者引发报警，警察局就会和房东联系，要求房东驱逐房客。如果房东不驱逐房客，房东就会面临罚款甚至坐牢的风险。这就如同当年的地保，平时可以鱼肉乡里，但是要对当地社会秩序承担责任，负责维持当地的治安。如果所在区域出了事情，他们就要受到责罚。
因此，房东一般不把房子租给有驱逐记录的房客。毕竟，谁也不想惹麻烦。房客被驱逐的原因，可能是拖欠房租，也可能是多次引发报警。不论哪种情况，都不是房东喜欢的。
这项政策起源于越战时期，那时反战分子经常受到警察的“关照”和房东的驱逐，警察和房东联手，让家里没矿又需要租房的反战分子很难有立锥之地。
今天，这项政策继续存在，经常被警察关照的房客，也没有落脚之地。房客如果不想招来警察，抽大麻、贩毒、打架、酗酒闹事、争吵，这些事情都要尽量避免。大多数有过被驱逐的教训的女性房客，甚至在遭受家暴的时候，也不敢报警。所以，房客如果不想睡大街，就要及时缴纳房租，同时规规矩矩，甚至忍泣吞声。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维稳手段。
小地主是金融资本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些现代乌进孝担任资本主义的基层地保，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否顺运转下去，是个未知数。
房东收过支票，并不能轻易坐享其成。他们要筛查房客，要带房客看房，要对房间进行最简单的维修，要不断催租，要驱逐拖欠房租的房客，要经手法律事务，要准备上法庭并准备相关的材料，要确保房客规规矩矩，要和警察打交道，要接受必要的培训，要偿还房贷，要缴纳各种税费，还要定期交流信息。房价、房租高才能调动房东的积极性，维护小地主阶级的对金融资本的忠诚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贾府显然不会让乌进孝发大财，与“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平起平坐。金融垄断资本显然也不会让房东有太多的余钱。房东们的收入虽然相比大多数人高，但是他们也是过手财神。有时缴纳完各种税费和贷款，房东账户余额会在一夜之间，从五、六位数变为三位数，甚至两位数。密尔沃基的房东谢伦纳就遭遇过这种事情。
房东不是一个人在收租，是在替金融资本(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维持各地对金融资本有利的交易秩序，其实也是在替金融资本工作)收租，房东收的多，华尔街和地方政府得到的也多。
他们偿还的房贷，必将辗转进入华尔街。他们缴纳的房地产税，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如果他们还有盈余，剩下的钱，除了个人消费，最终十有八九也是辗转进入华尔街，投入金融循环，投机或者吃息。他们投入金融的资金，要么在金融投机中被更大的资本吃掉，要么成为廉价的资金被金融资本征用。
房东们是在替华尔街收租，管理基层，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暴力机关)提供稳定的财源，是现代的美国版的乌进孝。让房东积极压榨房客、参与社会管理，就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一部分报酬，让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高出普通的房客一等。这就如同贾府默许乌进孝从中渔利，让乌进孝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高于普通农民，换取乌进孝可以更加卖力一样。
房租承担了这样的社会功能，自然居高不下。
(五)权威的态度
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都是依靠“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的态度，决定“看不见的手”的结果。
《卢瑟经济学》分析过，暴力是一切交易的基础，可以否定任何交易的结果。任何交易结果，都是暴力支持的交易结果。暴利的背后，都有暴力的黑手。暴利的剥削都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密不可分。
阶级社会的权威暴力，维护社会金字塔顶尖统治阶级的利益，体现金字塔尖的意志，对这种以土地为媒介的财富的汇聚采取默许、纵容、支持的态度，甚至积极推动。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土地剥削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暴力的作用：
贵族圈占公地，农民无法谋生的时候，或者，农民陷入债务危机，要拍卖土地抵债或者被剥夺作为抵押品的土地的时候，如果权威暴力站在农民这一边，农民就不必背井离乡。权威暴力显然不站在农民这一边。
农民进入城市，无家可归，向城市房东高价租赁猪圈落脚，成为房客的时候，如果权威暴力不支持房东的要求，房客就可能拒付猪圈的房租。
在密尔沃基，房东经常对房客使用驱逐令(Eviction notice)。如果房客不主动搬离，带枪的执法人员就会登场。在执法人员的授权下，搬家公司把房客的东西扔到大街上，或者，搬进计时收费的库房。大多数情况下，房客都无力支付库房的保管费，赎回那些本来属于自己，被搬进库房封存的财物。执法人员对房东的驱逐要求，有求必应，房客对房东，处于绝对的劣势。
这时有人可能会说，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权威暴力保护私有产权获得房东和房客约定的房租，天经地义。如果想反驳这样的观点，其实一点不难。现有的私有产权的来源，不过是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一次暴力洗牌的结果，谈何天经地义?不限制私有产权，还会周期性洗牌。所以，天经地义的是周期性的暴力参与的财富洗牌，而不是上次暴力参与的财富洗牌的结果。
《扫地出门》之中，房东谢伦娜的20、30套房产也不过是华尔街制造的经济危机的受害者的失去的财产。这些人被金融资本欺骗买入自己无力支持房产，最终失去一切，一贫如洗。谢伦娜则趁机捡了便宜，顺便为华尔街提供利润。
《大空头》之中，那位有五套房的脱衣舞娘，十有八九是保不住自己的房产的，她的房产哪里去了?可想而知。
如果觉得这样的方式比较激进，那么还有其他方案。权威暴力可以不直接触动房东的利益，一样能解决住房问题。
恩格斯的时代，权威暴力在大规模拆迁，建设百货商场、广场、公园、剧院、火车站、地铁、下水道、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医院、动物园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却很少在贫困人口急需的住宅方面增加支出。被拆迁的房东获得巨额补偿，无家可归的房客却没有任何补偿。被撵出来的房客，只能从一个贫民窟，被撵到另一个贫民窟，顺带推高贫民窟的房租和房价。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敷设了新街道，修建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拆除和改良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虽然从那时以来卫生警察的监督已经加强，却还有许多街区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然而，由于城市的巨大扩展，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所以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已经同从前最声名狼籍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各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污点。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地基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水灾，因为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们的大城市中筑有堤堰的河流总是一年比一年招来更大的水灾。那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繁荣。
如果权威暴力能拿出同样的力度建设廉价住宅，那么住宅问题也将不成为问题。
不过，权威暴力在有利于减轻社会底层的支出方面，一贯极度吝啬。
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一些什么，最好的证明是看那笔曾使普鲁士国家机构再度暂时在社会面前保持其独立性的法国数十亿赔款的用途。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是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根本没有。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赔款就很快地照旧挥霍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尽管同奥地利举行了几次施梯伯会议，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他在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
显然，如果权威暴力增加在住宅方面的支出，必然能极大减轻社会底层的负担，但是无疑也会减少统治阶级的地租收入。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不触动直接利益，触动间接利益也不行，只要触动利益就不行!
大规模增加廉价住宅供应的建设方案，虽然不会触动房东现有的房产，但是也会触动他们的现金流收入，必然胎死腹中。有钱扩军备战，没钱改善底层生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因为扩军备战可以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攫取境外的利益，镇压无产者反抗，改善底层的生活则必然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革命，大资产阶级夺权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人人平等，更不是为了大资产阶级自我约束，而是为了夺过权威暴力，掌握最高分配权，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并谋求更大的利益。所以，单个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代表资本家集体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也必然不愿意做。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合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的资本家即使对住宅缺乏的现象感到遗憾，也不大愿意哪怕稍微在表面上掩饰一下由此产生的极坏的后果，那末，总合的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
具体到美国，《扫地出门》之中密尔沃基的例子，高房租有利于增加华尔街的利润，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调动房东的积极性。当地政府难道会主动断了华尔街的财路，断了自己的财政收入，让房东们改行，毁灭金融资本统治社会的基层触角吗?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密尔沃基的公租房数量稀少，条件苛刻，从排队申请到获准入住的时间遥遥无期——按照《扫地出门》中的说法，单身母亲怀抱幼儿时申请入住公租房，最终入住时已经有资格当奶奶了。
土地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是权威暴力保护和支持下，一部分人以土地为媒介剥夺另一部分人。
社会中下层希望通过平等交易，购买土地所有权，摆脱不利的经济地位，甚至收割金字塔尖是痴心妄想。阿凡提买树荫，巴依老爷卖树荫，阿凡提利用树荫收割巴依老爷，只能存在动画里。现实之中，一旦巴依老爷发现交易结果对自己不利，马上就会修改游戏规则，法官也必然会照顾巴依老爷的利益。即使阿凡提提起诉讼，要求巴依老爷赔偿树荫的损失，法官也不会支持阿凡提的要求。记住，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解放阿凡提和他的亲朋的，不是阿凡提的机智，而是解放军的步枪!
《扫地出门》的作者甚至不能公开建议由政府大规模兴建住宅，解决住房问题，而是建议由纳税人的税款为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提供租房券。但是，作者自己在书中也明确承认，租房券推高房租，增加房东的利润和纳税人的负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不是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不能点穿，只能给读者留下似是而非的建议，让读者自己思考。
(六)善财难舍
资本和无产者的博弈之中，无产者天然处于劣势。如果权威暴力不介入，仅仅维持“公平”交易的秩序，那么最终必然形成金字塔形社会。如果权威暴力不支持无产者，而是站在资本那一边，偏袒资本，那么形成金字塔形社会的速度会更快。
历史上，土地(房价、房租)的下跌，如果不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乱、饥荒、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一般都有政治原因，比如为了动员、争取社会大多数人。
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谁能真正动员底层，谁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怎么鼓动大家支持自己，鼓励自己的士兵奋勇向前?赏呗。
秦国推行了无功不爵的制度，扫平六国。首级首级，斩首一枚，加封一级!明代的奖赏是世袭军职。比如，谁能先登，封世袭锦衣卫百户，实缺!
但是爵位永远是有限的。太平天国后期，湘军之中，遍地红顶子。顶子泛滥，缺儿不够。有顶子没缺儿，屁用也没有。所以，那时红顶子就不如“抢钱、抢粮、抢娘们”实惠。如果人口密集，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控制了地盘，自然不缺钱、粮、娘们。
抢了地盘就要分，每人分一块地盘，皆大欢喜。
如果不考虑奴隶社会给奴隶恢复人身自由的话，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动员社会中下层的最有效手段，没有之一。
格拉古兄弟要在罗马搞土改，很受底层欢迎，结果被贵族们做掉了。
古罗马时代，为了吸引城市贫民参军，一般在士兵退伍后，每人免费分给一块土地。退伍的士兵，成为自耕农，自给自足。这些土地，大多位于罗马新征服的边疆地区，退伍老兵们在此耕作，相当于屯田，戍卫罗马的边疆。
类似的事情，美国也干过。
南北战争的时候，联邦政府通过《宅地法》，凡是美国公民，都有权在西部获得一块面积适当的土地。老乡们，参军吧!加入联邦军吧!打赢了，有土地分!
宅地法是美国政府1862年颁布的土地法。是美国南北战争第二年由林肯总统签署的关于西部土地分配的法令。亦有译为“份地法”或“移居法”的。是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的重要法令之一。法令规定，从1863年1月1日起，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公民，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1英亩=0.40公顷)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就可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项宅地的所有者。《宅地法》还规定一项折偿条款，即如果登记人提出优先购买的申请，可于6个月后，以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购买之。据统计，依据《宅地法》及其补充法令，联邦政府到1950年有2.5亿英亩土地授予移民。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对西部土地实行国有化，并决定按地段分块出售，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偿还国债和满足土地投机者的要求。但出售土地单位面积大、价格高，西部移民无力购买，因而展开了长期争取无偿分配土地的斗争。由于南部奴隶主的阻挠，直到内战前，无偿授予移民土地的法案均被参议院否决。
老乡们，参加联邦军可以分到土地!!记住，南方奴隶主反对分西部的土地，他们赢了，你们的土地就没了!!现在，他们要回来，要当还乡团，要夺走你们的土地!!你们说，怎么办?!!打倒他们，好不好啊!!!
就是美国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美国版的“打土豪，分田地”实际效果，那叫一个好：
《宅地法》的实施也鼓舞了西部农民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斗争，遏制了奴隶制种植园向西扩展。在南北战争中，西部农民为联邦军队输送了半数以上的士兵，并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对北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终于分地了，老乡欢呼雀跃，全力支前。
某种意义上讲，南北战争和淮海战役一样，都是“小推车推出来”的。
如果不是为了打赢南北战争，联邦政府是否会大规模分地?不好说。毕竟，土地是收割机，如果再联合了金融就是超级收割机。有这台超级收割机，割韭菜极其顺手，爽得不要不要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美国经济史，看看美国大资本当年怎么在政府的支持下，使用金融手段，搞土地投机，积累原始资本的。可想而知，分了田地，毁了这台收割机，大资本会多么肉疼。
为大资本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府，为大资本敛财服务，善财难舍。能主动舍财的原因，无非是不舍财就有垮台的风险，如果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垮台了，大种植园主掌权，财产重新洗牌，也不是自己的了。反过来，如果把大种植园主打服了，按在地上摩擦，就可以用关税收割大种植园主了，堤外损失堤内补。
南方大种植园主，怒不可遏：CNMD，联邦政府居然放这种大招出来!
想让底层改善生活，一点不难，但是那样显然会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到随时可能垮台的紧要关头，或者有巨大利益诱惑，统治阶级绝不会主动关闭收割机。所以，实不为也，非不能也。
类似的事情，上个世纪还发生过一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大资产阶级吓得够呛，全世界无产者迎来了74年的旺运。
巴黎公社曾经把法国和普鲁士吓得不轻，但是毕竟昙花一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可是动真格的。先是德国基尔水兵和奥匈士兵有样学样，发生哗变，然后是干涉军内部马列主义迅速传播，军心不稳，干涉军为了不步沙俄、德国和奥匈的后尘，被迫停止干涉。
帝国主义国家与苏俄(苏联)，先是经济封锁+军事对抗，后是联手对付法西斯瓜分世界，然后又是经济封锁+军事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大资产阶级有必要出血，安抚社会中下层。所以，一面是军事对抗，一面是发达国家无产者的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竞争不仅发生在军事领域，也发生在民生领域。资本主义(列强、美帝)、社会主义(苏联、苏修)两大阵营在各个方面展示社会制度优越性，争取民心。
当年，为了证明本国制度的优越性，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过精彩的厨房辩论。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进来说)：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尼克松：谈谈我们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
赫鲁晓夫的时代，虽然苏联已经走上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并不影响冷战双方展开竞争、争取人心。于是，苏联那边大盖火柴盒住宅，美国这边让劳动者实现中产梦。那时是铁幕两侧各工业国劳动者最滋润的年代。
外部压力增大，统治者需要拉拢被统治者，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轻剥削。于是，被统治者的生活改善了，包括房价、房租在内的各种剥削水平就都下来了。外部压力没了，风险过去了，统治者不需要拉拢被统治者了，包括房价、房租剥削水平自然就重新上去了。
苏联解体以后，外来的威胁消失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资本放心大胆地收割中下层。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迅速从枣核形向金字塔型甚至倒图钉型转型。
2011年，因为不满华尔街制造次贷危机，多数人在次贷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美国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全力救援华尔街，华尔街继续发放巨额奖金，在次贷危机中受害的社会底层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最终仍被镇压下去。
如果苏联还在，苏联会怎么利用这次事件?这次事件还会这样容易被镇压下去吗?
反过来，华尔街是否还敢这样贪得无厌，肆意妄为?美国政府是否还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薅羊毛，劫贫济富，劫中济富?可以想象，华尔街和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比较收敛，不敢激发占领华尔街事件。
房价、房租也是如此。毕竟，房价、房租，与操纵股市、金融欺诈、针对中下层的税收、大宗商品通货膨胀等诸多手段一样，都是针对中下层的收割手段之一。
所以，近2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房价、房租上涨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苏联解体了，统治阶级肆意压榨，没有任何顾虑了。
苏联存在得太久了，以至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下层忘记了资本的本来面目，以为自己生活改善是天经地义，社会主义是灾难，资本主义是希望，历史即将终结，资本主义通往永恒的幸福。苏联解体以后，没有外来威胁，资本逐渐恢复常态，露出本来面目，这些人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不配姓资。
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巴黎人民给世界无产者带了一个头，让大资产阶级知道了社会底层的不满。如果美国人民，能像巴黎人民学习，再次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示无产者的力量，震撼金融资本，让他们有戒惧之心，那么美国的房价、房租的下降也不是不可能的。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补充阅读：1、恩格斯时代劳动者的居住条件：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个良好的后果：把公众注意转移到对一切卫生法的显然嘲弄上，那里的人们当着城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面忍受这种嘲弄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篇犀利的文章，还没有充分揭露出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几处地下室的可耻状态。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其中所引用的一切消息，并声明说：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些说，它们本来就不应当作为人们的住宅。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在这些房屋上面，布鲁克街最低处的铁道高架桥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决不会料想到在他脚下深深的洞穴中还住着称为人的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能接近它的只是那些迫于贫穷不得不在其墓冢似的幽闭环境中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被堤岸所挡住的通常停滞不动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它的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污水管中令人呕吐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这就是每次河水泛滥所留下的纪念……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窒还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会不再住人，或者会有卫生委员会的人在把那发臭气的墙壁加以洗刷和消毒。可是相反，我们竟看见一个理发师的地下室中有一个人正在……用铁铲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他叫我们到更下边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作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这样我们最后就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是爱尔兰的女子，她正在洗一大堆衣物。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夫——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六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木片。据这个人讲，他每两月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才能使这个房子没有不可忍受的臭气……在我们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个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个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在几分钟之后也一定会呕吐起来……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女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弄得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这个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个简直无可奈何的印象。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的一个复本——也许是稍微夸大的复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是应负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是允许住人，那末，卫生委员会所负责任的严重性，以及威胁邻近地区的传染病的危险性，就简直不用说了。”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导师恩格斯的作品
3、《论住宅问题》还是恩格斯的作品
4、《卢瑟经济学》之《财富之母》、《元要素》两小节
5、《纸牌大厦》之第15章《贫民窟中的银山：住房问题》
第16章《自然的权利：土地问题的实质》
6、《扫地出门》 【美】马修•德斯蒙德
7、《我在底层的生活》【美】芭芭拉•艾伦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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