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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管虎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中生代导演。
2014年,他拍摄的《老炮儿》触及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
晚近三十多年生长起来的官产学媒等主流精英,由于堕落和腐败而丧失了道德权威,不能充当社会文化上的“父亲”,以至于年轻一代不得不面对“认贼作父”的窘境。
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缺位,意味着一个社会“无君无父”,有点不稳定了。
这次管虎拍摄《800》,浓墨重彩地表现国军英雄,从广义的角度上说,也是一种寻找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行为,而《800》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议,当然是因为“找错了爹”。
“认贼作父”是尴尬的,认曾经的手下败将为父,就更是有点无厘头,乃至下贱了。
考虑到管虎导演本人的父亲管宗祥老爷子是老八路,全程参加了解放战争,也可以说曾经为了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这件事就尤其显得具有黑色幽默效果。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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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虎导演自己说法,他是要表现“普通一兵、明知必败之事,仍抱定必死之心、作为种子唤醒了更多的同胞”。
果能如此,那当然是不错的。遗憾的是,管虎还是没有把握好这个题材,他驾驭不了自己设想的主题,最终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为什么呢?因为“必败”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日军的暂时强大;
第二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反动与落后。
但在《800》当中,管虎只对第一个原因有所揭示,但对第二个原因,却通过相当“燃爆”的“血肉护旗”桥段,予以了遮蔽和美化。
要知道,在抗战期间,由于国军的连续溃败,这面青天白日旗并不是胜利的象征,也不能代表民族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并且,托庇于日军卵翼之下的汪精卫伪政权,使用的也是这面旗帜。
这面旗帜斑驳陆离,实在是太脏了。
管虎如果真的想表现他所设想的主题,完全可以不要这个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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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实的历史来看,谢晋元率领所部撤入四行仓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带这面旗帜,可见他们对这面旗帜的感情,远不如今天大陆的“民国范儿”知识精英。
国军士兵基本都是受压迫最深重的农民,这面旗帜代表了压迫他们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也许士兵们并没有从理论上达到如此的认识深度,但经验和感觉是不会错的。
后来,女童子军杨惠敏刚好送来一面“国旗”(是自发送来的,并非应谢晋元要求),因为四行仓库靠近英租界又形成“围观”效应,所以他们才在楼顶升起了这面旗帜,但冒着日本飞机扫射,以血肉之躯护旗的情节,则是真没有。
《800》中以“血肉金字塔”护旗的场面,直接来自1975年的台湾电影《八百壮士》;而《八百壮士》之所以虚构这一桥段,又是因为蒋经国面对风雨飘摇的“外交”局面要强调其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管虎没有理清这其中的脉络就东施效颦,终于导致“技术原因”,这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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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管虎要表现其设定的主题,即“普通一兵、明知必败之事,仍抱定必死之心、作为种子唤醒了更多的同胞”,有一个远比台湾版的《八百壮士》更值得借鉴的模版,那就是1987年上映的《京都球侠》。
《京都球侠》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由谢洪导演,曹鸿翔、李新编剧,张丰毅、宝丽娜·拉芳主演。
该片讲述了在清朝末年,由底层中国人自发组织的足球队“青龙队”与来自西方列强的球员组成的“西洋队”展开一场攸关民族自尊的足球比赛的故事。
这部电影后来被周星驰的《少林足球》直接模仿,但周星驰仅得其形,未得其髓。
《京东球侠》被称为喜剧,实际却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其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是——
由民间底层各怀绝技的爱国人士组成的“青龙队”最终在球场上战胜了人高马大的“西洋队”,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奖杯、不是欢呼,更不是鲜花,而是刑场——他们被害怕洋人的清廷下令一律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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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命运,其实颇似“京都球侠”。
一开始,他们就被蒋介石置于必死之地,打一场必败的战斗,目的仅仅是为了蒋的面子。
待到租界洋人发出叫停的信号后,他们不旋踵又被蒋介石出卖,不得不停止战斗,被缴械、被监禁、被俘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甚至还不如“京都球侠”。当“青龙队”占了上风之后,德太监一直暗示“球侠”输球或停止比赛,他们也明知赢球会被德太监处斩,但还是拒绝了。
顺便岔开说一句,蒋介石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特别喜欢部下为他战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领袖人格”的魅力,他也才有机会抚柩大恸,做一篇声情并茂的演讲。
所以,1954年当他听到追随他一生的爱将汤恩伯病死在日本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难过,反而不阴不阳地说,他这样多活了几年有啥意思,还不如几年前守上海的时候战死。
这一次,蒋介石原本是想让孙元良和整个88师都死在闸北,但孙元良是一个比泥鳅还滑溜的将军,他才不上这个当呢,所以就只留下谢晋元带领一个营稍多一点的兵力守四行仓库,搪塞一下“校长”,自己则溜向南京。
继续说“八百壮士”。
最令人感到齿冷的是,1942年,有20多名“壮士”历尽千难万险逃出日军魔爪到了重庆,要求重新入伍,居然被拒绝。如此刻薄寡恩,表明蒋介石也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爱国热情”。
而那位曾经冒死送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因为和当时正在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姘居的影星胡蝶发生矛盾,就被严刑拷打,还被关进了著名的渣滓洞,直到戴笠死后才获释。
如果《800》能够像《京都球侠》那样表现“壮士”们的悲剧性命运,揭示“必败”的另一重原因,那不是比如今肤浅的“正面刚”要有意义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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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对影片《800》的批评,有人就说,我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些人”,即“八百壮士”。
这是造谣!
“八百壮士”得到过毛主席和习近平等党的领袖的肯定,壮士们在四行仓库的战斗中也确实表现了愿意为国牺牲的勇气,我始终对他们心存敬意。
我反对的,仅仅是类似《八百壮士》(台湾版)和《800》这样的作品,以表现他们的牺牲为名,行美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以及遮蔽国军腐败无能之实。
“八百壮士”已经为民族做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做的事,做为后人,我们应该给他们真实的尊重,而不应该利用他们——这是我最想对管虎导演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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