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陈寅恪，同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名人。一位是科学家，一位是人文学家，都是负有盛名的“大知识分子”。
钱学森虽小陈寅恪21岁，两人经历颇多相似之处：同是民国知识分子;同有出洋留学的背景;同是学成回国的爱国者;同都最终工作、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两者的最大共同点就是：都是爱国者。
前者，1950年因要求返回祖国，遭受美国政府的政治迫害，历经长达五年的软禁、折磨而不屈，1955年终于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用12名被俘美军飞行员换回;后者，1942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香港时期，毅然拒绝日本当局高薪聘请、不接受要他办东方文学院的委任，顶住要他当汉奸的压力，后进入内地，再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一句话，在外敌面前，两位都表现了作为大写“中国人”的崇高民族气节。
1948年12月，蒋介石集团决定逃往台湾，搞了一个“抢救学人”的活动，派专机把陈寅恪等人接到了南京，后再转广州;最后，陈终于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或香港的安排，留在了大陆，任教广州岭南大学。后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终身为中山大学教授。1969年10月病逝于心力衰竭，享年79岁。
党和政府尊重陈寅恪这位爱国学者，一直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加以善待。陈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中央有关领导人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都先后去看望过他。1957年省委书记陶铸还亲自关心他的眼疾治疗，为他配了助手。他的右腿骨折，又给他派专职护士轮班照顾。胡乔木还关心过他著作的出版。
终陈寅恪一生，一直从事高校文史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著述十余种。主要的有《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总计二百余万字。估计由于健康原因，他在1949年以后的著述，仅只《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两本。
钱学森回国后，一直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领导研制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为发展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评论人物，无疑应以业绩、贡献论英雄，而不是靠“胡吹”的虚名。
平心而论，钱、陈二人，陈寅恪的著名度远不能与钱学森相比。钱学森是我国火箭、导弹之父，他的成就尽人皆知，自不必赘述。而陈寅恪，即使是在史学界，不过是一位“老教授”而已，尤其不为年轻一代学人所熟悉。为什么?因为史学界多以学术著述论高下。随便举几个历史学家，哪一个的成就不在陈寅恪之上?仅举与其同时代的几个：
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有甲骨文方面的专长，有《青铜时代》，有《十批判书》，有《中国史稿》等大量著述;范文澜有《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简编》等专著;翦伯赞也有《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等著述┄┄。
反观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没有写过通史，也没有写过断代史，其《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过是其长年授课讲稿，充其量不过是个“专题史”，基本上是史料堆积。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他仅写了一部书评《论再生缘》(系文学评论著作，同史学根本挨不上边);另外，为妓女立了一个传《柳如是别传》，仅此而已。(且是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的!)即使是他的三本最主要的历史学术著作——“唐史三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亦非什么史学界公认高质量的“权威”著作。仅被同校另一位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岑长陈四岁，1948年起同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61年病逝。岑氏留下《隋唐史》等专著达19种，论文200篇，共计近1000多万字，堪称“著作等身”!)提出的质疑、商榷之处就达七、八十处之多!
笔者在此丝毫没有贬陈之意，仅是秉笔直书罢了。事实上，对钱、陈两位爱国者，笔者与所有同胞一样，都是予以高度认同与尊重的。
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精英们突然刮起了一股“风”：大捧历史学家陈寅恪;痛贬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对陈寅恪，各路精英(大多不是历史学者)可谓好评如潮：“空前绝后的国学大师”、“一代宗师”，“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一座丰碑”，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也有称其为“近三百年来一人”，更有称颂为“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学术领域“大人物”(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高度赞扬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吹捧他是传承中华文化“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魂”;“黑暗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一句话，陈寅恪已成了右派们顶礼膜拜、纯金足赤，最具高尚道德、人品、气节的“完人”!
对钱学森，右派们竭尽污蔑、贬斥之能事：“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大跃进“亩产万斤粮”幻梦理论炮制者;说他为1969年“东方红号”卫星设置《东方红》音乐，是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推手;是“助纣为虐的帮凶”(辛子陵攻击：“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领袖”，“钱学森所从事的导弹研制项目”，在饥馑年代，“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须知是3755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357页)。
《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专栏作家苏小和认为：钱学森“仅仅是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这距离一名卓越的科学家相距太远”，“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他甚至否定钱归国的爱国行为，认为这只是其出于对父亲的一份孝心想回国探亲未成，“不幸卷入了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之中。美国抛弃了他，他别无选择，只能丢下自己的研究事业，回到中国。”最后，“丢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成了“一条丧家之犬”!其用词之刻薄，何其毒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呢?
说到底，是因为钱学森与陈寅恪，现在已不再是两位“个人”;他们已成为从“旧社会”转到“新社会”中国知识分子两类不同表现的“典型”：
前一种，彻底改造原有的世界观，能真正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立场转到工农大众的立场上来，他们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钱学森就是他们的代表(包括邓稼先等);
后一种，不愿改变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坚持原先的固有立场，陈寅恪就是他们的代表，并最终成了反共右派的偶像。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到：“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
钱学森由于亲身感受过美帝国主义的迫害，彻底看透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所谓“人道”、“人权”的虚伪性，回国以后，决心投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怀抱，实心实意地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战。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他不仅努力工作，为中国的科技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更在政治上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自觉地把自己从“精神贵族”地位，主动下降为普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一员。他上交了自己的祖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成为一名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毛主席赞称钱为“人民科学家”!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在那政治黑浪翻滚的日子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子里，在中华大地重现“四一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反毛、反共逆流汹涌一时的日子里，在毛泽东思想的不肖子孙们改弦更张的日子里，正是钱学森坚持认为：公有制和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他旗帜鲜明坚定地说：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转引自巩献田：《钱老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同钱学森相反，陈寅恪不愿改变自己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不愿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工农劳动大众，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共产党、劳动人民“坐天下”的现实。凭着共产党善待“爱国学者”的政策，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共和国最高级别教授的待遇，住着中山大学校园里最好的两层小楼(周围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环境优越，据说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比)，但想到的仍是个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不惜化去十年时间，去写那么一本基本上有人想看、却没人看得下去、最后被丢弃的《柳如是别传》了!(《别传》堪称集资料堆积、八股文体、繁琐哲学、脱离现实、自以为是、不知所云之大成的典范。读者不信，不妨找来一读试试)
正是陈寅恪矛盾的“遗民”心态，他的“遗著”终于被右派精英们看上了。陈寅恪的“遗民气节”很快被反共右派“发掘”出来，于是他被当作与钱学森相对立的知识分子代表，被当作“宝贝”而大肆吹捧起来。这才刮起一股“捧陈贬钱”的妖风。
1982年，香港学者余英时首先发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其文认为：
1948年后到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对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的悔恨。
此论一出，内地的右派精英们就此大做文章。他们完全无视20余年党和政府对陈的善待事实，大肆渲染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陈在运动初期确实遭到了批判，但实际情况是他因腿残，故连一次“批判会”也没有出席过)。于是陈寅恪的形象就愈来愈“伟光正”;毛泽东的“罪恶”也就越来越罄竹难书了!
1995年，南方作者陆键东趁势出版了热门著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更是煽情地将陈寅恪推上了“神坛”：
把“毕生养尊处优的陈寅恪，刻意塑造成一个时乖运蹇的悲情人物”;
把一位原先“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捧为成了“今天的文化偶像”;
“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风助势，势乘风。一时间，“陆著”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也成了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
就这样，陈寅恪被吹捧成“学贯中西，能运用数十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是一位“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的学术“大师”。
很可惜，“陈寅恪神话”后来竟被一位认真做学问的“80后”、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后辈所揭穿。这位后来主要从事翻译专业的学者李继宏，终于发现陈寅恪终生没有任何译著，只发表过两篇英文小文，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与《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的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两篇文章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且属于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有多高的外文水平与学术价值，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最多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一名普通大学生。更何况在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一文中，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曾经被某些精英吹成陈寅恪掌握20余种、甚至30几种外语，“学贯中西”的偶像顷刻崩塌!
不过这不要紧，因为精英们看重的是陈寅恪的“气节”，即所谓他提出与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穿了，就是与共产党的“不合作”精神——那才是最重要的，这与多高的外语水平和学问无关!
那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没有!
陈寅恪的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过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幻觉”罢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上的任何思想、观念，无不都是社会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
《共产党宣言》说得精辟：“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如果个人思想是符合时代的统治思想的，你当然是“自由的”;但正因为它是符合统治阶级思想的，这种“自由思想”也就不可能是“独立精神”。反之，凡是个人思想是不符合时代的统治思想的，它就会受到遏制，就不可能是“自由的”;既然受到了遏制，无从表现，“独立精神”同样也不复存在。
毛泽东讲得彻底：“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非此即彼。
精英们拼命拔高陈寅恪的所谓“遗民气节”，一再鼓吹他在1953年不接受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的聘请，是与当局“不合作”的“气节”表现。实在是言过其实。
何谓“气节”?“气节”是指一个人的志气与节操 。它要求一个人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认定的崇高的人生理念，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品格。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旦明白了真理，当晚死亦无憾。体现了一个人对真理、信仰的追求，也就是“殉道”精神。一个人要真正做到坚持真理与信仰，用孟子的话来说，就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上述儒家圣人对“气节”的定义，陈寅恪究竟符合吗?
其实，反毛、反共右派们拼命把陈捧成为具有高贵“气节”的中华文明的“卫道士”，最终不是美化了这位大教授;反而是大大地羞辱了他!因为，即使是在文革挨批时期，陈寅恪也一再在向人们表白：他是“拥护共产党的”!
陈寅恪辜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他的善待。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本来是可以更为有所作为的，可以留下一些更有意义的史学著作，个人精神上也可以更为愉悦与幸福。可是，实际上他因不愿意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留恋过去的“精神贵族”地位，不愿意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只能是自找烦恼，落得个陷入一种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遗民心态”之中!
形容陈寅恪用“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写就的《柳如是别传》，原名为《钱柳诗笺证》，其实主要是讲明末东林党首领、礼部侍郎钱谦益的。东林党人最讲“华夷之别”与民族“气节”，可是清兵入关，钱不仅不能“以死明志”，反而降清为官;后因降不得志，再辞官回乡，与名妓柳如是共度老夫少妻的晚年。据说他们暗里又支持反清复明，钱被乾隆帝在《清史》中打入“贰臣传”。
陈寅恪投入了全部情感，写了钱柳二人，不能说思想上与他们没有共鸣。说陈具有“遗民”心态，实不为过。
把一个为在历经百年苦难“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服务、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贬斥为“丧家之犬”;反把一个对留恋旧剥削制度，不愿跟随时代前进的陈寅恪奉为今天的“文化偶像”、“民族魂”，如此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吗?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是当今右派精英们的真实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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