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想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没想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等尼赫鲁回过神来，新中国已牢牢地将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海两岸，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验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之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的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升。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斯大林知道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即将确立，1952年9月，他对周恩来说：“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随后，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东南亚国家也对新中国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种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大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战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太不通政略”。
历史进入20世纪，这时的“关外问题”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但它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从外部看，是控制秦晋地区和东北平原。历史上，二者居其一，多有胜算，若东西二者全得者，则稳操中原胜券。1945年4月下旬，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毛泽东对“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入朝作战，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说斯大林将“中国拖入战场”更是不符合事实。
基辛格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关注东北亚的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隋炀帝、唐太宗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安全界限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定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这里有的同志会说：东海直抵华北平原，1840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中国的，难道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之于中国安全要比东海更重要?
的确如此。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但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从海上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因而从这里的入侵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东北亚则不同，从朝鲜半岛西进就是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制造和持续跟进。有了源源不断的装备跟进——而这些在海上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长期的地区性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并由此导致中国的分裂或覆灭。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14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是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据此观察，中国甘肃、云南和东三省对中国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义。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总结了抗美援朝的意义，第一条就是：
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的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还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拣软的捏”。就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后两天(10月27日)，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为什么对美国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钊“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同意于1953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双方发表了联合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的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签署和约时为止。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斗争下，苏联最终完全让步。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已经日趋巩固和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决定苏联军队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基地交还中国。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直至2013年还有人撰文说“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一，毛泽东并没有“发动朝鲜战争”，发动朝鲜战争的是决意要越过“三八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联军;面对美国的骄横，毛泽东只是在朝鲜同志的请求下毅然启动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决定。与美国在韩国不同，停战后中国没有在朝鲜留下一兵一卒。
第二，说毛泽东认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这当然更不符合事实。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基辛格，据基辛格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提起朝鲜战争，据基辛格记录：
【毛泽东：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说是中国侵略朝鲜。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对，所以跟你没有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可是决议并没有取消。我现在还戴着这顶“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问：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修改这项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用改。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不过，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
基辛格：我想还是你公开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历史上正确无误。】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临终前关于朝鲜战争最后并明确要求公开的最终结论性的看法。盖棺定论。人一生会说各种各样的话，表各种各样的态，甚至发各式各样的牢骚，但若要对其定性，当以作者最终和愿意正式公开的表态为准。显然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当以临终前表态并要求正式向全世界公开的为准。若此，前引有些人所谓“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的判断显然与毛泽东的本意不符。毛泽东至死都认为抗美援朝“无上荣耀，好，好得很”。毛泽东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会见基辛格，要求他帮着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2011年，已至88岁高龄的基辛格在当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披露并证实了这段谈话的真实性，没有辜负毛泽东生前的嘱托。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去，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建立不久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新中国北面边境安全带来的新问题，而且还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由此与新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据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在访问中国结束并要“离开中国时，毛泽东在告别时向他伸小拇指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蒙古。”
但东北的事并未到此结束。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斯大林的东西”在这里就是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攫取，通过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加给中国，并最终为毛泽东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期基本收回的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占领大连、旅顺的“权利”。极而言之，“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说：“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不仅如此，1952年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还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予以婉转拒绝。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以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连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做法有些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像并列挂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笔者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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